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郑利华:明代前中期诗坛尊杜观念的变迁及其文学取向

更新时间:2015-10-07 23:22:10
作者: 郑利华  
也并非意味着他所有七古诗作均胜人一筹,如高棅对比入七古“正宗”的李白诸诗,就以为有杜甫不及之处:“今观其《远别离》、《长相思》、《乌栖曲》、《鸣皋歌》、《梁园吟》、《天姥吟》、《庐山谣》等作,长篇短韵,驱驾气势,殆与南山秋色争高可矣,虽少陵犹有让焉。”[36]但无论如何,在《唐诗品汇》中独自一人分别占据了五、七言古诗,五、七言律诗及五言排律等五种诗体“大家”之席的杜甫,较之众多诗人,其得到全面的彰显却是不争的事实。在高棅看来,杜甫能独自跻身于“大家”之列,不仅有着融会众家的兼善之长,如五言古诗《叙目》引元稹序铭论杜诗之言:“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又引严羽《沧浪诗话》评语:“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先辈所谓集大成者也。”[37]五言排律《叙目》亦曰:“排律之盛,至少陵极矣,诸家皆不及。诸家得其一概,少陵独得其兼善者。”[38]更重要的是,其同时还独具别于他家的特异之妙,如七言律诗《叙目》指出:“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39]七言古诗《叙目》则引王安石有关杜诗的论评,以明编者本人褒扬之意:“盖其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后来无继也。”[40]所述种种,应该说,主要还是为了印证或显明杜甫无愧于“大家”的诗歌创作的特色。

   总之,随着明初诗坛宗唐风尚的流行,杜甫独特的诗学地位得以进一步显扬,杜诗的经典意义被反复揭橥,这一宗尚倾向在承沿诗歌史上尊杜传统的同时,体现了明初诸诗家或论家各自有所侧重的文学取向,其中包括元明易代之际的特殊历史境遇在他们接受心理上打下的时代烙印,由此可以看到,显示在共奉杜甫为宗的尊杜态势下的,乃是诸家建立在他们不同的阅读经验与审美嗜尚基础上对于杜诗所展开的多元解读。在另一方面,从接受的共同的向度而言,假若说,如上诸家关于杜诗的不同解读其中尚呈现出某种相似之特征的话,那么,无论是如宋讷由“诗贵有布置”而主张学杜,张以宁注重杜诗“繇学而至”的所谓长于“问学”的特点,还是如高棅基于辨体的意识置杜甫于独立特异的“大家”之席,可谓相对集中从诗歌本体的角度,度量杜甫作品的独特价值及其包蕴的难以比拟的经典意义,这也构成他们在尊杜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某种基本而相近的文学立场。

   二、功用意识的强化与杜诗“性情之正”内蕴的表彰

   朱明王朝建立以来,为配合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大力振扬传统儒家文化精神,以“崇儒重道”作为治理天下、端正人心的基本策略[41]。如果说,早在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大明儒学”,已注重以儒学道德规范整肃世风,强调“礼仪风俗不可不正”[42],那么,特别自永乐以来,明成祖朱棣不断强化明初实施的政治策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调控,这主要表现在进一步提倡“崇儒重道”尤其是尊程朱等宋儒之学。如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以自编“采圣贤之言”、“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一书示翰林学士胡广等人,欲以此供教导皇太子之用。广等览后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43],朱棣因名之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这事实上意味着为其“臣民和后嗣定下了伦常日用的规范”[44],成为其全力以儒学正统观念训诫子嗣臣民的一个典型事例。又如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胡广等人奉命编纂的《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书》完成,或“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或“辑先儒成书及其论议格言,辅翼五经四书者”,集儒家经典与宋儒学说于一体,构建起推尊儒学包括宋儒学说的一大思想工程,朱棣亲自为制序,且于十五年(1417)三月颁二书于六部并与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要求以此为“学者之根本”[45],更赋予了该思想工程高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反映在文学领域,与这种“崇儒重道”政治策略及意识形态调控相应的,则是旨在维护正统、尊尚教化的功用主义的突起。尤其自永乐以来,台阁文风强势泛起,所谓“永乐以还,体崇台阁”[46],台阁文士在倡导这股文风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47]。无论是作为上层文臣的职能担当,还是接受朝廷“礼接优渥”的殊遇,均容易使这些身处权力中心机构的台阁文士与官方意识形态发生亲和作用,乃至于成为其中的积极传播者或代言者。不难发现,随台阁文风逐渐占据文坛的主导地位,功用主义尤在永乐以还的台阁文士中间具有更为广泛的认同度,特别是关乎负载更多政治功能的文章体制的规范上,强调“言不畔道”、“文不悖经”[48]的宗经明道之旨以追求经世实用,成为他们较普遍执持的一种为文观念[49]。不仅如此,这种趋于强化的功用意识也明显渗入他们诗学观念之中,对杜甫诗歌的尊奉就是突出一例。

