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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君、张传燧:从清末民国外语教学的演进看当下基础外语教学改革

更新时间:2015-10-03 16:06:08
作者: 陈艳君   张传燧  
实际上,采用哪一种教学法并非一定要具有历时特征,阶段不同教法就一定相异。同文馆采用“语法翻译法”是基于译事之目的;一些教会学校采用“直接法”则是如卜舫济校长为主所倡导的“英语运动”及当时“直接法”在英美盛行而引进的结果。至于其他如“听说法”、“浸入式教学法”等同样得到了一定发展。甚至在一所学校,由于教师、科目等不同都会有不同教学法的选择。总之,教学法的采用与教学目的、课程科目等是息息相关的。各个学府机构教学方法的采用是以博采众长为原则,以化我所有为旨归的。另一方面,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发展也导致了一些热烈的争鸣声音的出现。最大的争鸣在于中学与西学如何在英语课堂里以什么标准得以合理呈现。语法翻译法虽引自国外但在中国得到了改进式的发展,中国传统语文教学法、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与中庸思想等都不同程度地被一些锐意进取革新教学方法的老师吸纳进语法翻译法;“直接法”经由张士一推引进入中国课堂并对此进行了改进与本土化,目的是为了满足中国外语教学。他提出情景教学理论并编制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法》,具体提出了“大小由之、内外相通、主客分明、合于心理、切于生活、博采众长、富有弹性”的七条方法论原则。[20]这两种教学法对中国特色英语教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如何将二者加以融合、为我所用,需要教师结合教学情境针对运用。

   (五)教师主体地位彰显,成效显著

   除了教学目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共性,民国时期的外语教学在教师的主体地位上也得到了保障。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外语教学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外语教学的高潮在于当时教学环境的宽松,尤其是给教师的自主权力优于现今的教学。民国政府虽颁布了一系列学制和法规对教师进行规束,但整体来说,在教学大纲的制定、教学内容的择定、教学方法的采用、教学成绩的评定上均受到西方国家较民主且重“人”理念的影响。尤其是张之洞、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一大批教育家对此作出了极大贡献。蔡元培校长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思想不仅不拘一格降人才,还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以学问为主,聘请不同派别、不同国籍、不同领域的大家们,如辜鸿铭、陈独秀、马寅初、李世光等,来北京大学任教,不仅给予教师们充分的学术自由,在教学课堂中也让他们各展其能,使得北大充满活力与生机。这些特色与他所倡导的“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教师们不仅勤勉教学,更力求创新,培养“健全人格”之骄子,教学效果自不待言。[21]其他学校,如教会学校,教师多由洋人充任,教师主体地位同样有较好保障。司徒雷登治校的燕京大学被誉为是“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这里的教师构成以外籍教师为主,比例占三分之二以上。据《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记载,西语系主任柯安喜进行结构语言学派的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改革得到校方大力支持,教学效果显著。老师因此教学科研结合进行,不仅自编教材还发表文章,进行学术争鸣,从而带动了整个学校的学习氛围,一时间中西交融,学术繁荣[22]。总之,无论是洋人从教,还是传教士出身,或者留学归国人员及本土培养之雅士,这些人在课堂教学中都被赋予了很大的自主自由权,使得教学能够以他们各自的特性展开,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这从后来很多名人的回忆录及往事谈中就可一窥究竟。

  

   三、清末民国时期外语教学演进对基础外语教学改革的现实启示

  

   历经十年课改,我国外语教学正处于又一轮热火朝天的改革攻坚时期。有专家指出,课改十年,制度化课程建设成效卓著,文本化课程更加完善,但课堂教学效果却仍然欠缺,不容乐观。[23]在课程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的现状下,接下来的课改应走向何方?改革落脚点应置于何处?课堂教学理应成为改革重中之重。围绕课堂有效教学的研究应该更多更深入地开展起来。而以史为鉴,清末民国时期外语教学的演进可为我们当下的外语教学改革提供如下一些对策。

