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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缱绻与决绝:1950年代的沈从文

更新时间:2005-12-20 19:12:00
作者: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里,沈从文一直郁郁寡欢,游离于当时的政治运动之外,冷眼静观着时势的发展。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沈从文建国后所遭遇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文艺运动。以发动“运动”的方式批判一部作品的“思想”,并形成浩大无比的全国共讨之的局面,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旧知识分子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在这场运动中,沈从文虽处于漩涡的中心,但他不但不为这自上而下的气势所动,在内心深处,反而觉得这场批判有点可笑。在他看来,如果不批判的话,武训本来没有多少人知道,说不定有些人会分不清“鲁迅”和“武训”,可是现在,动员全国上下的力量来批判这样一个死人,值得吗?问题是,现在的世界,谁会去学武训?有举手、拥护即可混得春风得意的好事儿,世界上还有谁会自寻倒霉地学武训?为今之际,不想办法鼓励创作新作品,只是让千千万万的人来批判和检讨,“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产生!”(注:见1951年9月2日沈从文所写的一封信,《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0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在领导人看来是大是大非问题的《武训传》批判,在沈从文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浪费报纸版面及人力、物力的无用之举。

   放眼文坛,更让沈从文痛苦不堪。在这种气候下,文艺界的许多朋友的笔都呆住了。登在大小报刊上的“文学”作品不伦不类,无价值的诗随处可见、自由出版,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却被无端地封杀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人手一册,但毛泽东本人和真正的群众离得太远了,他不会去想怎么让作家把精力转到正常的工作上,使他们手中的笔能够得其用,不再毫无意义地消耗在思想斗争上。一个人如果只看自己,不注意以外的事情,容易失于偏,陷入孤立之中;而一个集团如果只按自己的思路行事,不理会自己以外的人和事,更不是马列主义的。马列说知人,其实知人谈何容易!这种领导方式肯定有问题,需要改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这是沈从文的真心话,但这意见是不能说、也无从说的。庭院中的鸟儿们在自由地飞翔、歌唱,充满了有生之乐,“人在什么时候才可望用友爱来代替摧残作践?”(注:沈从文:《历史博物馆日记片断》,《沈从文全集》19卷,第99页。)他渴望像往常一样,遇到问题和朋友一起讨论,在讨论中厘清问题,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过去的朋友们渐渐离自己远去了,沈从文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之中。每当这个时候,沈从文往往颇有怨言:“半生为了许许多这种年青人服务,特别是一些作家,这些人目下有在外省的,不明白我怎么过日子极自然。还有些身在北京城圈子里住下的人,也像是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址,从不想到来找找我。这也很好,借此可以学习明白社会或人生。人不易知人。这种隔绝也正是对我一种教育。”(注:沈从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沈从文全集》19卷,第114—115页。)

   这种情绪在写给程应镠的信中,流露的更为充分、具体:

   流金:

   我还以为会可再见面谈谈,不想又即回上海了。

   国家在发展中,事情多,问题多,旧制度已崩溃,新秩序刚建立,尤其是新手接新事,凡事都不免有脱节处。一个负责人总得抵三五人用,望事事忘我无私的作去,才不致辜负历史时代所嘱托任务。中学校校长事更麻烦,盼能凡事耐烦细心作去,任何困难都莫灰心,更莫因小小人事周折而生气,因小失大。

