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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锴:本世纪中国李商隐研究述略

更新时间:2015-09-13 21:05:35
作者: 刘学锴  

   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一些第一流的作家作品相比,李商隐及其创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比较受冷落的。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都长期受到历代作家的推崇和研究者的关注,对他们的研究,早已成为显学。即使最晚出的曹雪芹的《红楼梦》,200 年来也一直是研究的热门。而李商隐研究,在整个唐诗学已经处于兴盛阶段的明代,尚未形成气候,显然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直到清代顺、康、雍、乾、嘉、道这200年间,才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李商隐研究的著作, 形成了李商隐研究史上的第一个高潮。而李商隐的艺术成就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并获得较深认识,则是近20年来,随着思想解放浪潮与李商隐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到来之后才出现的。从唐末李涪对李商隐“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刊误•释怪》)的恶评,到今天将他置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大作家的行列,竟经历了11个世纪。这个事实说明,象李商隐这样一位其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表现手段都非常独特的作家,不仅对其准确的把握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还说明,它的被接受、被认识,需要一个充分重视文学创作本身艺术价值的学术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

     一、传统笺注考证成果的总结

   清代是传统文化的总结期。清代的李商隐研究,其成果之丰硕,与同时期对其他古代作家的研究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其主要内容是对李商隐生平经历的考证和对李商隐诗文的系年考证、笺注、解说与评点。自朱鹤龄、徐树榖、吴乔、何焯、朱彝尊、姚培谦、程梦星、徐武源、陆士湄、陆昆曾、屈复、冯浩、纪昀、钱振伦兄弟等人的诗文笺注及解说、评点著作陆续问世以来,既积累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又提出或留下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证的问题,而《全唐文》中200篇李商隐佚文(钱氏兄弟据以收入《樊南文集补编》)的发现,又给进一步考证李商隐生平提供了极重要的资料。客观上需要对清人丰硕的研究成果进行一次清理与总结。长于史学的张采田所著的《玉谿生年谱会笺》(又有《李义山诗辨正》)便适应这一需要,对清人的笺注考证成果作了一次总结。书始创于民国元年,削稿于民国五年,正值五四运动前夕。

   《会笺》以详考谱主之行年仕历及诗文之系年为主,同时又在系年诗文下对之作较具体的笺解,作为系年之依据。故此书实兼谱与笺的双重性质,有不少地方还涉及对玉谿诗的总体评论与具体作品的艺术评价。它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李商隐所历各期(特别是文、武、宣三朝)与其生平仕历、诗文创作有关的人事作了较冯、钱等谱更详密的考订载录,不但纠正了冯、钱等谱考订上的失误,而且对史籍中相互矛盾的记载作出准确的是非正误判断。如杜悰由西川移镇淮南,系代在淮南,系代在淮南任上去世之李钰,西川节度使则由白敏中接任。旧、新《唐书》纪、传、表所载歧异,冯谱系于大中七年。张笺据《樊川集•册赠李珏司空制书》所载年月日及李商隐《为河东公复相国京兆公第二启》、《新唐书•宰相表》、《新唐书•白敏中传》、《唐会要•祥瑞门》等所载,考定杜悰大中六年五月由西川迁镇淮南,否定了七年李珏卒于淮南之错误记载及冯谱之误,表现出治丝理棼的深厚功夫。其中有些条目载录,甚至已逸出与谱主仕历、创作有关的人事范围(如大和五年载录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收复吐蕃所陷维州,接受吐蕃守将之降,及宰相牛僧孺沮议之事)。岑仲勉谓:“唐集人事之讨究,自今以前,无有若是之详尽,岂徒爱商隐诗文者须案置一册,亦读文、武、宣三朝史者必备之参考书也”(《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导言》),洵为确评。从文学研究角度说,由于李商隐生平仕历与诗文创作涉及文、武、宣三朝一系列政治、军事大事和众多政坛重要人物的进退迁贬,因而张笺的这些载录实际上为李商隐诗文创作提供了相当具体的时代政治背景与人事环境,比起这方面记载相对较为简略的冯谱有高得多的论世知人价值。

