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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先:寂寞诗坛之知音

——李商隐赠杜牧的两首诗发覆

更新时间:2015-09-13 21:42:43
作者: 胡可先  

   杜牧与李商隐是晚唐诗坛上光芒闪烁的双子星座。后人往往将二人并称为“小李杜”,以别于盛唐时的李白与杜甫。无论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还是从他们的成就与影响等各方面看,这种并称都极为允当。然而,后人论述杜牧、李商隐之诗,大多着眼于他们的相异之处,即如明人高棅所言“开成以降,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唐诗品汇总序》),清人刘熙载所谓“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艺概》卷二《诗概》)。可是,杜牧与李商隐之诗,其表现方法尽管有异,但透过其表现方法向更深一层窥视,其精神实质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二人一生辗转流离,奔波仕宦,会面的机会极少,但仅大中三年(849 年)的一次过从,李商隐就把杜牧目为诗坛之知己,而对其诗具有特别深切的解会,并且赠给杜牧两首诗。这在当时的诗坛,无疑是非常动人的佳话。本文试图在笺释李商隐赠杜牧两首诗的基础上,探讨二人深厚的友谊,进而挖掘他们诗歌精神的相似之处。对于前人的有关论说,也力求作较为全面的检讨。近来,刘学楷、余恕成二先生积多年之力,撰成《李商隐诗歌集解》一书,堪称集大成之作。本文所引前人对这两首诗的评论,有的即录自该书,为避免繁琐,不一一说明。

     一

   杜司勋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参差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

   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杜牧司勋宇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宇总诗。心铁已从干镆剑,鬓丝休叹雪霜垂。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李商隐与杜牧的酬赠诗仅此二首,这短短的两首诗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晚唐社会那种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和诗坛的寂寞,以及厕身其中的诗人那种砭骨的寂寞落拓、无可奈何的悲哀。在这种情况下,知己的难得可以想见。这时,李商隐既然得到了杜牧这一诗坛知己,因此在诗中就极力表现他对杜牧的满心倾倒与相互惋惜的知己情谊。这两首诗无疑是李商隐极为成功之作。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首诗的写作时间与地点。这里所说的写作时间,不仅是指这两首诗的写作年代与月份,更重要的是考察与这年代相关的政治形势与诗人本身的处境以及对他们心理产生的影响,从而窥视其更为深沉的内涵。

   诗中明言“杜司勋”、“司勋杜十三员外”,具徵二诗作于杜牧为尚书司勋员外郎时。杜牧始受命任尚书司勋员外郎在大中二年(848)八月,十二月到京城,即《上宰相求杭州启》所言“自去年八月,特蒙奖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职,七年弃逐,再复官荣”,“去年十二月至京”(《樊川文集》卷十六)。而李商隐诗中有“高楼风雨感斯文”及“刻意伤春复伤别”句,则作于大中三年(849)春季甚明。 此时李商隐在长安为京兆掾曹,作诗地点在京都长安。(关于第二首诗的作年,稍有异议。清冯浩《玉溪生诗集》卷二及《玉溪生年谱》系于大中三年(849),是;然又言在清秋时作,则非。 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卷四言:“玩自注,则诗当作于二三月间,与上篇‘伤春’字合。冯说非也。”余详下文诗句笺释。)

   李商隐作诗之大中年代,唐王朝已经急遽地走上衰亡的道路。从穆宗长庆年间开始,河北三镇再度叛乱,而延续了四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愈演愈烈,宦官专权更达到了废立皇帝的地步。这一切都造成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再加上皇帝的昏庸,给正在走下坡路的唐王朝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整个社会处于暴风雨前夕的低气压当中。与杜牧、李商隐同时的诗人许浑所写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阳城东楼》)这句诗,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形势特征。李商隐《杜司勋》诗中的“高楼风雨”无疑也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暗示。这种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致使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忧心如焚却不知向何方举步,心灵是极为苦闷的。基于此,这两首诗是他们饱经世事变幻之后而发出的痛苦哀鸣,也表现他们在这种动荡的政治形势下的共同的深切感受,更是他们在当时寂寞诗坛上善感心灵的真实碰撞。若前乎此,他们对社会的共同感受没有此时深切;若后乎此,则杜牧不久即卒,李商隐则无法表达对这位诗坛知己的深刻理解与至情。而大中三年(849)正值二人同在京城,这种不世的机遇,无疑给了李商隐表达对杜牧的崇敬之情与抒发知己哀感的机会。正如司马迁之遇任安,李白之遇杜甫,杜牧也真正得到一位不仅理解他的诗,而且理解他的人的知己。