   你来提到某某事,是我听到第三个人说起的同一事。走后固然流泪许久。我居然还不在时代变动过程中死去,也就很好了。二年来笑和泪都对我失去了本来意义。私人得失也似乎毫无意思。因你一提,才想起有这件事。这些转述不一定合实际,只宜让那些陌生的过去毁过我们的人去传述,熟人中可不必再注意的。照我看来,国家在任何方面人才都不够用,向心力犹未形成,他这时节正在为政府努力工作,又勤快,又负责任,对国家实在为有用。这就很好了。至于因他对我如何如何,恐不可信。传述的人如即正是过去办《野草》胡骂了我多年,使我和左翼有隔的人,那就更不可信!北回时,初办《大公报》副刊,我本来即并不想出面,因不得已才写文章,后来又因他们办《新路》,怕人认为有关连,如彼如此而致神经逐渐失常,几几乎即胡涂死去。由此一来他反而怕来见我,都没有什么关系。流金,革命是国家一件大事,国家大,个人极小!我今年已快50岁了,头脑身体犹如机器,不节制使用了30年,也旧了,坏了,本来也应分报废了。解放北京本是一件历史大事,如果我适逢其会,当其冲,不幸在一些不巧情形中糟了,毁的已毁,也不应当以为什么大不了,更不宜再因此还把一个别的年青有为的人也随之毁去!人难成而易毁,社会国家正在向前发展,一切事均不宜停顿,大家还是向前看,为国家多做点事情,不要以我一个人的遭遇而如何不平吧。×年纪青,又有才干,与其责备他过去,不如鼓励他未来。这正是中共一贯所说与人为善之意。

   你听来的传说,必普遍到一个程度,我所以特意向你提提。这事即丁玲也有未尽能尽责任处,她那□到我为了什么,得到什么。

   流金,要爱人以德,不要恨人。国家因权力过大,新当大转变时,总到处不可免有不必要牺牲损失。要看大处远处,望好作事,凡事谨慎细心,免误事,反而丧失国家威信。到你将来负责较大,能在立法上建议时,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这是很凄惨的。我看过,我懂得,相当不合需要。……(注:1950年秋致程应镠,《沈从文全集》19卷,第89—90页。文中划横线的部分,是沈从文自己删除的文字。)

   这封信大约写于1950年秋,但未寄出。1951年11月6号又补写,最终是否寄出,不得而知,但这封信对理解沈从文建国初的生活态度大有助益。收信人程应liú@①是作家、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建国初任上海中学校长。在这封信中,隐约透露出来的是沈从文因朋友、学生的背弃而产生的伤感,至于到底是谁引起了他的伤感,由于收入全集时编者隐去了相关的人名,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沈从文听说此事后“流泪许久”的反应来看,他非常伤心。通过阅读此信,我们大概也知道了:(1)这位背弃了沈从文的人“年纪青”;(2)和《大公报》、《新路》有某种关联;(3)“正在为政府努力工作,又勤快,又负责任”。

   而传播这个消息的人,过去编过《野草》,并且批评过沈从文,《野草》是1940年8月在桂林创刊,1942年停刊,主持其事的人为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聂绀弩,至此,我们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大概脉络,随着史料的发掘,此事必定会水落石出。

   1949年以前,沈从文是大学教授,又主持着四五家刊物,以培养青年作家为乐,在他周围自然会有一批青年作家。虽然才过了几个月,但随着时势的变迁,用“物是人非”来形容还是恰切的。沈从文的失势,自然会门前冷落车马稀。他当初选择留在北平,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许多朋友或学生均参加了革命,像丁玲、何其芳、严文井等都已经成了革命作家中的中坚力量,他们了解自己,在关键时刻,总会伸出援助之手,以洗脱他所遭受的误解。唯其因为有此热望,当他遭受冷遇时的伤感才会愈发的强烈,在信中,虽然“此事丁玲也有未尽能尽责任处”一语已被沈从文删去,但他的不满是确实的。

   沈从文一生写人,但到头来依然不能知人。解放以后,他感觉自己用在人与人之间的精力,比工作本身的消耗还要大,而调处复杂关系,正是沈从文所不擅长的工作,因此时常陷入苦恼当中。“工作转到历史博物馆时,我的存在只像是一种偶然。一切对我都极陌生。虽然每天还是一些熟人在一处吃喝,工作时也似乎还肯出力,事实上即家中人也一点不熟习,好像是客人偶尔在一处。同事就更加生疏了。一天要我数钱、拔草,就照做,但是一点看不出这对国家有什么意义。对我自己,头脑极沉重,累极时想休息又不可能,实在只想哭哭,以为既然并不妨碍别人,但是听馆中人向家中说这很不好,也不敢了。见什么人都吓怕。对于自己存在,只感觉得一种悲悯。我需要休息,没有得到休息。恐怖在回复中。白天一样和人说笑、吃喝,事实上我再也不会有一个普通人能有的自尊心,和对于工作应有的自信心了。