   二是对李商隐一生的经历作了较冯、钱等谱更细密准确的考证,纠正了冯谱中不少较大的错误。其中最重要的,是将李商隐应柳仲郢之辟,赴东川幕的时间定在大中五年,纠正了冯谱将李商隐妻王氏之卒、赴东川幕分置于大中五年、六年的错误。冯谱泥于《旧唐书•卢弘正(当作止)传》“镇徐四年”之文,认为卢卒于大中六年,李商隐亦于是年方应柳仲郢之辟赴东川。张笺据《补编•四证堂碑铭》述仲郢事有“(大中)五年夏,以梁山蚁聚,充国鸱张,命马援以南征,委钟繇以西事”之文,定柳仲郢除东川在大中五年夏秋间,并据李商隐诗文证明卢弘止卒于镇、李商隐离徐幕还朝、妻亡、任国子博士、赴东川幕均在大中五年,证据确凿。不仅纠正了李商隐经历中一件大事的时间误载,且纠正了冯谱中与此有关的一系列诗文的系年之误。张氏的这一重大纠正,固与《补编》提供的材料有关,但先他而见此材料的钱氏却未能利用它作出新的考订结论,可见主要取决于其史家的精密考证功夫。

   三是在精密考证的基础上给一系列诗文作了正确的系年。《补编》中有为河东公上杨、李、陈、郑等相公状八篇,钱氏以为河东公为柳仲郢,而仲郢镇东川期间,宰相无姓杨、李、陈者,故于上杨、李、陈七状之诸相无考,而以上郑相公状为上郑朗。张氏根据以上诸篇所提供之内证,结合开成三年在位诸相之情况,考定此八篇题内之“河东公”均为“濮阳公”之讹,状系开成三年李商隐居泾原幕期间代王茂元上杨嗣复、李珏、陈夷行、郑覃诸相所作,考订精密,证据确凿。又如《补编•为濮阳公上宾客李相公》二状,为王茂元出镇陈许时所上,钱氏以为李相公指李德裕,然李德裕两为太子宾客均在此前,故钱氏于此实有所疑,然又谓“无他人可以当之”。张氏则据《旧唐书•李宗闵传》“(开成)四年冬,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文及二状提供之内证,考定此“宾客李相公”实为李宗闵,从而使此二状得以定编于王茂元出镇陈许时。诗之系年较冯谱更为准确合理者,亦所在多有。

   四是对李商隐诗的总体特征及某些具体作品发表了一些比较精辟的见解。如说“玉谿诗境盘郁沉着,长于哀艳,短于闲适。摹山范水,皆非所擅场。集中永乐诸诗,一无出色处,盖其时母丧未久,闲居自遣,别无感触故耳。其后屡经失意,嘉篇始多,此盖境遇使然”(《辩正》)。结合境遇论诗,既指出其所长,亦不护其所短。论《漫成五章》,谓“此五首者,不但义山一生吃紧之篇章,实亦为千载读史者之公论”,较之杨守智、程梦星、冯浩仅从“自叙其一生之踪迹”、“即谓之义山小传可也”、“实义山一生沦落之叹”着眼,所见特大,显示出治史者之特有眼光。《武侯庙古柏》诗,前人评笺均从单纯咏古着眼,张笺则结合李商隐后期政治倾向,指出此诗乃“因武侯而借慨赞皇(李德裕)”,并谓“叶凋湘燕雨,枝坼海鹏风”二句分指李德裕之主要助手李回湖南、郑亚桂海之贬,亦为有得之见,非生硬比附者可比。

   张氏《会笺》也有明显缺点。首先是在李商隐生平行踪考证上进一步坐实并发展了前人提出的江乡之游与巴蜀之游说。徐树榖笺《潭州》诗,疑杨嗣复镇潭,李商隐曾至其幕。冯浩《玉谿生年谱》乃提出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元年春李商隐应杨嗣复之招南游江乡说,并谓是役兼有闲情牵引。其实本无实证,全从诗中参悟而得。张笺乃进一步张扬之,将明为早年所作之《燕台诗四首》及《代越公房妓嘲公主》、《代贵公主》、《石城》等一大批诗统系于所谓“江乡之游”中,且均附会为为杨嗣复作,造成了比冯谱更大的混乱。关于巴蜀之游,冯谱以为大中二年李商隐桂幕罢归抵故乡与东都后,旋又出游江汉巴蜀。张笺虽辨冯说及系诗某些错误,但仍坚持有巴蜀之游,并谓此行系为拜谒李回、杜悰。巴蜀之游系诗中虽尚有个别诗篇(如《过楚宫》、《摇落》)尚须推究,但象张氏所主张的为李回、杜悰而进行的巴蜀之游实为向壁虚构。

