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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祥京:花开花落的80年代

——情爱与改革

更新时间:2015-09-15 17:21:17
作者: 谢祥京  

    

   上世纪80年代,花开花落。令人惆怅,使人叹息!

   在《幽窗小记》中,有明人洪应明的一幅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一幅对联,寥寥数语,却深刻道出了人生对事物、对时空、对名利应有的态度: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这样才可能心境平和、淡泊自然。一个看庭前三字,大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之意,而望天空三字则又显示了放大眼光,不与他人一般见识的博大情怀;一句云卷云舒更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崇高境界。赵朴初大师遗作中写道:生亦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牵挂。这也体现了一种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达观、崇高的精神境界。

   我不善写“穿越小说",但上世纪的80年代,彷佛就在昨天。因为我们经历太多,太多。

   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穿越时空是可能发生的,但是穿越时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现代科学实验已经证明:在宇宙中,存在比光速还要快的物质!至于具体穿越需要怎样的条件,尚需进一步探讨!

   但是现代的科学已经可以推出这样一个论点,既穿越可以发生,原身穿越也可以发生。但是灵魂穿越后的记忆不能存在。因为现代的生物学证明了人的记忆是存在于大脑之中。如果总有一些人还想借尸还魂回到那个苦难的毛泽东年代,就另当别论了。

   80年代从某些方面来说真值得怀念,非过度美化。当然,那个年代也并不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严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等。但是相对而言,80年代是恶梦初醒的年代,80年代也是人性回归的年代,80年代还是花儿盛开的年代,尽管花无百日红。

   闲来无事,我养成一个坏毛病,喜欢躺在床上看电视,而且彻夜不关机。梦醒时分,还反复观看纪录频道中的老电影,尘封的记忆之门随之被掀开,把我带回往昔,找回了80年代的许多记忆……

   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文艺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中国电影在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后,逐步走上了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道路。中国电影在享有国家政策和经济上的双重保障的基础上,在没有市场压力的情况下,在解除了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封闭状态之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艺术生机。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节目相对单一,电视机的普及率远不如现在;民众文化娱乐的消费形式也不够丰富,文学、戏剧、电影等较为传统的文化消费形式还居于主要地位。再加上漫长饥饿期的“铺垫”,国人对于电影的渴望几乎是报复性地反弹,当时的热门电影一票难求,据说在影院门口还出现过挤死人的悲剧。2012年,中国电影的总观影人次接近5亿,而在80年代初,这个数字居然能达到2012年的几十倍,“数子”惊人!当时的票房系统还没有联网,具体数字统计尚有困难,即便如此,观影人群的规模之大,恐在世界影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废墟”上,中国电影迎来了一次全面复苏。首先是对电影艺术手段和理念的大胆探索,在当时铺天盖地的“文化热”裹挟下,中国电影也表现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而其集中表征,就是“第五代”的隆重登场。

   80年代的电影热,给了国人一次全民性的精神洗礼,看电影、评电影甚至拍电影,都成了普罗大众追捧的时尚。一个被后人多次提及的典故是:咸阳棉纺厂工人张艺谋在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因年龄超标而被拒之门外;张艺谋大胆地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写信,在黄镇的亲笔批示下,张艺谋最终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并于1982年顺利毕业。他与他的电影学院同级同学,日后成了闻名遐迩的“第五代”。

   情爱与政治无不关连,荒唐的政治,摧残人性。

   磋砣岁月,银幕上迎来了爱情片解冻的年代。《庐山恋》、《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芙蓉镇》、《红高粱》等诸多影片都让情侣们“重出江湖”。在秀美的庐山,可以看到互相爱慕的张瑜和郭凯敏;在西北偏僻的草原,可以看到互相帮扶的朱时茂和丛珊;在漫天大雪的天云山,也可以看到不顾后果要和石维坚在一起的王馥荔……

   尤其《芙蓉镇》,在中国电影史上,很难再找出一对比秦书田和胡玉音的遭遇更悲惨的夫妻了。政治成分决定了他们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更难堪的是他们的结合还要遭尽他人的侮辱。他们的“结婚申请书”上竟然拿了猪的配种做比喻。

   被批判为毒草的《庐山恋》,80年代获得平反之后,还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迄今,还在庐山电影院里放映,是全世界放映场次最多、单片放映时间最长、用坏拷贝数最多的电影。

   “电影热”不仅表现在电影院的火爆,也表现在电影期刊、杂志的火爆上。1979年复刊的《大众电影》,在80年代初的发行量曾逼近1000万册,这在中国传媒史上是一个天文数字。《大众电影》当时的封面、封底照片,都是亿万青年模仿的“时尚偶像”。而电影文化的广泛传播,也表征着时代精神的解冻和复苏,关于电影的种种讨论,其实就折射出社会文化脉络的整体变迁。随着《庐山恋》中那轻轻一吻的光影飞扬,标志着对浪漫爱情、男欢女爱的大胆追求不再是禁区。而就在一年前,1979年第5期的《大众电影》在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一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在短短两个月内,编辑部接到了超过2万封读者来信,对此事进行激烈的辩论。

   80年代的中国,信息流动仍显凝滞,大众文化的自我传播技能尚不完善。此时,电影就成为塑造城市大众文化底色的主要载体。甚至可以说,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时尚的风向标。

