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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如何理解日本的“历史问题学术化”

更新时间:2015-09-20 23:31:41
作者: 陈季冰  

   在处理历史问题时,很多人不能清晰地将它分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层次,这是历史之所以经常成为现实负担的根源。

   在第一个层次上,历史如同其他许多客观知识一样,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客观材料。就其科学性而言,其最高原则是怀疑和求真,它的视角是开放多元的,并不必然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而在第二个层次上,由于生活在当下的人与创造历史的前人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延续关系,因此它必然是现实生活的一种重要资源。越是离得近,政治性就越强,它的最高原则是确定和求善。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对历史(特别是上一段历史)建立一个价值判断上的基本共识,否则现实政治便无法继续展开。

   如果不过分讲究概念的精确性,我在这里可以将上述两个层次的内容分别定义为“史实”与“史观”。

   在一个享有充分言论、学术自由的健康社会里,历史的这种双重性往往能够在各自不同的轨道上独立运行,长远来看也必然是互为补充和支撑的。但在许多时候,史实与史观之间会发生显著的脱节或不平衡,这不仅会妨碍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还对我们直面当下和未来构成了巨大障碍。

   历史,应是一种启迪,能够照亮未来。但并非每一代人都那么有智慧,因此,在许多时候,历史不仅没有成为宝贵的财富,反而变成沉重的包袱,压得人们寸步难行。

   怀有浓厚保守主义心结的安倍晋三在2012年底第二度就任日本首相之前,曾对身边的幕僚说:“历史认识问题很容易成为政权的致命之处。”遗憾的是,像他的几位前任一样,他也没有能够从历史这面镜子中汲取到任何利在当下的精神资源。

   日本民族非常求真务实,对细节精益求精。当这种性格面对历史问题时,他们中很多人往往表现得格外看重史实的真实性。从很大程度上说,在面对20世纪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时,日本国内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政治问题学术化”倾向。我认为,很好地理解这一点,是解开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中纠缠不清的死结的钥匙之一。

   与中国人谈及中日战争时总是从是非善恶的视角出发十分不同,日本学术界——政界也经常如此——总是非常执着于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个具体事件中的具体细节,例如“卢沟桥事变”中的第一枪究竟是中国守军还是日本军队先打响的?“南京大屠杀”(日本通常称之为“南京事件”)中日本帝国陆军杀害的中国非战斗平民究竟有多少人?东京审判的依据是否充分?……

   2013年,安倍晋三曾经在一次国会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有关历史的问题不应被转化为政治问题或外交问题。历史研究应当留给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去完成”。

   如果仅就学术领域而言,对史实细节的不懈追问精神原本是一种美德,上述所有细节问题(包括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平民确切死亡人数)也都不是不可以讨论的。然而,它不应该越出课堂,渗入现实政治。特别是放在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的语境中去审视,人们不免要怀疑,这种“政治问题学术化”的倾向是不是一种对于道德责任的回避,甚至是对历史罪行的推卸?

   2013年4月,安倍晋三在日本国会谈及时任社会党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就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道歉的“村山谈话”时令人吃惊地说道:“关于侵略的定义,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其定义会因国与国关系中各国所处的立场而有所不同。”

   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看起来像是在讨论一个学术细节问题,但国会不是历史学或政治学课堂,首相和国会议员也不是教授和研究生。因此,中国和韩国完全有理由怀疑,安倍这么说,是想否定日本侵略的事实。

   事实上,这一倾向在关于慰安妇问题的争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2014年6月20日,日本政府内阁在众院预算委员会理事会上向各党派公布了一份关于“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当年听取慰安妇证词是为表达同情心,不是为核实史实。日韩两国政府曾私下就“谈话”的“敏感文字表述”有过交流和妥协,因此调查认定,“河野谈话”出台过程受到了韩国政府的干预。

   所谓“河野谈话”,是指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于1993年发表的公开谈话,依据16名韩国前“慰安妇”的证词,承认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强迫亚洲国家妇女充当随军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

   虽然大量的史料证明了这一事实,它也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支持,但一直以来日本民族主义者却否认日军曾强迫妇女充当军妓。他们一口咬定这些女人本来就是妓女,她们是为了赚钱才成为所谓慰安妇的,而且在当时情况下,随军妓女现象在许多国家军队里都很普遍。他们视“河野谈话”为眼中钉,急欲推翻它而后快。用素来口无遮拦的极右翼分子、大阪市长桥下彻的话来说,“河野谈话”是“扰乱日韩关系的元凶”。

   因此,日本政府的这份报告立刻在日本国内外引发了轩然大波,被认为是右翼保守派修改、甚至推翻“河野谈话”的有力依据。

   首相安倍晋三本人原本也在“河野谈话”的反对者行列,他关于历史问题“应该由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和专家静下来讨论”的说法,针对的正是慰安妇问题。早在2006年至2007年第一次担任首相时,其内阁就出台过答辩书,指出没有明确记载证明当年日本军队和当时的政府机构参与过强征慰安妇,其后自民党在野期间他也曾表示过修改“河野谈话”的愿望。

   为了迎合右翼势力,同时也得到了二度就任首相的安倍晋三支持,2014年2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布,日本政府决定设立一个调查二战慰安妇问题的政府团队,来重新评估“河野谈话”。

