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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东瑶:论诚斋“新体”的形成

更新时间:2015-09-18 21:01:49
作者: 马东瑶  

   元欧阳玄《罗舜美诗序》称:“南渡后,杨廷秀好为新体诗,学者亦宗之。”①严羽《沧浪诗话》所列南宋“以人而论”的两家诗风仅有陈与义的“简斋体”和杨万里的“诚斋体”,而二人的诗在当时都被称为“新体诗”。我们知道,“简斋体”之“新”,在于得时代风云之助,诗人因靖康之难而深刻领悟了杜甫诗歌的精神,以反映家国变乱的苍凉沉郁之作成为“南渡诗人之冠”;那么,生活于南宋“中兴”时代的杨万里,其“诚斋体”之“新”,又缘何形成、“新”在何处呢?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杨万里尽焚旧作,被认为是与笼罩诗坛的江西诗风的彻底告别。而其“诚斋体”的风趣、幽默、活泼、自然的特色,似乎也与当时普遍影响于整个社会的严肃端毅的理学之风相去甚远。那么,“诚斋体”之“新”,是由于悖反于理学之思、江西之风才得以形成的吗?笔者以为,并非如此。

   一、“以学人而入诗派”

   杨万里在立身行事上“脊梁如铁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皱眉”(葛天民《寄杨诚斋》),而他所创立的“诚斋体”诗则如此风趣活泼。“文如其人”的标准在他身上似乎全不适合,原因何在?有研究者认为,杨万里是“秉刚直而幽默之性气,以道德至上之志,挟相反相成之理,出入于理学与文学之间”②。这一观点既谈到杨万里性情的多侧面特征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更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即“诚斋体”的形成实与理学有极密切的关系③。

   杨万里以诗名世,但同时理学亦造诣颇深,是“以学人而入诗派”(全祖望《宝甈集序》)者,《宋元学案》将其归入《赵张诸儒学案》和《武夷学案》。他作有《诚斋易传》、《心学论》、《杨子庸言》等理学著作。杨万里又曾师事理学名家如胡铨、张浚、刘廷直、王庭珪等,拜见过张九成,并与张栻、朱熹、林光朝等讲学论道,过往甚密。其中张浚、张栻父子都对杨万里的理学乃至诗歌创作影响很大。张浚以“正心诚意”之学勉励杨万里,杨氏之号“诚斋”即从此而来;张栻对杨万里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张栻之学出自胡宏,为湖湘学派的代表。虽然在本源上与朱熹都是二程传人,但朱熹主要承接程颐性理之学,胡宏、张栻一脉则有较明显的程颢之学的痕迹,即强调“心”的超越性力量。张栻最后并没有发展成陆九渊式的心学,但重视“心”之超越功能,对于杨万里在文学创作上跳出前人束缚、自写本心、形成活泼自由的诗风并一直影响到明清“性灵派”,当有启发作用。另外,张栻治学反对“只靠言语上苦思”、“只靠言语上求解”,主张“平心易气,优游玩味”,“涵泳其间”,求圣人之道于“言意之表”④。《送杨廷秀》诗说:“昔人忘言处,可到不可会。还须心眼清,未许一理盖。辞章特其余,君已得其最。当知邹鲁传,有在文字外。”告诫杨万里要领会圣人之意于语言文字之外。后来杨万里在《习斋论语讲义序》中说:“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读书者,否也。”⑤其《庸言》又批评汉儒注经的句读之学:“说字无字外之句,说句无句外之意,说意无意外之味。故说经弥亲,去经弥疏。”⑥正是受到了张栻的影响。