   一是教学机构应科学设置,合理吸纳优质民间办学和培训机构的办学经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于各级各类学校的外语教学做了明确的要求与规划,但是对于民间培训机构却鲜有能屈身向其学习之态。清末民国时期的各类学校中,民办和洋办的趋多。这些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学活动等方面均有鲜明特色并成效卓然。民国政府在几次学制颁布进行教学改革时都对这些学校采取了公正对待,合理吸收的立场。即便是20世纪20年代的收回教会大学运动也对这些学校的长处进行了吸纳而非一味排斥。当下,我们的外语教学面临同样的选择。为什么那么多的家长要选择校外培训,课后加练?为什么民间培训机构雨后春笋般愈冒愈多?而为什么正规学府内的课堂里学生们却是萎靡不振,俯首甘为手机控?显然,我们应走向民间,多参与,多调查,为我所用,改善课堂。

   二是教学目的应绕开纷争,多元并存。长期以来,对于外语为工具还是外语为人文的争鸣一直不绝于耳。但放眼全球,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我们发现只为一种目的而学习的境况实则少矣。民国时期教育政策虽然对教学目的也有涉及,但更多的择定权还是在学校本身。各级学府都有自己的教育大纲,为工具目的而研习他科知识有之,为人文目的构建全人素养亦有之。各类学校因此特色更加鲜明,各类专门人才和通才也呈递出现,何其美也!如此,当下的研究者们更应撇开纷争,更多考虑学校特点与地区差异,形成多元教学目的。

   三是教学内容应夯实基础,教材多纲研发。民国时期对于教学内容的选择走过了一条从照搬英美、囫囵吞枣到融汇中西、合理利用的渐进渐变之路。当下,我们的外语教学内容也因制度化课程与文本化课程建设似乎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实际上,一纲多本的前提是全国一个教学目标,一种评价标准。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国情、教情和学情。不同教学环境下的带有不同教学目的的外语教学内容应走向多纲多本,而不只是一纲天下。[24]

   四是教学方法应因势利导,凸显校本。民国外语教学的教学方法是异彩纷呈的,并且一些代表性的教学法都有试验检阅。虽然对“语法翻译法”和“直接法”后人多有诟病,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些教学法之所以能在当时盛行的原因是教学效果甚佳,达到了教学目的。而且,当时的外语教师们多为教学多面手,能驾驭这些教学法有效开展。当前,外语教学法已走向后方法时代,一种教法独霸课堂的情形已然不合时宜,采用哪种教法要视具体情况。校本研究近来炙手可热,校本课程的研发应考虑校本教法的可能性。联合校本师资,开发教学共同体,走适合本校教学的路子。

   此外,对于教师主体地位的肯认与关照也应进一步从教育政策与教师发展等角度开展。我们的外语教学长期以来被局限于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中,“以教为中心”的课堂受到猛烈抨击后转向全面的“以学为中心”的课堂建构,却总是无法将二者融合进行。“以教为中心”被认为是教师一统天下;“以学为中心”似乎就是不需要教师了,学生自主学习就好。实则,教学中师生地位从来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教师的主导性教学功能与其主体性地位并不冲突。民国时期各大学校教师们的充满活力与创造的教学就是源自教育管理机构对教师主体地位的认可、校长们灵活自由的管理方略、学习者们对教师由衷的信服和敬仰以及教师群体自身对教学的热情与投入。当下,外语教师发展研究可谓如火如荼,从宏观的教育政策的导向到微观层面的个人教学风格、反思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等多维展开,这是可喜的变化,但进一步的研究应在培育外语教师专业发展“文化社区”、优化外语教师专业发展多元环境如校本文化与研究社团的建立、内塑教师个人教学哲学、内化基于行动与反思的教师发展研究方面继续深化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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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仇云龙,张绍杰.晚清外语人才培养特色及其当下启示[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2):29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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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张正东.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64.

   [21]张传燧.中国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2]燕大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

   [23]张传燧.课堂比课程更重要[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2).

   [24]张志远.中国基础英语教学:在反思中前行[J].课程·教材·教法,2011(1):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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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课程·教材·教法》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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