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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军锋:贵族·民主·自由——道德哲学家托克维尔

更新时间:2015-10-08 13:40:39
作者: 任军锋 (进入专栏)  
托克维尔力图使自己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他以一个科学观察者所具有的全部超然性,力图在贵族制与民主制之间保持智性的平衡; 对于新、旧两种社会,托克维尔既不是传统派,后者往往以祖辈的伟大和美德的捍卫者自居,认为一切新的观念都是恶的;他也不是现代派,后者常常以平等的倡导者自任,认为一切新的就是善的。托克维尔会对保守派说:民主社会虽然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将会大大减少,更符合正义,在新的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科学将不会特别突出,而无知将大为减少;情感将不会过于执拗,而行为将更加稳健;虽然还会有不良行为,但犯罪行为将大为减少。” 同样,托克维尔会对现代派说:贵族社会尽管有不平等和苦难,但那里有伟大的个人和伟大的行动,而且统治者和被治者各自的心灵均未败坏,在贵族社会,我们能够发现“强烈的激情、高尚的情操、虔诚的信仰和质朴的德行”。然而,贵族社会君主的权威被摧毁后,新的社会并未树立起法律的尊严,人们变得越来越相像,但也变得同样虚弱无力,彼此充满恐惧和嫉妒,人们蔑视权威,又惧怕权威,人的感情和思想的和谐正趋于瓦解,道德、良心对人的行为失去约束。举目四顾,人们期待的新社会依然置身于旧社会的残垣断壁之中:“穷人保存了祖辈的大部分偏见,而没有保存祖辈的信仰;他们保存了祖辈的无知,而没有保存祖辈的德行;他们以获利主义为行为的准则,但不懂得有关这一主义的科学,而且他们现在的利己主义同他们以前的献身精神一样,都是出于愚昧。” 在托克维尔看来,考察贵族社会的良善和邪恶是为了更清楚地发现民主社会的良善和邪恶,后者正是新社会的立法者们必须关注的,可见,托克维尔研究民主的目的不在于贬损民主,也不是为了维护民主,而是为了理解民主,理解其利弊得失,寻找兴利除弊的现实途径。因此,托克维尔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洞若观火,他告戒反动派,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他既拒绝进步主义又拒绝反动逆流,他“一方面谋求为民主制度所代表的这个新世界造福,另一方面又抵制它的充分展开。”

   托克维尔发现,民主社会取代贵族社会,是基督教世界正在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生活在两类社会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各自固有的美德和邪恶,“过去已经不再能为未来提供借鉴,精神正在步入黑暗的深渊。“ 社会民情的改变可谓天翻地覆,现代人已经不可能具有贵族社会的人们的美德,古、今之间的断裂无法弥平,力图从旧社会随意取舍以带入新世界实属枉然,“问题是不应当再保持身份的不平等给人们带来的那些特殊好处,而是应当确保平等可能为人们提供的新好处。……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看各国自己了。”

   2、从美国革命到法国革命:托克维尔的美-法(欧)视野

   以法国大革命和美利坚革命为表征的现代民主(平等)主义浪潮,在政治上一度将人类带向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轨道:在法国,旧秩序迅速崩溃,新秩序却迟迟无法确立,法国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动荡,诸如“人民主权”、“人权和公民权利”、“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曾经使法兰西人热血沸腾的现代平等主义政治原则,却未能在法国开花结果,法国陷入长期混乱的旋涡,在大革命后长达八十年的时间里,法兰西国家政体屡改屡错,法兰西文明几乎被逼入了绝境。然而,这些原则却最终在大洋对岸的北美开花结果:人民主权原则在那里得到了最彻底的实施,国家繁荣稳定,共和政体不是如欧洲那样践踏权利,而是作为权利的捍卫者。为此,托克维尔写道:“我们只应当研究我们要建立的共和国是一个动乱不已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永远康宁的共和国,是一个有条不紊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共和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共和国还是一个黩武好战共和国,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还是一个专横的共和国,是一个威胁财产和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承认和保护这种权利的共和国。” 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关涉到法国,而且对整个文明世界意义重大。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利坚国家对于法国乃至欧洲的意义只在于思想观念层面,他坦承自己并非要到美国寻求某种现成的可资效仿的模式,而是力图找到某种可资比较的因素。法国(欧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的法律制度,而是应当学习美国各项制度背后的原则,即“遵守纪律的原则,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真诚而至上地尊重权利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任何共和国所不可或缺的。

   《论美国的民主》表面是在写美国,但托克维尔无处不在关照法国,他时刻向法国人隔空喊话,揭示现代共和国的原理,探讨能使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托克维尔写到:“我自信,我在美国看到的超过了美国自身所持有的。我探讨的,除了民主本身的形象,还有它的意向、特性、偏见和激情。我想弄清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它如何和害怕它什么。” 发现一个民主革命接近成的国家如何避免这一革命可能造成的破坏力,寻找通过革命实现自由、和平、繁荣的现实途径,正是促使托克维尔暂时抛开法国而研究美国的核心动机。

