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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江 肖义巡:论杨万里的儒学思想

——兼及杨万里与朱熹的关系

更新时间:2015-09-20 17:57:27
作者: 郑晓江   肖义巡  

   杨万里,学者称诚斋先生,生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卒于开禧二年(1206),吉州吉水人(今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南宋著名的诗人、思想家、政治家。杨万里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入仕凡38年,多有政声。他曾上《千虑策》,震惊朝野,以至朱熹力主晚年致仕在家的他还应该出任官职:“只有此老尚可极言,以冀主之一悟。……已作书力劝之。”[1](1291页)他为人刚正耿直,不畏权贵,拜抗金名将张浚为师,在朝力排众议,要求兴兵抗金,宋光宗叹其“也有性气”[2];宰相周必大称其“有折角之刚”,朱熹说“杨诚斋廉介清洁,直是少”[3]。他“立朝谔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所顾忌”,从“不曾屈膝不皱眉”。他生性诙谐幽默,才气横溢,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在文学领域尤其是诗词创作方面,他锐意创新,其诗以“活法”和“透脱”为特色,独创了“诚斋体”。杨万里一生所作诗据称有2万余首,留存于世的也有4200多首,对南宋诗风的转变、中国诗词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杨万里后得罪权臣,罢官家居,终则忧愤而逝:“‘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4]本文既非讨论杨万里的文学成就,亦非讨论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而是集中探讨杨万里的儒学思想,说明有着鲜明独创意识的杨万里,在思想史上亦可说是独树一帜,在汉学变而为宋学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开显儒学之源泉活水

   杨万里是宋儒中自觉承接儒学道统者之一,其云:“二程子之学,以仁为觉,以敬为守,以中为居,以诚为归,以致知为人,以明道不计功为用。而韩子曰:轲死,不得其传。其真不得其传耶?真不见其传耶。”[5](卷94《庸言》16,811页)韩愈认为孟子之后,“儒家道统”中绝了,他义不容辞地承接上儒学的道统;杨万里以孟轲之后,二程子承接了儒家的道统。他说:“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圣之高曾也;周孔,圣之祖父也;颜子,圣之宗子也;孟子,圣之别子也;二程子,宗子别子之宗子也。”[5](卷91《庸言》,2788页)杨万里为何竭力辩明二程承接了儒家的道统呢?因为他曾师从二位老师,一是胡铨,胡铨是胡安国的弟子,胡安国私淑二程,为泰山再传,其学由儿子胡宏所继承,并由弟子张南轩发扬光大,形成了南宋时期的“湖湘理学”。另一位老师是张浚,《宋元学案》既列杨万里于《武夷学案》中之胡安国的门人,又列为《赵张诸儒学案》中之张浚门人,张浚则列为伊川、东坡再传,安定、濂溪、老泉三传[6]。可见,杨万里师从的二位学者,皆出自二程,视二程为接续道统者,无疑是说他自己也承接了儒家的道统。从学理上而言,诚斋之学与二程也是一脉相续的。这样,杨万里论证了二程子承续了儒家道统,同时也就说明了自己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正统地位。这并不是简单的争一个什么正统或声名地位的问题,而是一个儒者是否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血脉的自觉承担精神,从而把复兴儒学、光大儒学作为自己终身的职志。杨万里是如此思考的,也是贯之以自己的一言一行的。

   宋初,尤其是庆历前后,学术界出现了疑经思潮,一方面,学者们从汉唐诸儒章句之学的樊篱中解脱出来,以己意释经渐成新的潮流新的方法;另一方面,学者们突破字词训释的老路,纷纷直契儒家原始典籍以直接寻求内在的义理。二者终于汇集成了儒学的新形态——宋学,亦即理学,或又称道学、新儒学。在草创阶段,学术贡献卓著的有“宋初三先生”的胡瑷、孙复、石介,他们对儒家早期经典《周易》、《中庸》、《论语》、《孟子》、《春秋》等特别关注。后起者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儒家思想寻求哲学本体的支撑;继之者如二程、张载、朱熹、南轩、象山等,则着力开显儒学“理”与“心”、“性与天道”的论域,再至明儒王阳明等的共同努力,不仅使儒学脱胎换骨,成为体系严谨、含摄广博的理论,更成为了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渗透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民间社会的各个方面。除这些主要为思想家的贡献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如文学家欧阳修作的《易童子问》,其大胆疑经,惊世骇俗,对儒家学者走出汉唐儒注疏之学的限囿,创造新说开辟了理论新路;还有如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一心要恢复儒家经典的经世功能,并贯之以政治的实践,突显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从世界文化史来看,人类每一次大的文明进步,皆需复返原始文明,从“源头”获得“活水”,如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起于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重新发现;而中国宋明理学的发展,亦奠基于对儒家最古老经典进行的重新阐释之上。

