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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红:救急不救命的法政速成科

更新时间:2015-10-02 00:24:21
作者: 孙家红  

   199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李贵连应邀到日本访问研究,不仅带回了国内少见的《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11集——即“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速成科特集”(以下简称《史料特集》),更对《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等史料作了详细考察。2010年2月,李贵连再次应邀访日,其间,获赠全套《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的电子文档,并允在中国出版,以广之于众,嘉惠学林。

   近日,执中国近代法政教材之牛耳的《法政速成学科讲义录》(11卷)历经三年多的校订、编辑,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9月20日,该书的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行,来自法学、历史等领域的诸多学者齐聚一堂,共话这部中国现代法政学术之渊薮的历史价值。而那段关于“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的历史也成为学人们追寻、探讨的对象,对其的评说和思考于今仍有裨益。

  

   储备人才、亟求新知以挽救危亡

   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于1904年专门针对清国留学生设立了法政速成科。该科存在4年,对清末乃至近现代中国影响甚大。

   日本法政大学的创校源头可以追溯至明治十三年(1880年)成立的东京法学社。该校创办之初,适逢日本民权运动高涨,所以教学兼重法律专业知识和辩护实务训练。次年,学校更名为东京法学校。1889年,与3年前成立的东京法国学校进行合并,改称“和法法律学校”(又译为“和佛法律学校”)。

   自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起,改由梅谦次郎担任校长。梅谦次郎以其对日本民法、商法的起草编纂具有特殊贡献,在日本学界享有盛誉。梅氏“学识深远,又系处理事务极敏捷之才”,在其担任校长后,多所兴革,并倡导以“开放的教育”为办学理念,至今被奉为该校治学之理论基础。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根据日本文部省的“专门学校令”,该校以财团法人身份登记为“和法法律学校法政大学”,梅谦次郎改任该校第一任“总理”,亦即校长。迨后,1918年日本颁布大学令,认可私立大学之设立。1920年,该校正式更名为“财团法人法政大学”,以迄于今。

   从时间上看,“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以下简称法政速成科)的创设、兴盛乃至停办,都发生于梅谦次郎的任期之内;并且,梅氏在该速成科的创办运作过程中,是一个极关键人物。但欲究明法政速成科的创办缘起,还要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1905年1月9日)清朝驻日公使杨枢呈给清朝最高当局的奏稿《出使日本国大臣兼游学总监督杨奏稿》开始。

   在该奏稿中,杨枢首先摘引清廷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颁布的变法谕旨。其言曰:奴才伏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罔变之治法。大抵法久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等因,钦此。伏见我皇太后、皇上轸念时艰,变法自强之至意。

   颁布于1901年的变法谕旨脱胎于“庚子之役”,它粉碎了以往保守政客们所沉迷的制度优越感,不仅正式拉开清末法律改革的大幕,更为后续中国的宪政改革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闸门。杨枢在奏稿开篇即具引该旨,点出了法政速成科设立的宏观背景——即清末变法。

   接着,杨枢认为,变法应该首要关注两点:“多储人才”和“明定宗旨”.从这两点出发,他从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经验中也相应抽绎出两点:设立速成司法学校和明确以君主立宪为宗旨。进而,更从政体民情的角度,他认为“法、美等国,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断不能仿效”,而“中国与日本地属同洲,政体民情最为相近”,且日本“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参酌得宜,最可仿效”。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一日(1908年2月12日)的一篇文章详细交代了当时国人渐趋政法之学的社会政治背景:甲午战败,士夫瞠目,乃讨论彼中立国之根柢,在乎政法,不在制造。变法变法之声,应时而起。中经庚子拳教之祸,外侮益亟,改革机动,则哄然大呼曰,必习政法,必习政法。而朝廷亦于其间谋教育,废科举,改法律,讲立宪,骎骎然有追步法治国之势。学人鉴此大势,相率东渡求学者,大都趋重法政一科。