   从不少台阁文士的诗歌阅读经验和宗尚目标观之,重以唐人为法的倾向在他们中间明显占据上位。如金幼孜《吟室记》即云:“夫诗自‘三百篇’以降,变而为汉魏,为六朝,各自成家,而其体亦随以变。其后极盛于唐,沨沨乎追古作者。故至于今,言诗者以为古作不可及,而唐人之音调尚有可以模仿,下此固未足论矣。”[50] “诗法唐”的杨士奇在《题东里诗集序》中也说:“《国风》、《雅》、《颂》,诗之源也。下此为楚辞,为汉、魏、晋,为盛唐,如李、杜及高、岑、孟、韦诸家,皆诗正派,可以泝流而探源焉。”[51]与宗唐倾向相关,杜诗可以说是进入他们视阈的一个重要对象。胡俨《阅杜诗漫述》谓杜:“丹山翔鳯凰,赤汗骋骐骥。气排嵩华高,力救风雅坠。”“斯人已云亡,遗编独传世。寥寥宇宙间,诗史孰能继?”[52]对于杜诗的标誉不可谓不高,尤其是以“诗史”来显明之,不仅承前人“诗史”说为杜诗的叙写特色定品,而且置其于后无继者的独尊之位。梁潜《送许鸣时诗序》述及:“昔之人以谓不读书万卷,不行地万里,不可不求之杜少陵之作。岂以其学问之富,周览涉历,穷极夫人情物理变化之由,有以奋发其志意,其言之工,自足以垂不朽。”[53]认肯杜诗“学问之富”及“言之工”,其尊崇之意,同样不可谓不明显。李贤曾自赓杜律之韵,且序之曰:“吾非诗人也,特怜子美之才不为世用而坎坷终身,郁郁不遂之怀,往往发泄于诗,盖苦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者。”[54]则联系杜甫的生平遭际,来透视他的诗歌创作特点。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杨士奇,如上述,杨于诗力主唐音,乃将盛唐诸家之作视为诗歌所谓“正派”之一,在诸家当中对于杜甫则尤加推崇,如他以为,“若天下无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则未有加于唐贞观、开元之际也”,“杜少陵浑涵博厚,追踪《风》、《雅》,卓乎不可尚矣”[55]。

   作为处在盛唐向中唐转变之际的一位诗人,杜甫将叙写的注意力更多投向唐帝国转折时期的政治命运与文化情态,表现诗人的独特关怀,其诗篇以“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被赋予“诗史”的称号[56]。毫无疑问,尤其是杜诗“善陈时事”的这一叙写特点,决定了它们与时代政治文化之间构成的紧密关联,也同时展张了关乎“时政”的解读空间。可以看到,此际一些台阁文士在解读杜诗过程中乃不同程度地突出了它的这一叙写特点,永乐年间曾任翰林侍讲的陈敬宗在《筼籁集序》中即指出:

   杜子美之作如长江巨浸,浑涵汪洋,不可窥其涯涘。然其言皆时政所关者,有忧国爱民之心,君子学之,无非防范于规矩尺度,而流连光景、淫哇靡丽之言,不得杂吾心胸之中,虽不能造其精微,然亦不失其为正也。[57]

   据此,杜甫诗歌的独特之处,不啻是“浑涵汪洋”,还主要体现在所言皆攸关“时政”,这是它区别“流连光景、淫哇靡丽之言”的关键所在,也是作为诗歌习学重要模板的资质所在。这里引发序者对杜诗关注和倾重的,显然主要并不是它们表现在技艺层面的特点,而是其中包蕴的一种“忧国爱民”的“时政”意识。与此同时,在序者看来,杜诗的这一意识实本于其“性情之正”,正如他在同一篇序文中所言:“夫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商周《雅》、《颂》之音,荐于郊庙朝廷,得其性情之正。”归结杜诗的特点,则可谓之“不失其为正”。

