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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东瑶 王润英:文人庭园与诗歌书写

——以杨万里东园为考察中心

更新时间:2015-09-20 18:04:14
作者: 马东瑶   王润英  
作为主体的人居住与游赏其间,才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当杨万里将东园作为表现对象来抒写,便如同面对一位可以与之谈心的知音。早在东园尚未布置完全时,杨万里就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兴致勃勃地邀人前去游赏:“草草东园未整齐,却于看雪最清奇。莫嫌踏湿青鞋子,自有琼瑶隔路泥。”(《与子上雪中入东园望春》)不游则已,游必有诗,在与东园朝夕相对的日子里,杨万里的诗心诗情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与“泛滥”。

   诗人写梅、荷、牡丹,写明月、松涛,写新晴、雪霁,写夏热、冬暖。即便园中不起眼的细物,如荷池中的小莲蓬,杏花上的小蜜蜂,也满怀情致地为其赋诗;即便园内最细微的变化,也能迅疾捕捉于笔底。他写雨打荷叶:“雨声一阵打疏篷,惊开睡眼初朦忪”(《小池荷叶雨声》);写桃花穿径:“可是桃花逞颜色,一枝穿过李花来”(《庚申东园花发》);写鱼儿戏水:“一鱼试前行,似报无他故。众鱼初欲随,幡然竟回去”(《观鱼》)。诗人在园中细细体悟自然万象,于是花草季候都浸染了诗意,鸟雀虫鱼都充满了灵性。

   这诗意与灵性,不仅在于杨万里具有敏感细腻的诗人之心,也因其有着擅长“观物”的理学家之眼⑨。早在为向子諲所题咏的《芗林五十咏•文杏坞》诗中,杨万里就极有深意地写道:“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文杏坞当是遍植杏树的所在,当杏花满坞时,可以想见一片灿烂的红白之色。在一个纯粹而感性的诗人眼中,首先吸引他的也定是这满目的绚烂,杨万里却强调,不要被表面的鲜艳所迷惑,因为更重要的是探寻红白背后的“天工”。其中所体现的,便是理学家的观物态度。正因兼具诗人之心与学人之眼,杨万里对园中风物有着非同寻常的浓厚兴趣,能于细细观物之时发现旁人所不察觉的丰饶诗意,并用其诗笔极为灵动地表现出来。

   杨万里常邀亲朋好友来东园游赏,留子西、材翁晚酌,同子文、巨济望月,和子仁看梅,与周益公读诗,烹茶抚琴,题画品藻,在钓雪舟中、度雪台前,将诗、酒、茗、琴一并醉成了花香与流岚。但更多时候,东园是杨万里一个人的东园。独自漫步园中,观雨后新晴、雪霁天朗、月上山头,诗人无数次甘愿沉入庭园诗意的魅惑。在东园,他不是园主,而是和东园融为了一体,“我乐自知鱼似我,何缘惠子会庄周”(《荷池观鱼》)、“醉倒落花前,天地即枕衾”(《又自赞》)、“醉入梅林化作蜂”(《雪后东园午望》),正道出了诗人庄周般的“迷糊”,但不同于庄周的是,杨万里对东园是一种主动的靠近,同时也是一种与外界纷扰的自觉的区隔。“孤吟莫道无人觉,松竹喧传菊细听”(《新晴,东园晚步》),独自吟咏的诗人并未感到无人听赏的寂寞,松风阵阵,竹影摇曳,菊花静放,都是在与他相和相应。

   寓居东园,与自然万象同归于适意,心绪本该是卷舒悠闲的,然而杨万里却常常深夜无眠而独自散步于园中月下。《诚斋步月》、《八月十二日夜,诚斋望月》、《钓雪舟中霜夜望月》等诗的背后都有一位找不到睡眠的诗人。这照着东园的月,似乎也成了东园的一部分,它能和东园一样慰藉诗人的心灵吗?“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夜读诗卷》),杨万里的万古之心,又是什么呢?从游园中理想图景的建构到现实中终于营得一方小园,奔波宦途大半生,从此本当无忧无绊,超然物外,明月清风我,与天地共徘徊,然而,我们为何又总能感受到诗人徘徊小园时流露出的孤独呢?