   仍以《庐山恋》为例,女主角张瑜在片中一共换了43套衣服,比现在大片里的女主角换得还勤,几乎每套衣服都成为了女观众追捧的热点,甚至有女青年连续观看了数十遍《庐山恋》,就为了记住里面的衣服样式,出了影院便依样画葫芦做衣服——电影在普通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50年代,描写红色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是银幕上的宠儿。《柳堡的故事》大胆地在战争题材影片中进行爱情戏的尝试更引人注目。片中插曲《九九艳阳天》至今仍广为传唱。当年的确也让不少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蠢蠢欲动,荷尔蒙的分泌并不以意识形态而转移,只是被压抑。

   一个政权如果在意识形态方面出了问题,就连他们自己导演的红色经典--《柳堡的故事》也要挑出来一顿狠批,好像共产党人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泥塑木雕,不食人间烟火。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宗教式的,在道德方面从严要求才能维系意识形态的纯洁、神圣,才能保持意识形态的力量。意识形态中剩下的方面就越要坚持。色情问题如是,先进性、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地上天国式的和谐社会亦如是。不管经济或制度改革如何推进,意识形态的东西永远是排在首位强调的。

   性的美好和冲破道德教条往往是意识到和走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端,人们在追求自我独立、个人愉悦的权利、认识到枷锁带来的痛苦时激发的冲动和思想,与集权及功利型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后者必将前者视为可能燎原的星火和洪水猛兽。

   剪不断理还乱,有些人对学者们一提到“性”就郁闷、反感、厌恶、甚至惧怕,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理解。“理解”是宽容的词汇,常说“理解万岁”就是这个道理,这更说明了性启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不是她(他)们的错,错就错在“传统”社会,错就错在中国教育的失败,错就错在庙堂之上的大人们台上的道貌岸然。

   达尔文主张物种要传留下来,必须强大,而且必须不断生产,再繁殖。能不能在环境中取得有利条件进行繁殖,是生存乃至于进化的基础。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弗洛伊德大系统的前提就是:人作为一种生物,我们最重要的欲望就是繁殖,就是与繁殖有直接关系的性欲。如果缺少了这种繁殖的欲望,没有这种原欲,依照达尔文主义,人就不可能繁衍下来,变成这样一种特殊的生物。人类的原欲和其他生物的繁殖、生殖冲动有什么不一样?从达尔文主义得到的灵感与暗示,让弗洛伊德主张: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跟其他生物不一样,之所以能进化成为最高等的生物,那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有强大的性欲,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硬是将性欲压抑下去,进而将性欲含藏的巨大能量,激发并运用到别的地方去,人类应该还是有理念的物种。但有另一个极端,不知谁发明了“阶级斗争”这种核武器,除了使同族相残,看不到对社会、对人类的进步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中国之古以来,再混帐的皇帝都知道应该让子民“安居乐业”不搞折腾。

   有人穿上皇帝的新衣,嫔妃可以无数,“道德经”却用来整治平民。

   色情是最容易被“道德家”一致反对的,辩护者永远也抢不到道德制高点。获得管制色情的权力遭遇的阻力最小而赞扬最多,管制行动风险小收益高,何乐不为?我不否认传统文化的威力,但1949年之后和1949年之前的差别不小。

   传统社会对色情的管制重点在家庭、家族,民风开放的地区,朝廷插手也不多,多是乡绅管理的事务。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只要不严重到从理论上挑战和推翻礼教,或者在政治斗争中授人以柄,狎妓、搞基、写小黄书什么的,基本是说不得做得。

   而在初期的共产主义中国,国家直接严密管制到个人的私生活,没有中层的缓冲。如果说对待色情的保守态度主要来自于传统文化,那么这种将保守和社会控制相结合的想法和实践,与共产主义极权的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

   《红高粱》整个影片的爱情似乎都能归结到一个“野”字上。在八十年代之前,没有任何一部中国电影敢如此地表现爱情和性爱。影片公映后,在国内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影片改编自莫言的小说,但是导演张艺谋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改写了小说的叙事。加装了红色滤镜的摄影使画面和色彩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比阳光更炫目、比红色更热情的“中国红”我并不喜欢,这种红使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红海洋,红色恐怖是那样血淋淋。可惜在日后的“中国红”却成为了张艺谋的代表色。

   不过,《红高粱》这部作品好就好在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但莫言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创作的社会意义,也没有想到老百姓会需要这样一种东西。如果现在写一篇《红高粱》,哪怕你写得再“野”几倍,也不会有什么反响。现在的读者,还有什么没有读过?……

对莫言的原创而言,当时有人批评莫言,有人对他嗤之以鼻。事后更有人说他狂妄无知,说他是“小和尚打伞无发无天”,还是“碟子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浅”。莫言曾说过,一部小说,常常是从战前动员开始写到战役的胜利,作者注重的是战争过程,而且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莫言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譬如前苏联的著名电影《第四十一》,写了一个苦大仇深的红军女战士,在亲手击毙了四十个白匪军之后,担任了一次押送俘虏的任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部队被打散,她与一个英俊漂亮、很有艺术修养的白匪军官流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天长日久,两个人产生了感情,开始同居,各自都把自己的阶级身份忘记了。突然有一天,来了一条白匪的大船,那个白匪军官向着大船扑去,红军女战士的阶级性也突然苏醒了,操起步枪,将白匪军官、也是她的情人,打死在海滩上。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作家营造了这样一个环境,把人物放进去进行试验。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灵魂实验室”。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写法今天看来比较合乎文学创作规律,但在8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长期“左”的思想禁锢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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