   据罗大经《鹤林玉露》:“杨诚斋初欲习宏词科,南轩曰:‘此何足习,盍相与趋圣门德行科乎?’诚斋大悟,不复习,作《千虑策》,论词科可罢……”⑦张栻对辞章的轻视不难看出是理学家重道轻文一贯态度的体现。而杨万里身兼学人与文人,他对张栻的认同是否意味着废去辞采,从此作理学家之文呢?并非如此。他所获得的启示是从对雕章琢句的追求中摆脱出来,以“道”的涵养作底蕴,寻求一种襟怀朗澈的透脱境界。杨万里在《题唐德明建一斋》诗中说:“……平生刺头钻故纸,晚知此道无多子。从渠散漫汉牛书,笑倚江枫弄江水。”⑧最后两句正是朱熹“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出山道中口占》)之意,体现的是读书学道不再沾滞于言意,而能真正有得于心的一种境界。杨万里著名的诗歌《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其一)之所以广受好评,也正在于它写出了作者胸襟的透脱。诗曰:“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据周密《浩然斋雅谈》:“……诚斋亦自语人曰:‘工夫只在一捉字上。’”⑨称杨万里得意于字句的精彩。诚然,“捉”字很是传神,但它并非诚斋首创。据叶寘《爱日斋丛钞》:“‘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乐天放柳枝答刘梦得诗也。诚斋杨氏乃有‘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之句,得非默阅世变,中有感伤,此静中见动意。”⑩以杨万里对白居易、刘禹锡的喜爱,当不可能不知这一出处,所以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他又像乐天那样表现孩童的天真,而正如叶寘所言有“默阅世变”之意。所谓“默阅世变”,在理学家来说也就是于静观宇宙天地运化中涵咏悟道。程颢的《偶成》诗便更明白地昭示了这一点:“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同样是在观花赏景,作者却说并非“偷闲学少年”,而是别有所“乐”,言外之意即在于所“乐”者“道”也。杨万里之诗同样在“闲看”中体现着静观悟道之意,所不同的是程颢终为体现求“道”之意的理学家之诗,杨万里则把这一层意思隐藏在极具文学色彩的表达之后,既体现着理学家的底蕴、襟怀,又无丝毫理学家的枯燥酸腐之气。

   杨万里曾有《雨霁幽兴寄张钦夫》:“大官有重荷,丰廪无薄忧。草茹我岂腴?饱亦与彼侔。积雨久自霁,曙光清以幽。欣然出荆扉,不出旬已周。初意欲看竹,信步偶临流。北惊失故岸,东见生新洲。怀哉古与今,与此岂不犹?归来翻不乐,隐儿到昔游。平生忘年友,草草相应酬。暂梦不多款,唤人苦鸣鸠。山林本无事,亦复扰扰休。”诗歌正可谓形象地展示了杨万里与张栻(钦夫)的关系:作者无论是写自己安贫乐道、欣然自得的怀抱,还是表现在观物中思索世事变迁、宇宙运化,以及整首作品清新自然的风格,都可看出张栻的影响;诗歌最后结束于作者对挚友的深切思念之中,余音袅袅,使人不断回味这一段文学与理学结缘的佳话。

   二、“活法”论诗与“晚唐异味”

   一般认为,杨万里诗之所以能自成一家,在于他从江西诗派入而不从江西诗派出。杨万里曾作《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似乎不仅要抛却江西诗风,就连一切的诗歌传统也都可以弃之不理,而事实上,这更多的只是表明杨万里对自成一家的独立意识的强调。这种强调不唯他有,可以说正是宋人一以贯之的传统。杨万里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并非如他自己所说“始学江西诸君子”后又“辞谢江西诸君子”,以及将江西体诗尽皆焚毁,便能从此了无瓜葛、自创新体,甚至也不仅仅是钱钟书先生所说“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除根,有机会就要发作”(《宋诗选注》)。而是在成熟的“诚斋体”的诗风当中,始终有着江西诗学精神的底蕴,只不过这种诗学精神,更多的是来自于对江西诗风有过改造的“活法”精神。

   杨万里所撰《诚斋诗话》定稿于晚年,是其一生诗学思想的体现和总结,而其中随处可见江西诗派的深刻影响。例如杨万里喜欢谈论用典的出处,又喜欢探讨具体的诗法:“初学诗者,须学古人好语,或两字、或三字。”“要诵诗之多,择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纵横出没,用亦可,不用亦可。”在谈到七言歌行时又说:“学诗者于李、杜、苏、黄诗中求此等类,诵读沉酣,深得其意味,则落笔自绝矣。”(11)其《书王右丞诗后》曰:“晚因子厚识渊明,早学苏州得右丞。忽梦少陵谈句法,劝参庾信谒阴铿。”讲求具体诗法自然不同于苏轼的“无法可依”,而颇近于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作法。但杨万里又显然不同于江西末流的死守诗法、不知变通,而是要求广泛学习前人诗歌,最后能达到“纵横出没”的自由境界,这就明显有了吕本中“活法”的特色。