   绍熙五年(1194),朱熹在写给杨万里的信中说:“时论纷纷,未有底止,契丈清德雅望,朝野属心,切冀眠食之间,以时自重,更能不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毋过于优游,毋决于遁想,则区区者犹有望于斯世也。”⑩朱熹是杨万里的同道好友,但他从未像周必大、张镃等人一样写过称颂东园的诗,相反,在这封信里,他表达的是对杨万里醉心园林、忘却世事的责备。那么,以儒家正心诚意之学自励的杨万里,果然是满足于一己之园的悠游享乐生活而“忘与人同忧之忧”吗?若果如此,既已有了东园,为何又常常并不开怀呢?事实上,与石崇金谷园一类主要是联系着奢华与财富的园林不同,文人的庭园往往联系的是政治上的退守和精神上的慰藉。从建筑空间来说,这些庭园大多只是一些并不宽展的小天地,没有值得夸耀的亭台楼阁、奇花异草,而它们之所以能传世,在于庭园主人以诗文的书写传达出寄寓于庭园上的丰富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从而使坍塌湮灭的物质处所在文字的流传中成为经典,引人回想。而在文人庭园的文化意蕴当中,与政治的关联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庭园以山石花木营造出自然和山林的气息,本就隐含着与朝市的对立,文人在庭园的诗歌书写中,有着与政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杨万里的东园诗,亦是如此。

   早在淳熙十六年(1189),杨万里因好友周必大解机政而作《感兴》诗:“何似闲人无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已表达出对政争的厌倦和归隐之心。故而当卷入赵汝愚与韩侂胄之间的斗争的朱熹力劝杨万里出山以挽狂澜时,尽管不齿韩侂胄的作为,杨万里却坚拒再次出仕。同为理学家,同处儒学由“外王”转向“内圣”的时代,杨万里和朱熹此时却有着不同的选择。朱熹选择了“外王”,杨万里则选择政治上的退守和人格的修持与完善——东园的营造,正是他表明这种态度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对于杨万里来说,东园是一座可栖身的小园,更是与政治纷扰相抗拒的栖心之所。

   庭园之于文人士大夫,是为其心灵找到栖息地,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庭园居住悦游,炼造心性,纵怀宇宙,以达到人格的完善。杨万里在东园观物,在诚斋读书,便都与他作为理学家的修为和追求有关。另一方面,这种人格完善的追求,其最终理想却是通过对士大夫精神、品格、尊严的坚守,来捍卫士大夫阶层在社会机制中“外王”的能力与位置。因为“脱离‘兼济’这一最终目的的‘独善’对于整个士大夫阶层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也不为社会机制所需要而有发展的可能。”(11)所以,即便是退守于庭园,家国之忧仍然是文人士大夫精神的碑石。庭园作为特殊的文化空间给士大夫提供了退守以持道的知音场域,使士大夫能于其间养浩然之气并力图使之充塞于天地,达到人格的完善。然而肩负天下的本体担当却注定了这种人格完善的磨难。对于杨万里来说,从不曾忘却世事的蒿目忧世之心,注定了给予他精神慰藉的东园,却并不能消弭掉他的孤独。他在《十六日夜再同子文、巨济、叔粲南溪步月》诗中说:“天下无人闲似我,秋边有句说从谁”,这“闲”似乎是呼应当年《感兴》诗中所说要做个“闲人”,然而正如夜游承天寺时自称“闲人”的苏轼和退居半山园时“寓悲壮于闲淡之中”的王安石,他们的“闲”,都类乎反话,杨万里诗的下句“秋边有句说从谁”便正是对上句的颠覆,写出无人“知予万古心”的无限孤寂之意。

   据《宋史》本传:“(杨万里)卧家十五年,皆其(韩侂胄)柄国之日也。侂胄专僭日益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忧国也,凡邸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这段记述仿佛宣告了孤独的胜利,最终以其冷峻和残酷打破了杨万里关于庭园的构梦。然而杨万里用踽踽一生建构图景、实体、书写三种知音相契的场域,已经实现了士大夫人格的完善。在庭园中数次拒仕不出,节操的坚守贯穿始终,“笔落而逝”,殉于精神的清野。

   三、精神建构:诗歌书写中的文人庭园

   事实上,庭园的建构从来就不是从一砖一瓦的实体开始,对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而言,他们积极参与造园、艺园,那些游园的经历和前人对于庭园的审美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到他们自己的庭园蓝图中来,这是经验与习得的问题。只是,这经验中又有着选择,譬如杨万里在众多园林风物中尤为钟爱活泼的泉石和高洁的梅兄竹君,在众多的园主中更愿意亲近陶渊明和白居易,可见,想象中的文人庭园图景实际上是在经验的基础上糅进了文人士大夫自身的精神气质。经验穿过文人士大夫精神与气质的滤网,最终形成的图景式庭园自然脱不了他们自我情性的色彩,然后在实体的营构中尽量与那个图景靠近。而这种靠近,并非实物的重现或模仿,它更重视的是写意性的模范,是通过题名、诗歌咏唱或其他象征的方式创造性地与理想图景达成一种精神气质的贯通和联系。