   先看李商隐。李商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与正义感的诗人。他早年曾经有拯救危亡、旋转乾坤的宏愿,即《安定城楼》中所说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正因如此,他对时局非常关心,对当时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深为愤慨。“甘露之变”中,宦官杀死宰相王涯等数千人,他写了《有感》二首及《重有感》诗,在当时满朝文武都不敢发表正面反对意见,甚至有人顺从宦官言论的时候,年青的李商隐却从国家安危出发,毅然呼吁“安危须共主君忧”!并用“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的典故,敦促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诛讨宦官。此外,他的《行次西郊一百韵》,展现了当时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社会面貌,写得既波澜壮阔,又沉痛慷慨。尽管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而残酷的现实恰恰与之相反,以至于他愤叹“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救世报国的理想全部幻灭,而逐渐转向了“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除”(《任弘农尉献刺史乞假还京》)的无可奈何的心理。为了说明李商隐思想与心理的变化,似有必要将他的经历简单地勾勒一下。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十六就著《才论》、《圣论》等, 以古文知名。十八岁时,应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之辟,为节度巡官。大约从大和初就开始应举,但都失败了。直到开成二年(837)才在令狐楚的推荐下登了进士第。同年冬天,又入兴元节度使令狐楚幕。不久令狐楚死,又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辟,并娶了王的女儿。开成四年(839), 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出为弘农尉。十余年的仕途奔波,只得到弘农尉之微职,心情非常抑郁。在任上又由于主张宽刑触怒观察使孙简,终于在开成五年(840)辞职。会昌二年(842)以书判拔萃,任秘书省正字,旋因母丧,丁忧还家。大中元年(847)受桂管观察使郑亚之辟为支使兼掌书记。后历周至尉,三年(849)为京兆掾曹。 卢弘止表为武宁军节度判官,后任太常博士,东川节度判官。大中九年(855)归长安, 次年任盐铁推官。十二年(858)回郑州闲居,旋卒。 李商隐处于牛李党争最激烈之时,先为牛党骨干令狐楚器重,复为李党人物王茂元之女婿,遂为牛党所不喜,以为他“诡薄无行”。后令狐楚的儿子令狐 执政,认为他“忘家恩,放利偷合”而排挤之,以至商隐终身坎坷。这两首诗写于大中三年(849),此时李商隐已饱经世事变幻沧桑, 仕途蹭蹬坎坷,在心情极为苦闷,理想业已破灭之时,遇到与之同调的“刻意伤春复伤别”之杜牧,便视为第一知己,自然把自己的抑郁不平与愤慨悲叹倾诉出来。

