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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松勤:杨万里“诚斋体”新解

更新时间:2015-09-18 20:56:24
作者: 沈松勤  
强化“内圣”功夫,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前提;随着安身环境的改变,“内圣”的侧重点也随之不同。在南宋,个体的生命意义与价值,成了“为己之学”的一大主题。“绍兴党禁”期间,李光与胡铨因反对和议,被流放海南,长达十余年之久。十余年间,两人书邮不断,其中李光给胡铨的一封信指出,“惟祝乘此闲放,尽为己之学。至处忧患之际,则当安之若命,胸中浩然之气,未尝不自若也”,因为“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故汲汲耳”(32)。这就将“为己之学”的任务具体落实到了如何张扬生命意识、实现生命价值上,明确强调“至处忧患之际”,须以修身为本,排遣情累,净化心性,保持“浩然之气”,营造“安之若命”之境。在孝宗朝,李光所强调的“为己之学”盛行不衰,在杨万里身上,表现尤为突出。其《晚步南溪弄水》说:

   吾庐在南溪,溪北北山半。山空谁肯邻,影静鹤为伴。万松当篱落,千岩上几案。花草岂厌多,不多亦堪玩。一丘万事足,半点无外羡。如何濯双缨,独欠泉一眼。晚晴漫野步,偶到溪侧畔。颇怪清浅流,雪后劣如线。相将二三子,一笑出奇观。琼石杂瑶砾,掇拾作微堰。锵然便淙{J2R112.jpg},清若奏琴阮。当流立孤石,滟滪忽童丱。不塞势何怒,惟激声故远。从今日日来,愁肺要湔浣。儿童俾勿坏,鸥鹭好收管。

   该诗作于乾道八年。对于志在“外王”的士人来说,确如诗中所说“山空谁肯邻,影静鹤为伴”,但在杨万里胸中,却萌发了“一丘万事足,半点无外羡”的世外之想,渴望在“锵然便淙{J2R112.jpg},清若奏琴阮”的南溪畔,湔浣“愁肺”,化解情累;在“堪玩”的花草松林间,自娱自乐,安之若命。南溪就是杨万里后来退休养身之处。由此观之,杨万里晚年力避政事,退隐南溪,做“清闲”之人的意识,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在乾道年间,杨万里就青睐“为己之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排斥“外王”而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或如今人所批评的“逃避现实”(33)?

   从宋代学术的基本内涵观之,以“内圣”为核心的“为己之学”和以事功为目的的“外王之学”,本来是相辅相成的,但“内圣”者进行“外王”实践时,需要“居易以俟命”。《易》有“君子以饮食宴乐”之句,程颐《伊川易传》卷一释为:“怀其道德安以待时,饮食以养其气体,宴乐以和其心志,所谓居易以俟命也。”李光《读易详说》卷二则结合自己被贬海南的“至处忧患”的经历,作了新的解说:“当饮食宴乐以俟机会,不可亟也。饮食者,宴乐之具。宴乐必资于饮食,此君子从容避祸,以礼自娱乐之时也。”无论是程颐的阐释还是李光的新解,都是指“内圣”的表现;“俟命”、“俟机会”,就是等待时机。淳熙末年,陆九渊在京城获得第一次轮对后,写信给朱熹说,“某对班尚在冬间,未知能得对此否?亦当居易以俟命”;但当他等待第二次轮对时,因“小人党”的“窥视”得逞,失去了再向孝宗进陈治国之道的机会,故不胜哀叹:“吾人之遇与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34) 这就为“外王”须“居易以俟命”的学说,作了生动的说明,说明了“外王”是个体向往的理想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则有待于际遇;而天命既不可测,君子所能做到的,便只能是“居易以俟命”。与陆九渊等其他士人一样,杨万里也有着强烈的“外王”理想和用世之志,只是在“居易以俟命”的过程中,其“命”欠佳,机会匮乏。