   社会变了,我的一切知识既没有什么用处,因此一天在博物馆库房中数数铜钱,也觉得什么都是一样。觉得生命这么使用,倒也很好。但是也很奇怪,我究竟是谁?要我数铜钱的人得到什么?对国家有什么意义?想理解,无从理解。“更让沈从文十分不理解的是,”许多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满有办法的人,现在还是有办法。有些本来极本行的教书的,却认为是为反动服务。“(注:《沈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27卷,第153—154页。)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有时候,沈从文独自站在午门的城楼上,望着暮色苍茫中的北京城,百万人家的房屋栉比,远处的无线电传出杂乱的歌声,太庙的柏树林中突然传出一声黄鹂的鸣叫。眼前的大道上,车辆流动如水,但一切的存在对他而言如此陌生,一种想法油然而生:我是谁?我在什么地方?我究竟为什么这么下去?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使他感受到生命的隔绝,人与人理解的遥不可及。需要一种外力打破沈从文的这种隔绝,在与土地、人民的交流中恢复生命的活力,机会终于来了。

   1951年10月25日,沈从文作为农村土改工作团成员启程赴四川。对中央来说,让一些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目的就是让他们通过参加土改的阶级斗争,听一听农民一字一泪的诉苦,认识共产党在农民中的深厚基础,从而进一步体会土改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对土改由怀疑转为支持与拥护。(注: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723—72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离开书房和人人自危的工作环境,到更为鲜活的现实环境中去,对于沈从文来说,是一次告别隔绝状态的机会。他很珍视这样的机会。他相信,这次四川之行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转变,想到这里,他心里亮堂了许多。一踏上开往汉口的火车,“就只觉得一件事,即终生做人民的勤务员”。沈从文又恢复了多年养成的写信的习惯,好像又回到了1934年写《湘行散记》的时候,从1951年10月25日启程起,到1952年2月27日止,在4个月的时间里,仅保存下来的书信就有50封之多,几乎是每两三天写一封信。在这些信件当中,苦闷、怀疑和忧郁的情绪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为国家服务的热情:

   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太可爱了,多少年来大家都期望国家转好起来,一切主张一切理想一切办法都不济事。共产党一来,什么都有了办法。了不起处是没有贪污而一切为人民,国家是会一天比一天好转的。是比任何时代都伟大而光明的。你们要多多把现代科学知识学好些,一个人做五个或七八个人的事,还恐怕来不及!(1951年10月28日致沈龙朱、沈虎雏)

   生活各不相同,却同一为了革命而去,这个综合实在感人,也唯有毛泽东时代能作到!

   和在革大完全不同,即对于同行的都充满了亲切感,有些不相熟,然而十分关切,还不像阶级爱,至少是同志爱。(1951年10月31日致张兆和)

   只希望好好来为这个伟大国家伟大时代来再写几年,看到江岸边的种种,我的创造的心又活了起来了。我一定要为你们用四川土改事写些东西,和《李有才板话》一样的来为人民翻身好好服点务!(1951年10月31日致沈龙朱、沈虎雏)

   知识分子真是狗屁,对革命言,不中用得很。而且一脱离人民,渺小的可怕。罪过之至。

因为什么都不知,什么都得说,但是毫无意义,和人民真正问题实千里万里,即如过去的社会调查,如清华、云大两系工作,就全是枝枝节节,一点不切实际的书生工作。而当时三五年的工作成就,现在作来——由人民自己作来,三个月已完完全全弄好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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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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