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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军:接受的复调

——关于巴赫金接受史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更新时间:2015-09-30 11:28:54
作者: 曾军  
但是它们所代表的接受视角在接受史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前者代表着从形式美学视角进行接受的系统的总结,而后者则标志着一个从后现代文化诗学视角进行接受的高潮的开始。正因为如此,我们尊重这种“时间在先”的原则为巴赫金接受史建立起这样一个历史演化的框架:“现实主义诗学—形式美学—后现代文化诗学”,而“文学研究方法论”则作为另一种相对独立的声音与之并列。第三,虽然对上述三种接受视角的历史演化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依据,但在具体操作上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这四种基本的接受视角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其接受的有效性并不断推出接受的最新成果这一问题。我们的办法是将之纳入这四种接受视角之中并给予其历史的定位。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现实主义诗学—形式美学—后现代文化诗学”作为描述巴赫金接受史的基本的具有共时性的历史框架,另一方面,我们在对每一种接受视角的分析中也带上一种历史的眼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描述的巴赫金接受史又是一种复调的接受史。

   接受史研究方法的预设及其相关概念

   不过,这种“复调的接受史”也还只是一种描述性的框架,还需要更为具体的研究方法的支撑。为此,我们提出下面四个方面的补充:

   (1)对话性基础:需要/可能

   巴赫金思想的丰富性或多声部性为接受者提供了多种的选择可能性。不过,这些可能性要真正成为现实性,还需要接受者自己的选择。决定接受者进行理论选择的因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接受者的需要。只有接受者有了某一方面的需要,他才会有意识地从可供选择的诸种理论资源中进行寻找。需要与可能的契合正是接受活动中对话性的实现。

   当我们言及“需要”时,有必要区分几种需要:一种“现实性需要”,即对解决当前现实性问题的迫切需要,在这种需要的支配下,接受者进行的理论选择往往能产生实时的效应。如在巴赫金接受史中,夏仲翼对《诗学》第一章的翻译即是为了解决“为陀氏的《地下室手记》正名”这一现实性问题。另一种是“潜在性需要”,即接受者在接受某一理论过程中发现了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但这一理论价值对于当前解决现实性问题来说并非迫切的必须的,只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的价值才体现出来。如晓河对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接受只有当巴赫金的小说理论被全面接受之后,其意义才开始显露出来。当然,这里还有一种“虚假性需要”,即对于中国接受者而言,本身既构不成现实性的需要,又构不成潜在性的需要,而是受西方接受者的影响而被提了出来,或者当时出现了一种需要的“假象”,而事实证明并非是实际存在的需要。如对巴赫金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的翻译和介绍即是如此。

   (2)接受视野问题:知识背景/问题意识

   在制约接受行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的各种因素中,接受者接受视野因素最为重要。接受视野即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所说的“前见”、接受美学所说的“期待视野”。对于接受者来说,接受视野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接受者的知识背景;一是接受者的问题意识。所谓知识背景指的是接受者的理论知识储备。在中国的巴赫金接受者中大体有“俄苏”与“欧美”两套知识背景。以前者为主的如钱中文、彭克巽、晓河、夏中宪、程正民等;以后者为主的如董小英、赵一凡、刘康等。值得注意的是,知识背景与接受渠道还有着差异:如董小英接受巴赫金虽然是通过俄苏渠道进行的,但其知识背景鲜明的欧美风格使之成为巴赫金接受史上接受视野西方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巴赫金接受史还经过了从以俄苏知识背景为主到以欧美知识背景为主的过程,这也使得接受视野西方化成为巴赫金接受史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就问题意识来说,也有“中国问题意识”和“非中国问题意识”两种。巴赫金接受史从现实主义诗学到形式美学到后现代文化诗学以及文学研究方法论不同的接受视角都是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而导致的接受现象。具有中国问题意识的,即对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转型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相反,则往往只是作为一种评述性或说明性的资料和对象,往往不能引起较大的反响和重视。前者如复调小说理论的接受与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转型问题,后者如对巴赫金的形式美学角度的接受。两者的结合形成了接受史纷繁复杂的局面。如董小英主攻俄苏,在知识背景上却表现出明显的欧美知识背景,在其问题意识里,缺乏中国问题意识的现实针对性,则成为其没有产生很大反响的重要原因。