   乾道三年,杨万里献《千虑策》,纵论“君道”、“人才”等十二项治国大策(35),体现了其用世之志;即便在垂暮之年,也没有忘却国事。据《宋史》本传,“侂胄专僭日益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至“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其“报国无路”的原因,固然是“韩侂胄奸臣专权”,但在孝宗、光宗两朝,又何尝有竭尽报国心志的坦荡之路。淳熙年间,杨万里两度入朝,面对的却是“蛮触几百战”的“朋党之恶”,致使忧心忡忡,畏惧丛生;身自不安,遑论报国!事实表明,党争的性质属意气之争,不利于政治的正常运转,也严重阻碍了士人群的“外王”实践。周必大《送七兄监庙赴南宫兼呈大兄知县》:“河梁曾诵送行篇,蜗角牛毛十五年。毕竟中间皆梦耳,只今相对合苍然。”姜特立《浣溪沙》:“蜗角虚名真误我,蝇头细字不禁愁。”辛弃疾《哨遍•秋水观》:“蜗角斗争,左触右蛮,一战连千里。……谁与齐万物,庄周吾梦见之。”周必大与姜特立曾深陷党争漩涡,辛弃疾则远离朋党之争,但都表达了因“蜗角斗争”——锱铢必争的“朋党之恶”而难以报国的痛苦。于是,在“庄周吾梦见之”或“山水之窟宅”中,“从容避祸”,“养其气体”,“和其心志”,以“尽为己之学”,成了士人的普遍追求。尤其是杨万里,自称“忧之太深,惧之太迫”,在距致仕年龄尚有六年的绍熙二年,“已动挂冠之兴”;此后屡请致仕,并将自己比作笼中鹤、岸上鱼,苦苦乞求“放鹤出笼,纵鱼入海,生当荣感,死当冥报”(36)!绍熙三年,在“思归不得”的情况下,“自江东漕司移病自免”,作《和渊明归去来兮辞》:

   如鹿得草,望绿斯奔。如鹤出笼,岂复入门。……月喜予之言归,隋清晖而照颜。山喜予以出迎,相劳苦其平安。江喜予而舞波,击碎雪于云关。纷邻曲之老稚,羌堵墙以来观。沸里巷之犬鸡,亦喜翁之蚤还。惊鬓髯之两霜,尚赳赳而桓桓。归去来兮,半天下以倦游。饥予驱而予出,奚俟饱而无求。观一箪之屡空,躬自乐而人忧。暨一区之草玄,娱羲画与箕畴。岂慕胥靡,济川作舟。矧先人之敝庐,有一壑兮一丘。后千寻兮茂林,前十里兮清流。耿靡羡而截营,蹇何骛而不休。

   从“倦游”的仕途回到“清闲”的“一壑一丘”,不只消除了身心的疲倦,更主要的是获得了自由与新生,使个体的生命按照其应有的节律自由自在地运动。所谓“如鹿得草,望绿斯奔。如鹤出笼,岂复入门”,就是指“纵鱼入海”般的新生,也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由心境的生动写照;在月、山、江、犬鸡与邻曲老幼的热情相迎中,又洋溢着获得新生与自由后的无限喜悦;“惊鬓髯之两霜,尚赳赳而桓桓”,则是一派由新生与自由带来的生命意态!

   绍兴期间,李光曾总结了“尽为己之学”的途径:“宴居有以自娱,动则观书以广智,静则息念以存诚;赋诗一首,弹琴一曲,古人困而能通用此道也。”(37) 杨万里则认为,其关键在于“立诚”,唯有“立诚”,才能进行“外王”实践,成就经世济民之业,也唯有“立诚”,才能不为富贵贫贱所累,真正做到宴居自娱,即所谓“内而正心诚意,外而开物成务,不待富贵而欣,不因贫贱而悲者也”(38)。而“修辞者,立诚之宅里也”(39)。“修辞”包括了赋诗,也就是说赋诗同样是杨万里“尽为己之学”的有机构成。其《寒食相将诸子游翟园得十诗》其十:“荆溪老守底风流,哦就千诗一笑休。”《和渊明归去来兮辞》:“对天地而一哂,酢风光以千诗。”《归去来兮引》:“独临水登山,舒啸更哦诗。除乐天知命,了复奚疑。”均诗意地演绎了赋诗与“尽为己之学”间的内在联系。

   杨万里“立诚”与张浚有关。据《宋史》本传,杨万里出任永州零陵丞期间,谒见贬居永州的张浚,“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正心诚意”是理学家修身立命的主题,而且当他们以“诚”对待万事万物时,万事万物都具备了生命,充满着灵性。元祐年间,程颐侍讲经筵,见哲宗随意折一柳枝,便严肃规谏:“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40) 在程颐的心目中,柳枝与人一样具有生命与灵性,当以诚意相待,以仁爱相拥,岂可相摧!对此,杨万里从学理层面作了阐释:“圣人所以爱天下之生,亦如天地爱万物之生也。”(41)“或问断一草木,杀一鸟兽,夫子以为非孝,何也?杨子曰:爱心存乎尔,则及乎草木鸟兽;爱心亡乎尔,则至于无父无君。”(42) 杨万里避祸全身,渴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律动,则进一步凸现并履行了基于内心之诚的这种仁爱,成了他“困”而“尽为己之学”的驱动力,也给其“诗材”——自然万物赋予了生命与灵性,使“诚斋体”洋溢着浓烈的生命意识:

