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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涛:经史教育与现代大学

更新时间:2015-10-10 22:17:53
作者: 洪涛  

   关于现代大学的性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以为大学之宗旨在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故而所谓“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大学是培养君子的;一种以为大学之宗旨在于为社会培训高素质之劳动力,大学是为人才市场或劳动力市场提供人才或劳动力之高端产品的,故而所谓“大学”,就是“大众之学”,大学为民众成就为高素质之劳动力服务。这两种观点,一种可称之为古典式的大学观,一种可称之为现代式的大学观。古典式的大学观,偏向于把经典阅读作为教育之核心与基础,而现代式的观念则至少不会将经典阅读视作教育中主要的、甚至重要的方面。因此,大学是否需要经典教育,以及经典教育在大学教育中所占的分量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于大学的观念。

   1.大学的古今传统

   古典教育旨在使受教育者明了立身处世之道,而不仅仅是获得谋身之资,故而教育的基本形式是传承古圣贤之人生智慧,其基本方式便是对古代经典的阅读。现代教育旨在使受教育者能够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故而教育的基本方式在于学习对社会、对他人有用之知识,以使受教育者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才。当然,这两种方式并非完全互相排斥。无论在古代的,还是在现代的教育中,这两种方式其实都存在,只是轻重缓急有不同。立身之道也可成谋身之资,而谋身之资也内含了立身之道。

   中国现代大学初创之时,依然禀承了古典之教育理念,并没有放弃大学作为“大人之学”的理想。[1]梅贻琦在其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大学一解》一文中指出:“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2]建国之后,大学之创办虽具有强烈的实用取向,但大学毕业生却是天然的国家后备干部,毕业后吃皇粮,有级别,显见其觉悟应该是高于常人的,这是“大人之学”的传统的延续。[3]今日中学教育谈“素质”、大学教育谈“通识”,依然不忘教育之宗旨在于养成人之“立身”之道,都表明古今并未截然分离且对立。古依然在今之中,今并未能尽弃古。

   相反,20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科学,深受分析哲学、自然科学主义之影响,欲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尽弃古代学术精神,如于政治科学中废弃“思想史研究”、号称“政治哲学已死”等等,可谓将现代高等教育之实利主义倾向,发展到极至。然而,面临60年代西方社会、政治问题濒发之际,号称客观、中立、科学、务实之“行为主义”却束手无措,实效大违其初衷,于是才有了70年代“后行为主义”的产生及新公共行政运动之革命乃至政治哲学之复兴。盖人的、社会的现实问题、根本问题总牵涉文化与价值,而文化与价值又无法离开文化传统,那一心想袪除价值、忘记过去的实证社会科学,以为抽象走了现实与历史,便能达到科学所要求的量的精确性,其实恰恰是一种空洞无物的研究,根本无法面对真正的人的、社会的问题,可谓一意于谋求有用,结果却一无所用。这是只要对当代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的。

   古代所讲之教与学,固然特重立身之道的传承、学习与研究,然而,这样的教与学也并不离开寻常日用。立身本来就是大用。只是人实现自身之价值,与实现社会之价值有所不同。自身价值之实现的评判在于尽己之性,社会价值之实现的评判在于尽人之用,故有“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之分。然而,学若毫无谋身之用,作为社会机制、政治机制之“学”则难以长期存在,故而古代之学亦有谋身之用,而且,这样的“用”也是引人入学之方便法门。张之洞于废除科举之后,设计了一套学堂毕业生与科举功名相对应的制度,“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4],其原因亦在于此,当时尚无健全之人才市场,故而谋身之事不得不预为考虑。反之,今日之大学,固然着眼于市场之需求,但即便商战中之人士,亦不得不承认受教育的人总是要读一点柏拉图、读一点孔子的。虽然今日大学所培养的,不是“不器”之君子,但若纯粹而为“器”,恐怕也很少有人会心甘情愿的。

   2.经典教育为中国前现代高等教育之核心

   或许习于古今之对立,故往往是言今者必欲尽废古,言古者必欲尽废今。而今为趋新之世,若一提及古人之好处,辄疑为复古。这种任性的看法,无助于思考问题之深入。言古言今,均是为了今。古可以为今用,故而言古;而所言之古,亦为今人之所言。若欲尽弃古,则只能闭口不言,以手指点而已。

   现代社会制度之确立,在西方已四、五百年,在中国已近百年。现代制度之核心精神在于,这一社会建构是反思性的,故而它远比人类以往所有的社会构架都更富有弹性,更能承受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并且恰恰在这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中汲取其生命力。因此,如若对现代精神有所了解,便应有充分的自信,不必因为今中有古,便以为不纯,必欲尽去之而后快。

   梅贻琦曾说,若对西方大学作一探究,则知其本源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与之相似,现代中国之大学,尽管作为一种制度源于西方,然大学之精神亦可溯至孔子所开创的私学传统。中国古代之高等教育,自孔子之办学,至汉魏南北朝之精舍,至唐宋元明清之书院,其传统亦是渊源流长。现代大学之前身,直接地便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三百余年的书院。