   再看杜牧。他继承祖父杜佑作《通典》那种经邦致用的传统,注意探讨“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反对宦官专权,反对佛教,主张削平藩镇。并于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写了《罪言》。纵论天下大事, 提出精辟的政治见解。他还注重研究军事,在曹操注《孙子》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的形势虚实,重新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但在唐王朝已经江河日下的形势下,杜牧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越到后期,他对社会的认识越透彻,越深刻,也就更感到理想的幻灭。诗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不少哀伤的情调。我们再看看他的生活经历。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 文宗大和二年(828)一举登进士第,为宏文馆校书郎。 当年又受江西观察使沈传师之辟为从事,后又随沈至宣州。大和七年(833)受牛僧孺征辟为淮南节度掌书记,颇受僧孺器重。大和九年(835)入京为监察御史, 后分司东都。又为左补阙、膳部、比部员外郎。会昌二年(842)受李德裕排挤,出为黄州刺史,转池州、睦州。大中二年(848)入为司勋员外郎,转吏部。大中四年(850)复出为湖州刺史。五年(851)入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六年(852)迁中书舍人卒。 杜牧十岁以前生活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十岁时,祖父杜佑去世,不久父亲杜从郁也病死,家道中落,开始过着清贫的生活。走上仕途后,做了十年的幕府吏,入朝不久,又被李德裕排挤做了七年的小州刺史。李德裕被贬之后,杜牧才有出头的机会。直至大中二年(848)才回朝任司勋员外郎。 但又因家庭困难所迫,为官并不得意。大中三年(849), 杜牧与李商隐同在京城,心情与处境又很相似,在相互交往中,自然感触很深,不免形之于诗。在晚唐,与杜牧、李商隐交游的文人何止千百,然而真正相互了解并引为第一知己者仅此二人而已。人世之难堪,诗坛之寂寞,可以想见。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这两首诗不仅表现对杜牧诗歌的深刻理解,而且溶进了自己的深切感受,表现了作者与杜牧性格上与诗歌精神上的一致。清人何焯说:“高楼风雨,短翼参差,玉溪方自伤春伤别,乃弥有感于司勋之文也。”(《义门读书记》)清人程梦星说:“义山于牧之凡两为诗,其倾倒于小杜者至矣。……借牧之以慨己。盖以牧之之文辞,三历郡而后内迁,已可感矣,然较之于己短翼雌伏者不犹愈耶?此等伤心,惟杜经历,差池铩羽,不及群飞,良可叹也。”(《李义山诗集笺注》)因此,李商隐赠杜牧这两首诗,是作者在高楼风雨之时,适读杜牧诗文,深有会心,别有寄慨之作。诗人措意,至为圆融,伤人既以伤己,体物即是抒情。其极力推重杜牧,不仅暗含惟己为杜牧之真知音,亦含有杜牧之真同调之意,评杜、赞杜,实际即是自评。义山其时屈居下僚,困厄穷愁较杜牧为甚,因而诗中“短翼参差”之语,不特自谦之辞,更是同病相怜之语。

此外,李商隐与杜牧的性格、仕历、遭遇、创作过程及艺术表现虽不尽相同,但他们诗中却表现出共同的伤春伤别的寂寞之心。从李商隐的诗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出他的多愁善感,如“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暮秋独游曲江》);“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春雨》),都是表现他心理状态的典型作品。李商隐的心情,也正和嫦娥一样,灵心锐感,在晚唐风雨迷茫的政局当中与途辙纷繁的诗坛之上,既不能找到出路,又难以觅到知音,故作诗不得不进入寂寞寥落的境界,并由此境界而生出无限的哀感。“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林亭怀崔雍崔衮》),“天荒地变心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曲江》),正是这种寂寞哀感的真实写照。在晚唐诗坛上,杜牧的心理也特别锐敏与纤细,他的诗虽豪健,但在豪健中也常表现出一股莫名的悲哀,如写对月的感受:“三十六宫秋影深,昭阳歌断信沉沉。唯应独伴陈皇后,照见长门望幸心。”(《月》)对雨的感受:“连云接塞添迢递,洒幕侵灯送寂寥。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雨》)更为著名的是《秋夕》:“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与李商隐的《嫦娥》简直同一机抒,尽管感应对象不同,但其寂寞之心是一致的。一个是“碧海青天”,一个是“天街夜色”,在这种环境中的寂寞足以令人悲哀,更加以“凉如水”、“夜夜心”,可见寂寞之心难以排遣,知音更难寻觅。也就是在这种寂寞之中,诗人才能细心观察,深刻体会,全面感受,才能不受或少受外界的干扰而写出千古名篇,成为千古卓绝的诗人。在寂寞的诗坛与寂寞的心境之中能找到一位心灵碰撞的真知己,更是多么难得,又是多么快慰!李商隐之找到杜牧,且真正理解杜牧,真正理解杜牧的诗,正是建立在这个心灵碰撞的基础上的。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称:“朱弦一拂遗音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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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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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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