   据此可见,甲午中日之战给中国士大夫造成无比巨大的心理冲击,乃至经历“庚子之役”(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国难雪上加霜,痛定思痛,使以往对于政法之学的偏见渐渐消退,取而代之,便是一股“群趋东洋学法政”的热潮。

   面临国难日深的困境,当时官场上不乏有识之士为国家前途筹划奔走。据杨枢接下来所述,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日本近卫笃麿公爵、长冈护美子爵,曾因感戴清朝“赏赉宝星之荣”,与前任留日学生总监督汪大燮商议,“欲于日本东京为中国游历官设速成法政学院。学章甫拟就,而汪大燮已卸任,近卫笃麿旋身故,事遂中止”。

   杨枢继任后,“思设法续成之,适有东京法政大学校总理梅谦次郎亦建斯议……当向长冈护美取得前拟学章,作为稿本,而与梅谦次郎酌中改定,遂于该学校内特设法政速成科,专教中国游学官绅……日本文部亦经认可”。由此可见,法政速成科的设置,实有汪大燮和近卫笃麿、长冈护美3人动议于前,杨枢上任后与梅谦次郎二人一拍即合,取得“前拟学章,作为稿本”,“酌中改定”,日本文部省亦经认可,该法政速成科遂告成立。

   然而,此事之经过,在其他几位当事人的记述中,则略显差异。梅谦次郎在《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设置趣意书》中言道:

   爰与清国留学生之有志者谋,又得清国公使之赞成,特设法政速成科,授以法律、政治、经济必要之学科,以华语通译教授,俾清国朝野有志之士,联袂而来,不习邦语,即可进讲专门之学,归而见诸施行,以扶成清国留学之事业。夫以清国时势之蹙,需才之亟,有若今日,欲养成多数新人物,舍斯科奚由哉?

   很明显,在得到清国公使(杨枢)的赞成——即杨、梅二人达成合议之前,尚有“与清国留学生之有志者谋”这一环节。然则,“清国留学生之有志者”所指何人?所“谋”情况又如何?此问题之答案,在曹汝霖所撰回忆录中可以找到。

   据曹汝霖回忆,1903年即将归国的范源廉找曹氏商议,“想在日本办一速成法政班”,经考虑之后,二人前去拜访梅谦次郎,“梅博士很赞成这办法……过了数日,梅博士约我们同去见他,他说你们两位为中国热心养成人才,我很感动,我也愿意为你们出一点力,担任此事,地址即可在本校……我们得了梅博士的允诺,深致谢意,此事即算定局”。

   另据《史料特集》所载资料显示,在法政速成科第一班开学典礼上,曹汝霖虽非法政大学毕业生,却作为“清国留学生总代”致答辞,十分突显曹氏的特殊作用。由此可知,梅谦次郎言语中所谓“清国留学生之有志者”,也就是范源廉和曹汝霖二人。

   该速成之创设,具有清末变法修律的时代背景,或扩大言之,该速成科乃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法律转型的大背景下,出于储备人才、亟求新知以挽救危亡,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

  

   法政速成科的争议与骄人成绩

   然在法政速成科设立后,组织和动员国内官绅来此学习,便是重中之重,否则,即便法政速成科的设计再美妙,也无异画饼而已。也许清末官场内外对于变法图强具有普遍而强烈的共识,在拟设法政速成科后,杨枢一面在日本积极筹划,“一面分咨各省大吏,请选派官绅资遣来学”。

   截至1905年1月9日前述奏稿上呈之日,“京师学务处暨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督抚,均经照议选派。统计来学官绅,已有三百余人”。可谓是获得了广泛积极的反响。

