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人博:这里“没有左右之争,只有智愚之别”

更新时间:2015-09-12 17:06:25
作者: 王人博 (进入专栏)  

   柯克以大法官、法学家闻名于世,而这个标准显然不适合于海瑞。海瑞要处理的问题以及处理问题的技巧要比柯克复杂得多,而在运用法律技术方面又要简单得多。也由于儒家传统的熏染,海瑞对于词讼一类事的态度与受英国普通法侵染的柯克有着原则上的分歧:前者对此有着发自内心的厌恶,而后者则是欣然以赴。

   看是相似的英雄,由于寄生的文化与传统差异,其结局以及结局显示的意义则有性性质上的不同。对于海瑞,无需多言,许多人对其故事都能娓娓道来。与海瑞相比,柯克的经历似乎稍嫌平淡,但相似点还是有的,

   “咄咄逼人的性格, 惹是生非的脾气,同样的得罪人,也同样让君主感到头疼。他虽然因此丢了官,坐过牢,到底禀性难移。领着下议院起哄,带头起草著名的《权利请愿书》……尽管如此……也可算是善终”。

   这里的《权利请愿书》几个字格外刺眼,它预示了二人的不同意义。对柯克而言,这份庄严文书的命运即便不能使他充满自信,他也有理由对其保持乐观。而事实上,在柯克去世的1634年,查理一世为获得议会拨款被迫接受《权利请愿书》。这份文件最终也说明了柯克所有努力的意义或价值。

   英国宪法性文件之一:

   1628年《权利请愿书》

   海瑞可没有这样幸运,其身上的悲剧色彩在晚年愈发浓郁与沉重。这还算不得什么,更让人出乎意料的结局却被另一位解读者一语道破:“他(海瑞)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 被人遗弃。也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这其实也不是海瑞自己的命运,它折射的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另一面:

   “这是海瑞的悲哀之处,也是我们这个社会、这种文化的悲哀之处。我们这个社会倡行的道德乃是两千年以前的圣人们制定的。依此行事,自然会有天下最美妙的社会。无奈这道德只是圣人道德,因此是认不得真的。海瑞自己认了真,这固然让人敬重,但他以同样的认真劲儿来对待别人,便不能不遭遗弃。问题在于,这道德又不只是私人间的事情,而且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民风的淳厚也好,政府的廉洁公正与效率也好,其根本保证,不在组织与技术,而尽在于此。这种以圣人道德为基点设计的制度虽则完美,却是种虚饰,足以败坏人心。坚持此种制度的政府只好一面唱着高调,一面容忍无数背离圣贤教诲的人和事。

   此时,我们的社会成了一个大大的假面舞会。……他就像是‘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以他 真诚的表演引得观众们涕泪俱下,但是一俟大幕徐徐落下,观众们便由适才的云里雾里跌回到现实中来,于是一哄而散,各自回去干他们的旧营生。观剧之事早忘得一干二净。……这正是他悲剧命运的由来。”

   这段话即便放在今天来读,乃有一种脊背发凉的感觉。文中的观点正确与否倒显次要,因为 一篇好文未必非要从“政治正确”上来要求。忠于自己文字的真诚,这是一篇优秀文字该遵守的 准则和价值。

   叁

   当然,这毕竟是过去的文字。若非要用今天的“新”去挑剔昨日的“旧”,那这对已存在了 三十年的文字来讲,既不公也冒犯。人自青洎老,思想会变,心理也会渐成圆熟。同样那些问题,若放在今天来做当有不同,既在方法,也在观点。对于历史与文化,今日通行的做法是“同情的理 解”,我遵守这个价值。所以,下面的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法辨》,莫如说针对的是自己。

   譬如,有关法家。多少年来,我对法家的认识基本上遵循的是《法辨》的立场。这个理路大致是这样的: 我与作者一样都是从“外国法制史”入手进入法的历史的。这容易形成一种思维性的依赖,习惯把中国古人的思想与西洋思想做比较,在有关“人治”、“法治”问题上,也总是把中国的法家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放在一起思考。这里的问题不是孰优孰劣,而是西洋则成了一把潜在的尺子。

   换言之,对中国法思想如何阐释,取决于运用西洋哪一个参照系。当中国古代的法家遇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法家就是西方传统法治思想反面的一个注脚;当现代的中国法学者遇到西方法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 ,中国古代的法家的“法治”便成了众多形式主义法治理论中的一种。

   我的意思是说,《法辨》对中国古代法家的“贬”,与当今中国法学家的“褒”,遵循相同的范式和理路,是东方主义(西方主义)方法论的不同运用。《法辨》对法家的认知与当代中国法学家的论辩只是观点上的分歧,而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差异。

   《法辨》有一个显著特点是把问题的分析建立在现有的文献、资料的阅读与掌握的基础上,带有“一分材料一分话”的严整性。比如,有关中国古代“刑”字所表达的法律意义,作者除了引述上面提到的《中国青铜时代》之外,还有田昌五先生的《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等,而法律学研究的名著则是蔡枢衡先生的《中国刑法史》。