   从吴乔的《西昆发微》开始,在解李商隐《无题》及其他一些诗时,往往牵扯与令狐绹的关系,认为均系为绹而作。程梦星、冯浩的笺注均有此特点。这种生硬比附、索隐猜谜式的解诗法,至张氏《会笺》而登峰造极。除毫无实据牵扯令狐绹作解的一大批诗以外,还有许多同样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而任意牵扯其他人事作解的情况,这些诗解多为张氏的“首创”。如《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代贵公主》、《楚宫》(复壁交青琐)、《河内诗》之牵扯杨嗣复,《河阳诗》之牵扯杨嗣复、李执方,《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之牵扯李德裕,《相思》之牵扯王茂元,《杏花》、《荆门西下》、《楚宫》(湘波如泪)、《无题》(万里风波)、《岳阳楼》、《妓席暗记送独孤云之武昌》之牵扯李回,《北禽》、《梓潼望长卿山巴西复怀谯秀》之牵扯杜悰,《贾生》之牵扯牛党与李德裕,《席上作》之牵扯李党,《景阳井》之牵扯懿安太后,《景阳宫井双桐》之牵扯孝明太后与杜秋,《海上》、《天涯》之牵扯卢弘止,《当句有时》之牵扯初除博士,《壬申七夕》、《壬申闰秋赠乌鹊》之牵扯杜悰与令狐绹,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李商隐诗解中虽向有索隐之风,但象张氏这样生硬比附,逞肊为解的却不多见。

   王国维在为张氏《会笺》所作的序中引孟子说《诗》“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论,以为谱所以论世、笺所以逆古人之志。张氏《会笺》之指导思想,盖亦不出此二端。今天看来,此书在论世知人方面,虽亦有如上所述在江乡之游、巴蜀之游考证上沿袭前人而变本加厉之失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在年谱之体所允许的范围内已将李商隐其世其人论列考证得相当充分、清楚,确实作到了总结前人而又有新的发现,也为今天进一步研究其世其人提供了重要材料与参考,显示出治史者的优长。而在“以意逆志”方面,则问题较多,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妨视为对前人索隐比附之风的恶性发展。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对文艺创作特征,特别是对李商隐不少诗意蕴虚涵的特征缺乏认识;过分强调以史证诗,务求实解;过分狭隘地理解诗歌的比兴寄托,把它等同于影射。这方面的教训,值得后来研究商隐诗者汲取。

     二、在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李商隐研究的新变化

   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前这30年中,李商隐研究的成果不多,但这一时期出现的几部论著却都明显受到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表现出与传统研究不同的特点。

   1927年出版的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又名《玉谿诗谜》),是一部专门考证李商隐恋爱事迹并对其爱情诗作出本事性诠释的专著(在此之前,于1922年出版的苏氏《唐诗概论》中已有《诗谜专家李商隐》一节,初步提出其基本观点)。考证李商隐诗爱情本事,并不自苏雪林始,冯浩、张采田都作过这方面的努力,冯浩还对李商隐的艳情诗作过概括性的结论:“统观前后诸诗,似其艳情有二:一为柳枝而发,一为学仙玉阳时所欢而发。《谑柳》、《赠柳》、《石城》、《莫愁》,皆咏柳枝之入郢中也;《燕台》、《河阳》、《河内》诸篇,多言湘江,又多引仙事,似昔学仙时所欢者今在湘潭之地,而后又不知何往也”(《玉谿生诗笺注•河阳诗笺》)。但所说的恋爱对象,仅限于象柳枝这样原为商人女后为使府后房姬妾者,以及女冠,且只涉及少量诗篇。而苏雪林却认为李商隐的恋爱对象有宫嫔飞鸾、轻凤,有原为宫女后入道观的女道士宋华阳,且将全部无题诗都看成爱情的本事诗。写《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这样一本专著本身,就反映出受五四以来新思潮熏染的女性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即认为李商隐的上述不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爱情行为以及表现这种行为的诗,不但是其生活与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完全可以用肯定的态度去研究与评价。这与传统诗学以风雅比兴与美刺论诗,以是否有政治寄托来评论一个诗人的诗品,特别是以男女之情为题材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艺价值观。如果说朱鹤龄的《李义山诗笺注序》“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的评价表现出将李商隐说成一位政治诗人的努力,那么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则力图将李商隐塑造成一位深挚纯情的爱情诗人。

苏氏所考证的李商隐爱情诗具体本事,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只是就李商隐无题诸诗及其他一些诗中本身就很隐约朦胧的诗句进行推衍假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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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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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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