   文人士大夫以庭园为屏障,作为对尘世和政治的主动区隔,摒弃了外在现实世界的纷扰,一方面是对天地和自然的靠近,对自己理想图景的贴近,故而耳目得以清净,身心得以舒放。文人的诗心诗情和学问修养有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和土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诗歌的生长,进而拓宽了诗歌对于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的探索;另一方面,庭园的建构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可居可游的场所,使得有着家国责任本体担当的他们因为庭园的区隔,更容易清晰地反观内心和反思政治,正如杨万里于东园的静谧中照见自己忧世的孤独,在观物与诗酒中深刻体认到现实政治的痼疾。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政治理想与现实产生冲突时,庭园作为文人士大夫失意后的退守之地,成全了他们人格的坚守和完善。如此,进则有功,退则持道,文人士大夫才能成为裕然于仕与隐的君子,而不至沦为进退失据的小人。文人士大夫于庭园中养天地浩然之气,锻造心性以追求人格的完善,那么,仕途风波便不能湮没其理想与节操。同时,通过这种“内圣”的人格坚守和完善,也就捍卫了士大夫阶层在社会机制中对于“外王”的追求。苏舜钦的沧浪亭和司马光的独乐园,便都隐含着这类政治的因素。苏舜钦因“进奏院案”废居苏州,购园圃而名其亭曰“沧浪”,直指“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孺子歌》)的隐喻以及与忠而见谤的屈原的联想。尽管舜钦之濯足“沧浪”并非自愿的选择而只是仕途失意者的无奈接受,然而其后期的“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懑于歌诗”(12),才使他完成了不惟“兼济天下”、且又“独善其身”的儒家文人士大夫的形象塑造。他的“时时携酒只独往,醉倒唯有春风知”(苏舜钦《独步游沧浪亭》)的孤高幽独之态,便因此鲜活在了后世文人的咏唱中:“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识春风载酒人”(沈东《游沧浪亭》);“醉倒春风载酒人,苍髯犹想见长身。”(程俱《和张敏叔游沧浪亭》)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退居洛阳,建“独乐园”,并作《独乐园七题》(13)。诗歌以读书台、钓鱼庵、采药圃、见山台、弄水轩、种竹斋、浇花亭为题,分咏董仲舒、严子陵、韩伯休、陶渊明、杜牧之、王子猷、白乐天等,司马光对他们的“穷经守幽独”、“爱君心岂忘”、“退身家履道”大加称许,不难看出正是自述心志。他更与同道聚饮于独乐园后见满窗明月而抒怀:“只疑玉壶冰,未应比明沽。”(14)与苏舜钦的沧浪亭一样,独乐园见证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失意、坚持与理想节操的坚守。

由于家国天下并不随时在场,对于庭园的诗歌书写自然亦录下了文人士大夫对庭园风物和自然万象的单纯喜悦,这种喜悦融汇着文人士大夫的诗情和学养,浸在笔里,便点落成映雪的梅花、田田荷叶间俏皮的鱼吻,以及庭园雨中不可捉摸的氤氲烟气。而相对于庭园和庭园生活的单纯喜悦,因了特殊的身份与责任,文人士大夫面对历史政治时的态度和情感在诗歌书写中并不容易被隐藏。于是,书写传达的不仅是文人士大夫的品位好尚,更留下了他们的人生历程和品格追求的印记。由于这类文人庭园并不十分突出园中建筑和景物布置的精美,而重在通过文人的方式(如想象和书写)来形成具有象征意义的知音场域,故而实体庭园的筑成并不能代表“文人庭园”的完成,它和文人士大夫设想中的图景式庭园或多或少还存在着距离。当诗歌作为一种书写方式参与进来,用纸笔搭建起书写中的庭园,才真正填补了“文人庭园”精神的部分,赋予物质实体的庭园以灵魂,从而与想象中的图景式庭园更为贴近。例如同为安史之乱后的政治失意者,王维和杜甫,同样以远离朝市的文人庭园拒斥政治、慰藉心灵,而他们的庭园又因诗人主体精神旨趣和书写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王维的辋川别业既是一个物质的庄园,更是诗人精神的依归之所。作为物质实体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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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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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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