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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兮:曾国藩的读书之法

更新时间:2015-10-06 19:18:59
作者: 龙兮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立功”、“立德”、“立言”并臻的重要人物,在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从小志于学,一生勤于修,在做人、做事、做学问和建功业各方面都有重大建树。他之所以能够由一介书生而登侯秩,成为中国近代的近圣伟人,除了他认为“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的天命因素外,其人力因素可能要得益于他与众不同的读书之法。他在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家书中是这样告谕儿子曾纪泽的:“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曾国藩把读书分为看、读、写、作四门功课来做,每一门功课都有其严格的要求和标准。如看书涉猎要广,像兵家攻城略地一样多多益善;读书既要高声朗诵读出其雄伟之概,又要密咏恬吟领会其深远之韵;写字是读书人的基本功,但每日要求作楷书一万,如果加上磨墨铺纸等功夫,仅这一门功课每日耗时就可想而知;至于作文,则要求词赋诗文,不仅要一一试之,而且要有狂者进取之趣。曾国藩的看、读、写、作之法,虽然笨拙,但于勤奋中也不乏大智大勇的灵动。所以他在写给友人宋滋久的信中说:“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用今天的白话来说就是:我们读书人,大约失之于笨拙,既然如此就应该安于拙笨,而通过“勤”去弥补,以“慎”去摆脱,不应该卖弄技巧和聪明,如果这样所产生的危害就更加严重。

   曾国藩一生都是奉行这样的读书之法的,他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21岁中秀才,27岁中进士,29岁入翰林,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他在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给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他认为读书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而且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骨相,继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因此他在咸丰六年丙辰九月廿九夜字谕纪泽儿的信中告诫儿子:“唯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曾国藩一生不仅恪守勤奋的学风,而且一生笃定明确的治学志向。他早年在《〈国朝先正事略〉序》一文中写道:“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他后来在写给李幼泉的信中说:“坚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无大小,必有所成。”为了明确矢志不移的治学志向,他甚至在一篇日记中发下毒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而他留下的《曾文正公家训》,比美国成人教育之父卡耐基的励志故事更加振奋人心。所以,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人生十论》的序言中写道:“凡属那些有关人生教训的话,我总感到亲切有味,时时盘旋在心中——待到中学大学去教书,许多学生问我读书法,我总劝他们且看像《曾文正公家训》和《论语》那一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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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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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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