   (3)接受者问题:现实性接受者个体/想象性接受者群体

   接受史的研究最后都要落实到具体的接受者身上。因此,接受者问题在接受史研究中便相当重要了。不过,当我们面对具体的接受史材料时,接受者是由夏仲翼、钱中文、董小英、刘康等真实而具体的接受者个体所组成的;当我们对这些接受材料进行深入分析时,则会发现,这些现实性的接受者个体都在努力寻找一种共同的文化身份——“中国接受者”,也就是说,他们都在致力于使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参与到世界的巴赫金接受进程之中,并在此过程中发出中国接受者自己的声音。因此,当我们分析巴赫金具体的接受现象时,我们所面对的是现实性的接受者个体;当我们将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置入于世界巴赫金接受史中从总体上分析其得失、评判其价值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想象性的接受者群体,即“中国”。之所以称之为想象性的,乃是借鉴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和斯图尔特•霍尔的“文化属性(身份)”(cultural identity)论。前者认为,“主体”(subject)在英语里既有“主体”的意思,也有“屈从”的意味,主体觉得自己在把握自己、把握现实,其实这都是想象的结果。因此,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其实是个人同其存在的现实环境的一种想象性关系。霍尔区分了两种对于文化属性(身份)的思维方式,一种是“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一种共享的、稳定不变的指涉和意义框架;另一种认为“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这种观念指出的文化身份是一种断裂的非连续性的东西。这种文化身份也正如安德森所说的,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10]。

   揭示出接受者的两层含义,使我们能够既从微观上又从宏观上对接受史进行把握和分析。从这两种接受者的区别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接受:针对现实性的接受者个体的“人际间接受”与针对想象性的接受者群体的“文化际接受”。“人际间接受”意在从具体的接受个案出发描绘出接受史共时性的历史面貌。在这一种接受现象的分析中,我们会提出下列问题:某某人的接受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从哪个角度进行接受的?接受了巴赫金思想的哪些东西?提出了哪些观点?产生了哪些影响?他或她与其他接受者个体的关系如何等等。而“文化际接受”则意在进一步分析“人际间接受”所具有的共性特征,而这一共性特征正反映了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在世界巴赫金接受史中的特点和地位。在这一接受现象的分析中,我们则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的巴赫金接受与俄苏和西方的巴赫金接受相比有些什么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在世界巴赫金接受中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发出了哪些属于自己的声音?产生了哪些反响?为什么中国对巴赫金的接受呈现出“东学西传”的现象?等等。

   (4)接受者间的对话交流

   梵•第根在其《比较文学论》中写道:“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在两个因子间的‘二元的’关系:……这种在一个放送者和一个接受者之间的二元关系之证实(有时还有一个传递者的指示)”。[11]的确,对于大多数接受史所预设的目标来说,往往把焦点集中到了放送者如何影响接受者,接受者如何将放送者提供的信息加以变形的问题。但是真实的接受史却比这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对于现有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野来说,从放送者到接受者往往只是一种单向度的信息传递过程,放送者往往很少受到接受者接受情况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往往只能做到对信息如何传递到接受者这一过程的描述,而接受研究则只能做到对接受者如何使信息变形的分析。但另一方面,如果摆脱仅仅局限于放送者到接受者这一范围而把目光集中于接受者之间,我们就会发现,真实的接受史不是众多单个的接受者单独面对放送者而进行的接受活动,相反,当他面对放送者时,他将同时面对已有的接受现状和与之同时的接受环境,他的接受行为同时也影响到与之同时的其他的接受者和后来的接受者,也就是说,在接受史中,主要的接受效果往往不是作用于放送者,而是其他的接受者。而这正是接受史最具有活力的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从对放送者与接受者关系的研究过渡到对接受者主体间关系的研究时,我们所谓的接受史的复调性体现得更为充分了。如果说现实主义诗学、形式美学、后现代文化诗学和文学研究方法论这四种接受视野构成了巴赫金接受史的大复调的话,那么,在这四个声部中,由于不同的接受者的参与、对话与交流,这四个声部之间以及各个声部的内部还存在着多种声音和意识的冲突与碰撞(可以称之为“小复调”)。这样,接受史的真实面貌便开始呈现了。因此,我们在进行巴赫金研究时,将在“放送者/接受者”的单向度式的影响/接受视角基础上再加上“接受者主体间”的双向式的影响/接受视角,从而超越了现有的影响/接受研究。

  

  

   【参考文献】

   [1]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德]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 [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著/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4] [美]克拉克•霍奎斯特著/语冰译.米哈伊尔•巴赫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5] [法]埃斯卡皮著/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6] [法]埃斯卡皮著/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7] [英]汤林森著/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8] 这四种途径是: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话语、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话语、文化帝国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批判话语.

   [9]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0] [美]斯图尔特•霍尔著/陈永国译.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1] [法]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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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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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梦学刊》(岳阳)200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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