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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松:屈原《九歌》的悲剧质素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5-09-16 20:28:31
作者: 张学松  
如《燕台四首•秋》:“瑶琴愔愔藏楚弄,越罗冷薄金泥重。帘钩鹦鹉夜惊霜,唤起南云绕云梦。”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瑶琴’四句,恨现前之欢娱有限,用巫山事,所谓‘犹恐相逢是梦中’也。”《燕台四首•冬》:“清溪白石不相望,堂上远甚苍梧野。”显系用“湘妃”典。冯浩《玉溪生诗笺注》评此诗“神味原本楚《骚》”者,殆源于此。《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众中赏我赋高唐,回看屈宋由年辈。”“高唐”即用巫山神女典,下句直接点出与屈宋之关联。与宋玉之关者是《高唐赋》,与屈原之关者定是《山鬼》了。前引《重过圣女祠》“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不仅意境、感伤色彩与《九歌》有关,其暗用之神话故事也与《九歌》有关。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一春梦雨’,言其如巫山神女,暮雨朝云,得所欢也。‘尽日灵风’,言其如湘江帝子,北渚秋风,离其偶也。”《无题二首》其二“神女生涯原是梦”之“神女”即巫山神女。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评此诗曰:“重帏自锁,清宵自长,所谓神女小姑,即《楚辞》‘望美人兮南浦’之意。”《银河吹笙》:“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湘瑟”即湘灵鼓瑟,与湘妃的神话也有关系。商隐诗用神话题材与《九歌》联系最明显最密切者当属《楚宫》:

   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

   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

   空归腐败犹难复,更因腥臊岂易招?

   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惧长蛟?

   此诗当为大中三年五月诗人由桂管北归经潭州所作,主旨为凭吊屈原。首句暗寓湘妃啼竹之意。颔联化用《山鬼》诗意,“枫树夜猿愁自断”化用“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女萝山鬼语相邀”化用“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地为楚地,主旨为吊屈原,诗人很容易想到屈原的作品,“二湘”与《山鬼》的神话题材与悲剧氛围正宜表达商隐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两位相距千年的诗人于此时此地可谓心有灵犀遥相通。

   四、《九歌》悲剧表现的比兴象征手法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九歌》悲剧表现的重要手法是比兴象征。

   比兴手法是自《诗经》以来中国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楚辞》对《诗经》的比兴手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为整体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这尤其在《离骚》中充分体现。这种“香草美人”的手法为后世许多作家所继承。李商隐的诗也明显继承这种手法。如《无题》:“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缷。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古人早已看出此诗“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吴乔《西昆发微》:“(此)才而不遇之意。”联系作者的生平,不难看出这位伤春的少女有着诗人自身的面影,象征其少年才俊而却对前程有着深深的忧虑与茫然。

   《九歌》作为《楚辞》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有点特别。它是屈原在民间祭歌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抒情诗,所抒写的感情便具有双重性——既有诗中所祭之神的情感又有诗人屈原的情感,所以它运用的比兴象征手法往往也具有双重性。如《湘君》写湘夫人沿湘江北上千里寻夫不遇后写道:“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朱熹《楚辞集注•九歌》:“此章(按,指“桂棹兮兰枻……恩不甚兮轻绝”一段)比而又比也。盖此篇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之不偶,而此章则以别事(按,指“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比求神而不答。”朱熹所说的“比而又比”就是双重比喻与象征。第一重是,以“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比求神而不答。薜荔不在水中,芙蓉不在木末,所以到水中采薜荔,到树梢摘芙蓉是缘木求鱼,不可能的事,作者以此来比湘夫人寻夫难遇,以表达她失恋的感伤和悲凄。第二重是,以求神不答来比事君之不偶,寄寓诗人的悲剧遭遇。

   受《九歌》这种“比而又比”的手法影响最深且又有所创新发展者当数李商隐。看其《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沈。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此诗含有三层意蕴。第一层即诗的表层,其意是咏嫦娥,嫦娥窃灵药而入月宫,虽高处琼楼玉宇极高洁清净,但碧海青天则十分清冷寂寥,此所“悔”者也。第二层即诗的内层,其意蕴是咏女冠,以嫦娥的寂寞孤独喻女冠的寂寞孤独,表达对女冠的深切同情。第三层即诗的深层,其意蕴是咏诗人,借前两层以喻诗人蔑弃庸俗向往高洁而陷于孤寂的处境与心境。诗中嫦娥、女冠、诗人实三位一体,境类而心通。《重过圣女祠》也有三层意蕴。第一层,写圣女“上清沦落得归迟”的悲剧命运;第二层,以圣女喻女冠;第三层,寄寓诗人自身遭际。[4](第十章)商隐这些诗,与《九歌》相比,运用比兴手法更为深隐,象征有神无迹,非知人论世而无法探其深层含蕴。比兴象征这一手法到李商隐这里达到了炉火纯青乃至登峰造极之境。但其源则是《诗》《骚》,《九歌》的影响功莫大焉。

   五、李商隐诗歌创作接受《九歌》悲剧质素影响的深层原因

   商隐诗歌创作深受屈原《九歌》悲剧质素的影响,具有深层原因。

   第一,李商隐与屈原所处的时代有相似点。李商隐生活于大唐商国的晚期,屈原之生平活动也正是楚国的末世。

   第二,李商隐与屈原的家世具有相似点。李商隐《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等诗都言自己的家世与李唐皇室有关,据清人张采田与今人刘学锴等考证。李商隐之远祖与李唐皇室乃为同宗,但关系已非常疏远,商隐当是凉武昭王李暠的十五代孙。[4](第一章)这种宗亲关系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给李商隐带来任何政治、经济上的实际利益。从影响比较直接的高、曾、祖、父四代近世宗亲来看,虽然都有官职,但大都为州郡僚佐、县令县尉一类州县官吏。到其父李嗣去世后。李家更是“宗绪衰微,簪缨殆竭……泽底名家,翻同单系;山东旧族,不及寒门”(《祭处士房叔父文》)。屈原在《离骚》中说自己为“帝高阳之苗裔”。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乃“楚之同姓也”。据褚斌杰师的考证,屈原从血统、世系上,属楚公族。然亦非楚王近宗[8],故自叙为“苗裔”。

   第三,李商隐与屈原的生平遭际近似。李商隐少怀“凌云一片心”(《初食笋呈座中》),但仕途坎坷,一生辗转漂泊于幕府,最后郁郁而卒。屈原也是少怀大志,愿为王者师,“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虽青年官居高位为王之左徒,但自因制订宪法被同僚谗毁怀王疏远后,又两次被放逐,最后见楚国势已去而含愤投江,葬身鱼腹。

   王朝末世,皇族远裔,怀才不遇,酿成两位诗人悲剧的性格和悲剧的人生,虽相距千年而触类心通,思想感情极易产生共鸣,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深受屈原《九歌》悲剧质素的影响自是必然。

  

  

   【参考文献】

   [1]刘学锴.汇评本李商隐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6.

   [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5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338-362.

   [3]吴慧.李商隐燕台诗释[A].王永宽,尚怀仁.李商隐与中晚唐文学研究[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4]刘学锴.李商隐传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632.

   [5]郭沫若.屈原赋今译[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2003.36.

   [6]马茂元.楚辞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5-66.

   [7]周禾.试论《九歌》的抒情系统[A].中国屈原学会.楚辞研究[C].济南:齐鲁书社,1988.

   [8]褚斌杰.楚辞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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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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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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