   在这一时代思潮中,作为诗人的杨万里,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杨万里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有无用之学,有有用之学,训诂者,无用之学也,学之伪也。名节者,有用之学也,学之真也。”[5](卷90《陆贽不负所学论》,778页)为超越汉唐儒训诂章句之“伪学”,求得真学问,他先后作《心学论•六经论》,包括《易论》、《礼论》、《乐论》、《书论》、《诗论》、《春秋论》,又作《心学论•圣徒论》,包括《颜子论》上中下、《曾子论》上中下、《子思论》上中下、《孟子论》上中下、《韩子论》上下,这20篇文字,被冠之以“心学论”,说明杨万里试图抛开一切加诸儒家经典上的传注章句等,直契儒家原始经典和主要人物的思想行为,以己之“心”明“经”之理,通过深入地开掘,重现儒学深层义理,再展其生命活力,尤其是力图寻找出儒学的真精神以为时代之用,这与其在诗词领域独创“诚斋体”一样,显示出他在思想史上亦有其独特的见解。杨万里还写作有《诚斋易传》、《庸言》、《天问天对解》等著作,也包含有丰富的儒学思想。

   第一,杨万里作《易论》。他认为,圣人设教要通过语言来表达,但又有些更内在的东西无法用语言说出来,所以,人们决不可囿于经典中之“文”、圣人之“言”,而应该由心透过“文”与“言”去直达圣人之意。他感叹道:“嗟乎,言也者,心之翳也;晓天下者,暗天下者也。《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嗟乎,圣人之忧天下深矣乎,而或者以为圣人之意圣人自不能尽于言,圣人之言圣人自不能尽于书也。”[5](卷84《心学论•六经论•易论》,699页)古之圣人的“道”,往往一者不能全部表述出来,二则亦不可能全部书之于册,所以,人们若完全沉溺在几部经典之内,只是玩味言词,不去仔细体会圣人的“象外之意”,言外之思,“则天下将死乎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在此,杨万里实际上是对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拘泥于经典的词句,死抠文字训释,不仅难以理解经典,还会离圣人之意越来越远。

   运用这种方法去研究《周易》,杨万里穷17年之功,著出了《诚斋易传》27卷。他认为,《易》不是占筮打卦之书,“易者圣人通变之书也”,从宇宙本体太极之变,到阴阳五行之变,再至万事万物与社会和人之变,无有穷尽,圣人忧天下人不得其奥,故作《易》以“通变”。因此,人们无论是要穷理尽性、正心诚意,还是要去齐家治国;或者在人生的旅途中察觉穷通显达、居常遭变等等状况,皆应该以通变之《易》道去掌握去解决。杨万里说:“然则学者将欲通变,于何求通?曰:道;于何求道?曰:中;于何求中?曰:正;于何求正?曰:易;于何求易?曰:心。”[7](《原序》,14-515)以“心”之灵直通圣人之意,从而掌握大化流行之机,人事变化社会治乱之法则,如此,穷则能通,危可转安,灾难亦可变为幸福。由对《易》理的本体性把握,杨万里解《易》贯彻了一条基本的原则,即“引史人易”、“以史证易”。比如,他在解释乾卦九三爻辞时写道:“乾乾者犹曰键键云耳,虽然九三危而无咎,信矣。亦有危而有咎者乎?曰有。蚩尤、后羿、莽、卓在上而骄其下,在下而忧其不为上。骄则有懈心,何德心勤;忧则有觎心,何位之惧?故终必亡而已矣。或曰,不有操、懿乎?曰汉一变而为魏,盖三世希不失矣。魏一变而为晋,盖再世希不失矣。使魏晋不足征,则乾乾夕惕之戒,妄矣。”[7](14-517)这是以历史王朝更迭的史事来说明卦象爻辞。《周易》之卦象爻辞是一定的,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活动却是常变的,以定文之卦辞爻辞释史,又以史来证《易》,正是《易》之神而化之的表现;而杨万里用历史的眼光诠释《易》,试图寻求某种发展的规律以为当世之用,即所谓“以史为鉴”,显示出他在解《易》上的卓识和经世致用的释经方法。