   这一点在《和李天麟二首》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诗曰:“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衣钵无千古,丘山只一毛。句中池有草,字外目俱蒿。可口端何似?霜螯略带糟。”(其一)“句法天难秘,工夫子但加。参时且柏树,悟罢岂桃花?……”(其二)研究者常以杨万里提出的“透脱”二字指其脱离了江西藩篱,其实这除了体现杨万里因理学修养而来的胸次圆成、襟怀朗澈的境界,就具体诗歌创作而言更多的还是继承吕本中的“活法”精神。其二提到的“句法”、“工夫”、“参”、“悟”等都显然是吕本中“活法”观念的体现。“活法”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禅喻诗,杨万里也一再说道:“要知诗客参江西,政如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参透江西社,无灯眼亦明。”(《和周仲容春日》)用参禅历程比喻学诗过程,这正是南渡以后诗坛的普遍特色,至于杨万里所谈到的要自得“句法”,须先下“工夫”,由“参”而“悟”,由“悟入”而达“透脱”,更是明显来自于吕本中的“活法”论。吕本中“活法”的核心是引苏入黄,一方面以苏轼的自由创作精神救江西末流雕章镂句之弊,另一方面重新整合和强调苏、黄所代表的元祐诗学精神,(12)杨万里58岁时所作《江西宗派诗序》,正体现了综合苏、黄诗学精神之意。他把李、杜、苏、黄分为两家:李、苏和杜、黄,杜、黄是“有待”于成法、但又不受法的束缚的“圣于诗者”,李、苏是“无待”于法的“神于诗者”,杨万里对二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能把二者结合起来,“合神与圣”(13)。显而易见,杨万里正是继承了吕本中的“活法”论。

   但杨万里的观点又不限于此,还有他自己的补充。首先是对“自然”的强调:“句中池有草”——这与其师王庭珪数次化用“池塘生春草”之句可谓一脉相承,都体现着以自然纠雕镂之弊的意图,如果说这体现了杨万里对江西诗风的不满而要开辟新途的话,这种努力在南渡之后的绍兴诗坛已经开始了,杨万里只不过是进一步加以强调和发扬。他在诗中所说“字外目俱蒿”同样体现这一特点。“目蒿”之语出自《庄子•骈拇》:“蒿目而忧世之患”,指出诗歌当寄寓作者关怀世事之心。

体现杨万里独特诗学追求的则是第三点补充:“可口端何似?霜螯略带糟。”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强调诗歌当有言外之“味”。以“味”论诗,自是中国古典诗学之重要传统,杨万里亦数次以此表达他的审美追求,如在《江西宗派诗序》中指出:“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不过此处之“味”主要强调一种共同的诗学追求,而与他在《诚斋诗话》中所推崇的“诗已尽而味方永”有所不同,后者强调的是一种言意之外的悠远韵味,也就是他一再称赏的“晚唐异味”(14)。杨万里对晚唐诗的褒扬,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是反对江西诗风的必然归途,但事实上,正如同样称赏晚唐的王安石在创作上并没有真正复归唐风,杨万里更多的也是借此表明一种诗学追求。晚唐诗风向以李商隐、韩偓等人华丽幽艳的特色最具代表性,但这却并非杨万里所称道的,他强调的“晚唐异味”大体有两点:一是如陆龟蒙、罗隐、皮日休、杜荀鹤等人的关怀现实之作。同样推崇陆龟蒙的还有杨万里的同时代诗人姜夔,不过姜夔所称赏的是陆龟蒙萧散的风神和诗歌的蕴藉之味,故其创作也确实颇有晚唐诗的悠远韵味。而诚斋诗始终并不以远韵悠然为特色。杨万里强调的第二点“晚唐异味”,则是如李商隐等人之诗有委婉蕴藉之美。李商隐以隐晦难解的无题诗著称于世,杨万里除了称道他字句上的工巧外,所欣赏的并非这类晦涩不可解之作,而是“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的委婉深刻之作,如《诚斋诗话》所举“侍宴归来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这与他在《唐李推官批沙集序》中所强调的“国风之遗音,江左之异曲”,都说明他的“晚唐异味”是与其作为理学家的儒家诗教理想结合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从文学审美理想来说,杨万里所赞赏的委婉蕴藉是外在平淡而内里深隽。《诚斋诗话》推崇陶渊明、柳宗元的“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与他在《习斋论语讲义序》中谈到的“所谓淡而不淡者”同出一旨,都体现出宋人对“平淡”审美精神的普遍追求。这一诗学追求在宋代始自梅尧臣,而杨万里对于“味”的追求也正与梅尧臣提倡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诗学思想暗合——强调内容上的深层意蕴。可见杨万里对于“晚唐异味”的推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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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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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开封)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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