   根据这些文献、材料与研究本身表明,“刑”跟“兵”相连。“刑起于兵”,“兵刑不分”是中国的“法”起源的一个特点。即是说,中国古代的三代时期作为法存在形式的“刑”具有杀戮、暴力的成分,“禁暴止奸”的以暴制暴,是其显著特征。这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所具有的意义相比,是性质上的差异。

   对汉语的“刑”字如此释义,通常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然而,在“法”的意义上,这种阐释 本身可能会遮蔽“刑”的本义。事实上,有关中 国“法”的起源讨论,最直接的材料是许慎的《说文解字》:“溏者,刑也,平之如水,从水;薦,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法辨》与蔡枢衡先生的名著《中国刑法史》一样,都引用了许慎 这个著名的解说,而许慎说的话却没有引起两位 作者的足够重视,而是投入一瞥之后,都匆匆地 奔向其他文献资料去了。现在有必要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许慎。这里,要加以重视的不是许慎的 解说,而是解说中的语境。在许慎的语境中,作为古字的“溏”是与“刑”、“水”排列在一起的, 有“刑,平之如水”之语。既然,“刑”带有杀戮、暴力之义,为何又能与“水”联系起来呢?

   其实,古汉语的“刑”字书写方式,左边并非是两个“干”字的拼合,而是个“井”字。《易经》说,“井,法也”。《广雅疏证》也将“井”解释为“溏”:“井者,井训为法,故做事有法谓之井井。”《尔雅义疏》说,“释文引韩诗云:刑, 正也。正亦法也……法所以正人。故周礼注,刑正人之法。皆本古文为说也”。

   在中国的古文字中, “刑”、“正”、“井”、“法”可以互训也许并非偶然。从“井水”的形式中,可以生成一种意象:清澈宁静,可作镜鉴。“刑”、“水”、“平”的语义间的关联,是中国早期有关法的思想的一 个重要模型。作为文字家的许慎,也许并不是基于他对水的诗意想象创设了具有“平正”之义的法的意象,他只是对中国古人有关“刑一水一法”的这种关联性做了一个文字家的文字解释而已。

   《法辨》之所以执拗于“刑”的“杀暴”之义, 而不与“平”、“正”发生联想,一个主要的根 由是它的方法:既然以中西法文化的对立为立论基础,从中国早期法文化中找出与西方相似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这只是我的一个臆想性的猜测, 而不是证据确凿的智性判断。

   正如上言,“用文化阐释法律,用法律阐释文化”,这是《法辨》一书的纲领,这个纲领的运用则有固定的技巧。实际上,作者的策略是把西方的法律嵌入西方文化之中,使两者之间共享共有,既相互缠绕,又相互阐释;同样的方法也运用于中国。问题在于,在中国层面呈现文化与法律的面相之时,却总能感觉到一个“西方视角” 的存在。

   《法辨》不是在“文化”的中立位置上进行“阐释”,而是在阐释中区分优劣。它呈现 的是“先进一落后”这样一个二元结构。在这个结构里,“西方先进,中国落后”是其基本表达,无论是文化意义上的,还是法律意义上的。对这个范式的运用,作者自己也做了说明:它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化启蒙主义思潮下的一个产物,也是30多年来我们认知自己的一个无法替代之物。

   今天如何面对它,则成了中国学术上的难题。 一方面,西方的“先进”仍是个基本事实。科学、 教育、军事、经济等领域自不待言,即便在不那么“科学”的领域也不例外,譬如,法律。不能不承认,西方相对于非西方来讲,他们的法律组织、技术、法律意识发达,法学教育先进,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等。在法治、法学层面,西方仍是一个不能绕越的重要参数,其经验仍被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所借取。

   另一方面,“先进一落后”也并非一把万能的尺子,运用于一切事物。对待类似文化的东西,它未必就是个称职的裁判者。 正像“吃肉”,即便知道刀叉的方便,中国人仍然还是习惯于使筷子,而我们无法判断在“吃肉” 问题上到底是“刀叉”先进,还是“筷子”文明。

   有一个问题至今不太明白: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能 够真正相互理解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理解的根据又是什么?譬如,过去的西方传教士总爱抱怨中国人迷信,因为在他们看来,像狐狸成精这类传说都是无稽之谈,而中国人却津津乐道。“迷信”便成为西方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其理解的根据当然就是西方的理性精神和科学。问题是,科学对于非科学的东西能够凭借科学真正做到平等、公正的理解吗?理性无疑是具有力量的,但对待“非理性”,理性能够丢弃理性的傲慢与之平等沟通吗?

   在“法治一法学”领域,中国的落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所关心的问题是“发达西方” 看待这种落后的态度,以及我们又如何面对自己 的落后。

   印度学者帕尔塔•查特吉说,落后是进步的障碍,同时又是我们自身。这或许也是中国法学自己的宿命。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chenhaoch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2145.html
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