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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张之洞与晚清国运

更新时间:2015-10-07 21:20:12
作者: 杨国强  
而前两种作于四川学政任上,是写给士子看的,后一种由两湖书院初版,显见得也是写给士子看的。这种地方真情毕露,尤能见其心力贯注之所在。因此当时人称之为“选材最多,甲于天下”。然而洋务讲利害,所以尚实功。船炮枪械,开矿炼铁,以及筹办铁路和编练新军都是重在制器与做事。与这种器和事相比,书院学堂则所重皆在于人,就这一点来说,正可以见清流生涯留给张之洞的种种惯性,使他能够在一个器与事的世界里始终关注着人和人的才识情性,并因之而使他同洋务人物群里的多数始终显得不一样。

   由清流移入洋务的张之洞与洋务人物群里的多数不一样,同时是其自身的一面与另一面之间也常常不一样。在晚清的重臣里,张之洞已属倡新一路,而时人近观之后则更信“文襄奖新学而喜旧文”。一则记载说他见“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另一则记载说他以大学士管学部之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抵地,大骂”。在这种新学与旧文的不相对称里,除了自负辞章的才士意气,更多的是一种磨洗不掉的清流本色。因此,二十多年里他以疆吏开府一方,幕府中一时胜流汇集,但以用人而论,则择取之间“成见甚深,凡所甄录,一门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稍用“出洋学生”,亦在器使之列而已。比之李鸿章用人以了事和办事为尺度,显然是门第、科甲与名士既以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为来路,也以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为尺度。所以究而论之,在张之洞的“成见甚深”里,内含的是一个出自传统的士大夫对于传统深深的依恋。这种对于传统的深深依恋存在于一个“奖新学”的人身上,使张之洞显出比李鸿章更多的矛盾,也使张之洞的心路比李鸿章更接近于曾国藩。因此陈寅恪后来把张之洞与曾国藩连为一类,自比“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而以晚清最后十年为时段,则其心路起伏于时潮之间,已不仅矛盾,而且彷徨。就“江楚会奏三折”促成了清末新政而言,张之洞当然是置身于新政之中的人物。其间的“更张”与“兴革”曾演为大幅度的除旧布新而牵动四面八方,并使历时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在奏议和诏令的呼应之中成了被废止的东西。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里,李鸿章曾屡次议“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欲“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而不可得。若以此为比照,则张之洞无疑已经做到了李鸿章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然而这个过程同时又在不可止抑地越出“江楚会奏三折”的范围和预想,使张之洞呼唤出来的东西变成了他接受不了的东西。当时人后来追叙,说“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沉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以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浮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堪胜此任者乎?”张之洞任鄂督时的“电奏凡百余言”争的是改官制,其间的“词绝沉痛”则说明当日的张之洞已经和新政中的时潮不能同在一路之中了。而当其一笔抹掉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汪荣宝名字的时候,则指汪荣宝为轻浮,同时是指一类人为轻浮。身逢“新学猖狂”之际,多年来送出过一批一批留学生的张之洞斯时四顾茫然,而两相比较,更能认作同类的还是翰林院里的人。然则以此日比当时,是心情变,理路亦变。因此,久以力谋兴学为理路的张之洞曾力主废科举,而数年之间,所见已是“科举既罢,学者不复知中国文字可贵”。而后其兴学之心一变,而为“道微文敝,世变愈危”的深忧。于是曾经力主废科举的张之洞又力主“永留优拔贡考试”以“专取经明行修文学优长之寒酸”,期能为“中国文学于学堂之外留此一线生机”。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他一生办了那么多书院和学堂之后,晚年以“殚心竭虑”之力再造一局,最后办的却是旨在“存国粹、息乱源”的“存古学堂”。以其数十年行迹作比较,正像是一种掉头回归。

张之洞做到了李鸿章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也看到了李鸿章没有看到过的由“新学猖狂”派生的种种场面。然而“新政倡自湖北”,溯其因果,前者正是后者牵引出来的。人在因果之中,遂使做到的和看到的都化作了愈多的“抑郁”。所以他在七十一岁之年拜大学士,而其《年谱》叙此一节,则说的是“人以入相为公贺,不知幽郁孤愤乃什百于平日也”。当光绪与西太后相继辞世之后,身为三朝老臣的张之洞面对的已是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世界了。一则记载以“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概括当时的朝局。另一则记载作深一层诠释,说是:“与其谓亲贵掌权,毋宁谓旗门掌权,满人敢于为此,实归国留学生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留学生能够与亲贵结缘,显然是沿着“新学猖狂”一路演化而来的。但结缘之中的亲贵和留学生显见得都没有预想里的“中体西用”和“体用兼备”,因此他们都与张之洞的精神世界非常遥远。其间曾有过张之洞以重“舆情”说摄政王,而摄政王以“有兵在”作回答。生长于王府之中而不知人世情事的载沣说出了西太后都不敢说的话,张之洞叹为“不意闻亡国之言”,并为之吐血而由此得病。当其病亟之时摄政王曾“亲临视疾”,而两者之间的对话,无异于一头的百结忧悒和另一头的浑浑噩噩。于是摄政王出,张之洞当日死,临终之际吐出来的话是“国运尽矣”。此后两年,炮声起于张之洞经营多年的武昌,历时二百六十多年的最后一个王朝,遂在很短的时间里土崩瓦解。身当中西交冲之际的张之洞出入乎清流和洋务之间,从而出入乎是非和利害之间,一生都在努力造时势,一生又都在被时势所摆布,并因之而一生都与晚清的国运相系连。他在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里成了一个身不由己的人。因此,在他生前,同他关系亲近的人曾一个一个地为骛新而死;在他死后,出自湖广总督幕府的不少人却都做了民国初年的遗老。这种对比醒人眼目,无疑有着久耐咀嚼的历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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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杨国强/口述 黄晓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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