   杨枢在法政速成科正式开学后,曾给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一“密信”,重点提到创设法政速成科一事,引起张之洞的极大兴趣。张之洞对于梅谦次郎设立法政速成科之举,不仅大加赞扬,“闻之神往”,更认为此举“意在造就中国人材,实为今日切要之举”。随将杨枢寄来的“学章”(应即《法政速成科设置趣意书》和《法政速成科规则》)命在官绅中传阅,并表示会在续派留日人员中择取“愿学此科者”,咨送前往。

   1904年5月7日,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一班正式开学授课,共有学员94名。然自法政速成科开办之初,围绕速成科的前途、效果,怀疑和争议就几乎没有停止过。

   问题主要集中在语言和时间两个方面。其一,正如杨枢所言,之所以早先留日学生多选择普通科,而少有选择政法学科者,部分原因就在于政法学科的专业性强,外文要求也更高。如今开办法政速成科,招罗大量清国人士前来学习,而且多半不通日语,虽然略作变通,改用随堂汉语翻译的教学形式,但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其二,依照当时日本大学学制,法律、政治、经济等“法政科”的修业年限一般要在三四年,方能毕业。而按照《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设置趣意书》的说法,差不多要六七年时间。法政速成科企图速成,在修业时间上大幅缩短,其学习效果自然令人生疑。杨枢曾在该速成科第一次毕业典礼上,曾用“闻者莫不诧舌”来形容开办之初所面临的窘境。

   其实,梅谦次郎作为主事者,对于法政速成科的前景也“毫无把握”。他曾在第一班毕业致辞中公开且详细地回顾了昔日内心的挣扎,大意为:最初讨论时,范源廉和曹汝霖主张速成科定为一年毕业,梅氏则认为,在一年之内欲将“最广博之法律、经济等学科而教之,就令但揭其大要,殆亦有所不能”,因而建议采用两年毕业,最少也要有一年半的学习时间,才能毕业。

   但是,范、曹二人十分坚持,必须要一年毕业;其后,梅氏曾与一些教员商议,姑且照一年计划试办。然开办半年多时间,“进行甚难如意”,梅氏“大具苦心……恐亦不能十分有成”,因而提出延长半年,并征得众人同意,从第二班开始,正式将学程改为一年半。

   尽管学程作了修正,对于法政速成科的质疑和争议并未消歇。一方面,日本国内,自法政速成科开办以来,社会上批评的声音很多,认为其有害无益,甚至有人认为法政大学之所以设立法政速成科,纯是贪图营利。批评之声甚嚣尘上,以致一贯对于世人毁誉褒贬不屑一顾的梅谦次郎,因为害怕伤及学校名誉,也无法坐视,特撰一文,从法政速成科之来历、目的、成绩三个方面加以详细解说,以图挽回舆论。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对于法政速成科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者亦不乏人。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1906年2月17日)《申报》所载《派遣翰林游学之利病观》一文,便十分典型。其中批评道:

   速成乎,举一漏万也。近来各省派候补人员之游学日本者,多习法政速成科,盖不通外国语,不得不出此一途。但法政学理,缜密精细,彼速成科只能立研究政法之基础,断非即此堪以自足者。翰林而游学,姑以日本论,苟不通外国语……宁甚益哉。

   然而,该速成科第一班毕业的成绩,足可用“骄人”来形容。据梅谦次郎在毕业典礼上所言:“初不意试验之成绩,竟如此优异。此次全科受试验之总数,凡七十三名,其中落第者仅六名……诸子之试验,其成绩终如此,实非豫想所及,是实有意外之愉快。”

第一班开学时的94名学员,至毕业试验时共有73名;然在其中,仅有6名未能及格,通过率在90%以上。这样优异的试验成绩,实出意料之外,足令主事者梅谦次郎和杨枢等人感到欣慰。正因有如此成绩,在随后几期法政速成科的招生中,不断有新的学员加入,而且自费来学者比例亦不在少数。根据《史料特集》统计,及至最后一期(第五班)开办之时,学员人数达于顶峰,共有843名;综计五班学员,完成全部学业、通过试验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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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周末》2015年0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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