   在《论美国的民主》“美国的行政分权的政治效果”一节中,托克维尔指出,美国的行政分权为公民参与政治,发挥自己主动性和创造力提供了现实条件,公民在参与地方治理中学会作为自由公民所应承担的责任,在参与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学会尊重法律的权威,“在美国,到处都使人感到有祖国的存在。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祖国是人人关心的对象。居民关心国家的每一项利益就象自己的利益一样。他们以国家的光荣而自豪,夸耀国家获得的成就,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成就有所贡献,感到自己随国家的兴旺而兴旺,并为从全国的繁荣中获得好处而自慰。” 在这里,托克维尔显然是在借用美国的行政分权的好处反衬法国的行政集权的害处。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托克维尔用了连续六章的篇幅讨论行政集权的危害,他指出,行政集权是旧制度的产物,在大革命后得以保存并巩固,它构成了大革命后政府不断更迭的重要原因,“旧君主制突然之间猛烈毁灭,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它也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场革命的主因之一。”

   在《论美国的民主》“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一章中,托克维尔列举了使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三项原因:即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通过比较,托克维尔认为,三大原因按照指导和调整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贡献可依次排序为:“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 然而,与此同时,托克维尔也清楚地发现,“除了美国人之外,世界上并没有本身不具备英裔美国人那样的优越自然条件,但却实行他们那样的法制和拥有他们那样的民情的国家。” 但他紧接着提醒法国人,美国的民主制度对那些自然条件不大有利的国家(如法国)并非没有借鉴作用,一个国家即便无法改变地理环境这一偶然或天赐的“命运”,但可以通过改变法制和调节民情弥补环境的不足,托氏特别提醒他的法国同胞,“不要放弃以法制和民情调整民主制度的希望。”

二、民主社会的两种形态

   既然民主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现代人要求平等的本能获得空前解放,那么,如何使这种本能推动下的民主巨浪不致冲垮河堤,席卷田舍?托克维尔“新政治科学”的使命即在于驯化这种狂野的本能,在《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托克维尔就民主时代立法家们所面临的首要任务这样写道:“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

   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是相对于以往的旧政治科学而言的,它并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关注政体的类型及其变迁的方式,既然社会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分野已被彻底打破,新政治科学的任务已经不是在各种政体形式之间做出选择,或异想天开建立所谓混合政府,而是在什么样的民主社会形态(即“民主的暴政”还是“民主的自由”)之间做出选择;这种新政治科学也不同于霍布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政治科学,后者将自我保存视为政治社会人们最为强烈的欲望,而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则认为人的自尊与自保同样重要,它关注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仅仅意味着免于刀剑、锁链的胁迫和强制,以及言论、出版、结社等保障自由的法制形式,它更加关注人的灵魂的自由:即摆脱泛滥的物欲、狭隘的自利、庸俗的趣味以及对由于对“专横当局”的长期依附而导致的精神萎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新政治科学的使命不在于重建贵族社会,而是在新的民主社会发掘自由。新政治科学是具有高度实践性的立法家的学问,其理想秩序并非建基于让人热血沸腾的精致观念,而是在现代民主社会的现实前提基础上探索实现“公民的自由联合”的可能,它接受现实但不安于现状,它用实践智慧引导理智智慧而不是相反,它对新社会的弊端有深切的洞察,对其未来有着深切的忧虑,但它提出的救治方案永远是修补性和建设性的。既然民主的惊涛骇浪已经不可逆转,现代民主社会是陷入民主的暴政还是走向民主的自由,正是托克维尔“新政治科学”所要面对的核心命题。

   1、民主的专制

   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的暴政集中表现为行政集权,美国人有幸得以避免,而法国人却长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区分了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所谓政治集权,即全国性的立法权和对外权的统一;而行政集权则是将本来属于纯粹地方性的事务统统收归中央,地方民众对地方事务没有任何决定权。如果说政治集权能够使一个国家保持足够凝聚力的必要步骤,那么行政集权则会使这个国家丧失活力,而随着权力的不断向中央上移,整个政治体将沦落为一个头重脚轻的“怪物”。在行政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在本质上害怕民众,惟恐民众围绕公共事务组织社团,彼此联合,认为人与人之间彼此隔绝是政府稳固的最可靠保障,因此总是竭力使人与人之间彼此隔绝。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人心的所有恶之中,专制最欢迎利己主义。只要被治者不互相爱护,专制者也容易原谅被治者不爱他。专制者不会请被治者来帮助他治理国家,只要被治者不想染指国家的领导工作,他就心满意足了。他颠倒黑白,把齐心协力创造共同繁荣的人称为乱民歹徒,把自顾自己的人名为善良公民。” 这样,最完美的平等和相似状态成为政治专制的温床,在一个无微不至的绝对权力之下,社会空间碎片化造就的是一个纯粹的个人社会,一个“由单个原子的尘埃组成的大众社会。” 专制与平等沆瀣一气,彼此推涨。在集权体制下,公共事务被等同于政府事务,政策即便会影响到普通公民的直接利害,决策过程却与他们毫无瓜葛,政治成为政府的“禁地”,公共事务成为掌权者的“禁脔”,任何试图参与其中的人不是被指为别有用心,就是被认为动机不良。

旧制度下法国的政治史就是不断走向中央行政集权的历史,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已经成为以国王、大臣及其代理官僚统治下的行政集权国家,这被大革命后的新政权从旧制度中全盘继承下来,并使其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摧毁了国家与个人之间所有的中间权力结构,人们认为政府是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当然代表,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中间权力。革命的暴风骤雨把那些管理地方事务的阶级一扫而光,而剩下来的芸芸众生既无组织,又不具有管好自己事务的习惯,这样,“人们认为只有国家才能负起管理一切政务工作的重任。结果,中央集权成了一种必然的事实。” 作为其后果,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便留下一大片“真空地带”,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唯一代理人。政府不仅是统治者,而且是监护人,没有政府的介入,任何重要事务便难以实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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