   此后没多久,由于遭到中韩等国家的强烈反对,特别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菅义伟和安倍晋三本人先后公开承诺,日本政府不会修改“河野谈话”,在历史问题上,安倍内阁将整体遵循历届日本政府所表明的立场。日本政府还宣称,成立专门工作组对“河野谈话”进行的调查,针对的是它的出台过程,而不是它的历史准确性。

  

   “河野谈话”原来就是一份政治文件,并非一篇学术论文,既然政府打算继承它的立场,那为何又要兴师动众地对它进行调查呢?这恰与安倍宣称的历史问题要由历史学家来回答的主张是违背的。

   但关于慰安妇的学术与政治之争仍未完结。

   2014年8月,日本著名的自由派大报《朝日新闻》承认,该报在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发表的至少10多篇关于慰安妇故事的报道存在错误。记者当时采用了劳工招募人吉田清治的证词,此人声称,自己曾在济州岛绑架韩国女性,并把她们送到海外的军妓所。学者们后来证明,吉田清治的说法根本子虚乌有。《朝日新闻》也在向读者的致歉声明中说,无法找到证据来支撑吉田清治的说法,而吉田清治已于2000年去世。

   利用这场被称为“对《朝日》的战争”的事件,保守派很快便声称整个慰安妇问题本身纯属捏造。安倍晋三本人稍后也加入了抨击的队伍。他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表示,《朝日新闻》的“错误报道让很多人感到受到伤害、难过、痛苦和愤怒,它损害了日本的形象。”他还责成日本政府“开展国际舆论的战略宣传攻势,使日本能够基于客观事实,得到公正评价。”

   在《朝日新闻》宣布撤回那一组关于慰安妇的系列报道两周后,日本政府专门派遣负责人权问题的大使前往纽约,要求联合国重新审核将近20年前的一份涉及慰安妇问题的报告,但遭到了报告起草人、斯里兰卡女律师拉迪卡·库马拉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的拒绝。而在此之前的2014年初,日本政府还曾要求历史悠久的美国出版商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教育公司修改其历史教材《新全球史:传统与交流》(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中有关慰安妇的“错误描述”,不仅遭到拒绝,还招来了美国多所大学的19位历史学家的联名公开信抗议。

   吉田清治的证词早在20年前就遭到了许多质疑,但拥有130多年历史的《朝日新闻》一直支持日本在更大程度上为战时军国主义赎罪,还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与安倍晋三的右翼政府唱反调。这次的慰安妇错误报道事件,只是它所历来遭受的右翼舆论压力进一步加大的一个信号。

   因此,当“历史问题应该由历史学家回答,而不是政治家”之类貌似鼓吹学术中立的话语从桥下彻和安倍晋三这类保守派身份标签鲜明的政治人物的嘴里说出来,总是非常不能令人信服。

   正如河野洋平所指出的,政治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大局观念。国家领导人应该能够把握大的方向,而不是拘泥于小事。至少不应该置国家的问题于不顾,一味从自身的立场辩解。领导人讲话必须从大局出发。

   如果说围绕慰安妇的争论还能够体现出一些讲求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学术独立精神的话,那么日本各界关于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的禁忌,便完全违背了他们一向喜欢标榜的“史实第一”论。

   2014年9月,日本宫内厅发布了一本共有61卷、长达1.2万页的《裕仁天皇实录》,在这位谜一样的天皇去世25年之后,首次披露了大量此前无法为人获知的珍贵史料。然而,许多学者却发现,这本《实录》在事无巨细地记载了关于裕仁天皇的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的同时,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这位天皇在二战中的“角色与责任”的记载,仿佛天皇的一生里根本不存在那段硝烟弥漫的时间,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不仅如此,日本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都是自我设限;国内外学者也被委婉地告知,这是一片禁区,一旦逾越便会不再得到任何学术研究方面的帮助。

   但大量的史实证明,裕仁天皇并不是日本教科书和大众媒体中描绘的高高在上的傀儡,他是一个强势且性格复杂的统治者。在二战期间,裕仁天皇清楚地了解日军在中国实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亲自批准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行动……但所有这些,都被掩盖在了数不尽的貌似客观真实的细枝末节的“史实”中。

   1975年,一位受雇于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的名叫中村康二的记者曾当面向裕仁提出过他自己对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被天皇以“不能理解这个问题的意思”为由加以拒绝。但这是70多年中的唯一一次。甚至直到不久前,新华社发表评论呼吁日本现任天皇明仁为侵略战争罪行道歉后,还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抗议,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这一呼吁“对天皇陛下非常失礼”。

   我们或许应该尝试理解并同情日本人对天皇和皇室的一种神圣情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别珍视的东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学术独立和新闻自由止步于天皇,也已经充分说明:最终,日本人也是将政治放在学术之上的。

   在涉及对争议岛屿及现行政策的争吵时,日本政府总是一再希望中韩两国不要将它们与历史问题挂钩。而中韩两国政府则总是争锋相对地反驳,只要日本不能正确地看待历史,东亚就不可能有和睦的未来。

   就我的看法而言,有一天日本如果能够突然变得像德国一样(在可预期的未来,可能性微乎其微),那固然是最好的结果,但退而求其次,从现在起拿出智慧和勇气,东亚各国是完全有可能通过政治妥协来对历史问题引发的现实纷争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至少,使这种因记忆裂痕加大而造成的现实负担不至于进一步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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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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