   不必开窗索花笑,隔窗花影也欣欣。(《春晓三首》其三)

   春禽处处讲新声,细草欣欣贺嫩晴。(《春暖郡圃散策》其三)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桂源岭》)

   不惟如此,自然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也深通人情,与人为友:

   溪水声声留我住,梅花朵朵唤人回。(《南溪弄水四望山园梅花》)

   江流不肯放人行,淮山只管留人宿。(《舟中排闷》)

   柳线绊船知不住,却教飞絮送侬行。(《舟过望亭》)

   正因如此,当诗人为了避祸全身,退出仕途,回归自然时,自然万物犹如阔别重逢的至亲至爱,欣喜若狂,竭情相迎(见前引《和渊明归去来兮辞》);也因如此,杨万里屡屡自称“烟霞平日真成癖”(《和周元吉左司梦归之韵》)、“性癖爱看山”(《爱山堂》),甚至到了“绕花百匝不忍归,生怕幽芳怨孤寂”(《梅花下遇小雨》)的境地,与自然万物之间建立了深情厚意,并视为“故人”:

   孤塔分明是故人,一回一见一情亲。(《舟过青羊望横山塔》)

   一尊孤斟懒论文,犹有梅花是故人。(《瓶中梅花长句》)

   一江风月两溪云,总与诚斋是故人。(《跋常宁县丞葛齐松子固衡永道中行纪诗卷》)

   在这种知己“故人”的关系中,诗人与自然相拥相抱,相亲相爱,融为一体。换言之,杨万里对笔下的自然万物,虽不加审美判断而直接以本色相见,给人浅俗之感,却让人感知到他在其中的美感享受,触摸到他在其中的生命律动,甚至如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杨万里是写自然万物在他心目中和生命里的位置。“送侬行”的柳絮、“唤人回”的梅花、“留人宿”的山水,是他胸中的柳絮、梅花、山水;“拦溪声”的万山、“怨孤寂”的百花、“贺嫩晴”的细草,是他生命里的万山、百花、细草。诗人虽不说它们美,也不说它们不美,包含其中的却是深切的性情与性情的相互交通,生命与生命的相互兴发。这便是“诚斋体”中的自然景物,与杨万里的生命同脉搏,和他的身心原本是一体的;与此同时,自然万物给了他艺术上的丰厚回报:

   几多好句争投我,柳夺花偷底处寻。(《发银树林》)

   哦诗只道更无题,物物秋来总是诗。(《戏笔二首》其二)

   岸柳垂头向人揖,一时唤入诚斋集。(《晓经潘葑》)

   杨万里“立诚”,一方面启迪并敞开了他的仁爱之心,“及乎草木鸟兽”,并如上引《和渊明归去来兮辞》所述,草木鸟兽等自然中的万事万物让他在避祸全身中,得到了身心的愉悦,成了他张扬生命意识、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绝佳载体;另一方面自然万物“一时唤入诚斋集”,融入到了杨万里生命历程中的诗性精神,成了“诚斋体”生生不息的艺术源泉。

   杨万里既然如此钟情自然和自我的生命意识,就必然导致其“外王”理想和用世之志的淡化。但这不能归咎于他“逃避现实”,而是日趋激烈的阻碍整个士人群“外王”实践的“朋党之恶”,将他推向了“尽为己之学”的境地。“为己之学”是南宋士人在“居易以俟命”时难得“外王”之“命”后所普遍奉行的,“诚斋体”则典型地展现了“为己之学”,深刻地反映了包含其中的时代心理。这就是杨万里为什么在当时盛享隆誉,成为诗坛盟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诗人与自然之间深切的性情与性情的相互交通,生命与生命的相互兴发,已构成了“诚斋体”的审美意境。现在的问题是:其审美意境表现为何种特征?其特征又是怎样形成的?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透脱”条载:

杨诚斋丞零陵时,有《春日绝句》云:“梅子流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张紫岩(浚)见之曰:“廷秀胸襟透脱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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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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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200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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