   孔子之办学及后来的精舍、书院,都属私学传统。历朝历代皆有官学,而每逢战乱,官学往往难以为继,私学却不绝如缕、薪火相传,正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十七年》)。私学的“学统”与作为公共权力的“政统”颇相契合,而且这一绵延不绝之学统,正成为周期性循环而重建之王朝政治的基础。这一“学—政”之关系,是儒家政治极富特色之处。书院虽未入行政科层系统,且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行政权力裁制之外,[5]却常常为一地之“道统”、“学统”之核心。虽在元、明、清三代,书院受官府影响甚大,然至少在有明一代依然维持其独立之学统(虽不时受到朝廷之打击),清初一度加强对书院之控制,但至康乾嘉之后,书院精神再度有所复兴。

  

   书院精神之核心在于:做人为学俱当求其根本。反对徒务记览,反对辞章之学,反对利禄之学。故书院教学与研究之重心为儒家经史之学。明、清两代,书院虽大多课举业,但经史之学不废。至清之阮元、郭嵩焘等,亦主张专习经史之学。晚清之际,中国遭遇千年之变局,传统之教授系统面临危机。最初的现代学堂为入华传教士所办,然当时传教士所办之书院(如圣约翰书院等)也大多以讲读中西经典为主(西方经典实止《圣经》,中国经典即传统儒家经典)。1896年孙家鼐奉命创办现代新式学校(京师大学堂),宗旨尚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曰:“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6]张之洞于1898年春出版的《劝学篇》中明确提出“学堂之法”,第一条便是:“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7]其基本原则乃是:“不废中学,兼通西学”。张之洞在所创办的广雅、两湖等书院,均以习儒家经典为本,同时兼学西学之算学、地学等等。书院之科目大体分为四门:经、史、文、理。[8]科目的核心依然是“经史之学”。经为学术之渊源,史含时务与经济之学(经济附于史学,兼及舆地等)。[9]比照而论,现代大学实只两门:文与理。今天的“史学”为文献、史料之学,与古人所说的“史学”相去甚远。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改书院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10]戊戌变法失败后,改回书院。1901年9月14日,慈禧再改书院为学堂。[11]书院与学堂,前者专学中学不学西学,后者则兼学西文,[12]然都以经史之学为教育之基本。张之洞1903年《重订学堂章程折》曰:“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3]

   1912年1月25日,上任仅一周的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学堂改学校,小学废读经科,代之以手工科。[14]7月,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提出,普通教育废除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15]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明令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16]结束了两千年来以经史之学为核心的教育传统。虽其后康有为、严复、廖平等一再呼吁当在大学中独立设立经学一科,[17]且在威海卫的西人庄士敦亦于1913年11月号之《十九世纪杂志》上撰文,认为“四书、五经之于中国教育,犹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国教育,所谓布帛菽粟不可一日须臾离者也”[18],而1949年前后的蒙文通也说,“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19]然而,经学一科终究是被废除了。[20]

   正如蔡元培所说,《诗》之学入中文系,为古代文学之研究;《书》之学入历史或考古或古文字学;《礼》之学则入民俗与人类学;《易》之学则入哲学;《春秋》之学则入历史。胡适20世纪30年代撰文说:“儒家经典之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之外,皆系古史料而已,有何精义可作做人模范?我们在今日尽可挑出《论》、《孟》诸书,或整理成新式读本,或译成今日语言,使今人与后人知道儒家典型的来源,这是我很赞成的。其他《诗》则以文学眼光读之;《左传》与《书》与《仪礼》,则以历史材料读之,皆宜与其他文学历史同等齐观,方可容易了解。”[21]经学肢解后,原属经学的原典研究,分属文史哲各科。到20世纪30年代,经学、理学已被视作历史遗迹。[22]

   3.新与旧的关系

   现代社会每自我标榜为“新”。霍布斯、卢梭均强调现代与古代世界(包含中世纪)的断裂。但西方大学,因其由中世纪大学转来,学统绵延不绝,其除旧布新,是一渐进之过程。中国大学自诞生之日,便是因应了社会与国家的危机。学制之革命、教育之革命(从书院到学堂,从学堂到学校;从废科举到废经学科到1917年的废古文到1920年小学语文全面使用白话文,不过二十年),其变动之剧烈为世所罕见。其实,要求保存经学一科,不过是想保存中国古代学术之遗绪,存亡继绝而已,而这样的要求却甚难得到理解(可以相对照的是,在今天西方大学中依然可以看到古典学这一学科)。因此,与西方相比,现代中国与传统的断裂要剧烈得多,决绝得多。

不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者业已看到西式学堂的弊端。中国古代政治号称“专制”,但源于私学传统的书院却能在宋、元、明、清四代长存,且基本独立于国家教育制度之外。即便在元代之后很大程度上被官学化,依然保留了相当的学术独立性。清代对书院的控制最严,但一度成为江浙学术中心的先后曾任湖广、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的阮元所创立的诂经精舍,依然可以声言舍帖括之学,批科举制度。[23]书院的研究与教育,官府无法涉足。到了现代学堂,号称“除旧布新”,然“旧之敝无一而不承受……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其罪恶之总根,乃在挟教育为国家事业之一之名,而将教育行政之权扩大,使教育之本体,日日萎缩于行政之下……名曰政府提倡教育,其实乃将一切教育行政官吏化”,“几千年来自由研究的民主的教育机关,如今变成了一个小学堂”,传统的私人办学、自动的研究精神丧失殆尽。[24]现代学校之弊端尽显,人们转而又念及书院制度的种种好处。蔡元培也坦承“学校确有不及书院之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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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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