   杨万里释《易》又是贴近民生日用的,视抽象神秘莫测的“易之道”,实为表现在百姓日常生活中之“理”而已。他说:“所以阴阳者道也,道不自立,以器而立,器不自行,以道而行。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董子曰: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仁义礼乐皆其具也;韩子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7](卷17《系辞上》,14-741)“易”之“道”并非远离人间,虚无飘渺,不可捉摸,它就是人们所行之“路”,就表现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遵行的仁义礼乐。杨万里释《易》真正做到了质朴无华,不故弄玄虚,不以象数图书使《易》复杂化、神秘化、术数化。

   在中国的《易》学史上,解《易》分出了“两派六宗”,杨万里是其中“史事宗”的主要代表人物。四库馆臣写道:“……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人于机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之,《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8](1页)而全祖望在《跋杨诚斋易传》中亦云:“《易》至南宋,康节之学盛行,鲜有不眩惑其说。其卓然不惑者,则诚斋之《易传》乎!其于《图》、《书》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讹,未尝有一语及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清谈娓娓,醇乎其醇,真‘潦水尽而寒潭清’之会也!中以史事证经学,尤为洞邃。予尝谓明辅嗣之传,当以伊川为正脉,诚斋为小宗,胡安定、苏眉山诸家不如也。”[6](卷44《赵张诸儒学案》,1433页)宋儒邵雍倡“先天学”,从象数学来解《易》,取《河图》《洛书》为模式,用各种图式释《易》,使人们沉迷于数理方位图式而遗忘了其中的义理。宋易中这种象数学的路子受到北宋江右学者欧阳修、王安石、李觏等的猛烈评击。欧阳修著《易童子问》、李觏著《易论》和《删定易图序论》、王安石著《易解》14卷(已佚),他们在解《易》的内容上方法上理论的重心上虽都有所不同,但把《易》视为一部可以经世治用之书则是共通的特点。所以,他们解《易》的过程中皆突出政事国事的兴废,发显《易》之中有关万物的荣衰、社会的治乱和人事的沉浮等内容。杨万里承江右乡贤之遗风,起而大振解《易》之义理一路,而又鲜明地突出其“以史证经”的特色,为中国《易》学史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影响深远。

第二,杨万里探讨了关于“礼”的问题,专作《礼论》。在他看来,儒家之“道”是无所“倚”的,故六经之首列《易》。正因为“道无所倚”,所以,人们不能仅依赖《易》之言辞来悟“道”,而要“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此是《易》之“道”神妙无比之处,亦是“道”的本然性质。若人们以“道”为有所“倚”,拘守经文以求“道”,必不能矣,这叫作“道”“有所倚则天下莫之稽”。但是,儒家之“道”虽然无所“倚”却有所“践”,具有一种很强的实践品格,若无所“践”,天下人则会失去所“居”之所。在杨万里看来,《易》之中涵蕴了“天人之理”、”性命之源”、“仁义道德”、“吉凶悔吝”等大道,这些都内在地含于“卦”之中又形于“象”之上,而卦之中又有卦、象之外又有象,故而人们无所“倚”,惟无所倚,则无穷,天下人各具其禀赋进入其中。但是,圣人作《易》一般只有圣贤才能领会,“愚不肖者”常常是无法一窥其奥秘的,故而“圣人本之以不倚而进之以可践。礼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践也。圆不以规,方不以矩,运斤而成风,惟匠石可也。欲举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规不矩也,则天下之工有弃其斤斧而去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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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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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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