   事实上,如上陈敬宗对杜诗关乎“时政”叙写特点的注重,特别是他在此基础上对杜诗“性情之正”的表彰,这在当时尊奉杜诗的台阁文士中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元明时期的杜诗注本系统中,旧有《杜工部七言律诗》二卷,题元虞集注[58],又有明单复所撰《读杜诗愚得》十八卷。对于这两部杜诗注本,其时台阁文士如杨士奇、黄淮、王直等人曾经分别作文序之,述及他们在杜诗问题上的看法。杨士奇《杜律虞注序》云:

   律诗始盛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如王、孟、岑、韦诸作者,犹皆雍容萧散,有余味,可讽咏也。若雄深浑厚,有行云流水之势,冠冕佩玉之风,流出胸次,从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局于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为诗之圣者,其杜少陵乎?厥后作者代出,雕锼锻炼,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笃而气愈弱,盖局于法律之累也,不然则叫呼叱咤以为豪,皆无复性情之正矣。[59]

   律诗尤其是七律为杜甫所长,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历来受到众多诗家或论家的关注,题虞集注《杜工部七言律诗》专取杜甫七律而释之,就是其中一例。据序,其独标杜甫为“诗之圣者”,即为比较有唐诸家律诗而得出的明确结论,杜律之所以超乎众家为“圣”,在杨士奇眼里关键是由乎“性情之正”。有关这一点,他在《读杜愚得序》中也指出:“李、杜正宗,大家也。太白天才绝出,而少陵卓然上继三百十一篇之后。盖其所存者,唐、虞、三代大臣君子之心。而爱君忧国、伤时悯物之意,往往出于变风变雅者,所遭之时然也。其学博而识高,才大而思远,雄深闳伟,浑涵精诣,天机妙用,而一由于性情之正。所以诗人以来,少陵一人而已。”[60]同样从“性情之正”的角度力推杜诗,置其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假如参照杨士奇以上《杜律虞注序》关于所谓虞注的述评,或许能进一步了解他对杜诗的解读态度,序中特别提到注者对杜甫七律《题桃树》一诗所作的解释:“观其《题桃树》一篇,自前辈以谓不可解,而伯生(虞集字)发眀其㫖,了然仁民爱物,以及夫感叹之意,非深得于杜乎?”[61]原诗曰:“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已一家。”旧题虞注曰,“此诗疑是公再归草堂,感物伤时,因桃树而发,故题之也”。其解颔、颈二联云,“因言旧时桃实秋来皆听贫人取以充饥,来春之花仍是满眼。又言旧时垂帘当户,每通乳燕,心甚宜之,而儿童之戏,有慈鸦来止,亦莫肯任其打逐也。中四句见公仁民爱物之实”;又其解尾联云:“末联感今怀旧,言昔时非如今日,家家有寡妻,处处有群盗,回思天宝之盛,天下正属一家,文轨混同,岂谓兵乱乃至此极乎,其可叹者非止桃树而已”[62]。不论如此的解释是否完全符合作者的本意,重要的是,杨士奇对旧题虞注深究杜甫《题桃树》一诗“仁民爱物”之旨以及盛衰慨叹之意释法所产生的兴趣,联系他尤于杜诗“性情之正”的肯定,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他在这一具体释法上所持的倾向性。这里受褒扬的“性情之正”,追究起来,乃是被作为可施之于经世实用的一种诗歌抒情境域来看待的,如杨士奇在《题东里诗集序》中所云:“古之善诗者,粹然一出于正,故用之乡闾邦国,皆有禆于世道。”[63]其《玉雪斋诗集序》亦云:“诗以理性情而约诸正,而推之可以考见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64]这无异于说,诗歌在抒写作者的“性情”上只有臻乎“正”的境地,才具备考见“王政”、“治道”的必要基础,才能发挥“有禆于世道”的实用价值,就杜诗而言,其不失“性情之正”的真正意义即不离乎此。

不仅是杨士奇,如王直、黄淮分别为《杜工部七言律诗》及《读杜诗愚得》作序,也极力从“性情之正”的角度昭示杜诗的特点。王直《虞邵庵注杜工部律诗序》即曰:“开元、天宝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274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