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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V.蒯因:回首两个教条

更新时间:2015-09-11 17:24:10
作者: W.V.蒯因  

   [译者导读]在这篇纪念“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发表40周年的文章中,蒯因首先回顾了“两个教条”一文的诞生经过。他很早就是一个外延主义者,对内涵主义的意义概念一直有抵触。他和卡尔纳普在1930年代初期曾经一见如故,但当他发现后者对内涵主义的拒斥不够一贯时,他与他展开了长期的辩论,并得到塔尔斯基等人的支持。终于,在1950年,他应邀写作了“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所谓两个教条的批评意见以及他本人的正面观点。

   在现在的这篇文章中,他表示,卡尔纳普珍爱的分析性概念,是一个无法澄清的、没有解释力的概念。数学真理在经验内容上的缺失,数学真理那种看上去的必然性,可以从整体主义、简单性原则和保守性原则得到更好的解释,而不需要用到分析性概念。他重申,他对两个教条的反对立场没有改变。

   当然,在这篇文章中,他的立场也有一些缓和。他承认,“两个教条”中的极端整体主义是太过强硬了,温和整体主义才是更加切题的。另外,他还令人惊讶地表示,“分析性在常识层面上无疑是有一席之地的”。为了说明在常识层面上显而易见的一些区别,他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性概念。但他同时表示,这个概念虽然是一个有益的洞见,在认识论上却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介绍了“两个教条”中的一些未曾充分展开的隐喻式观点的后续发展情况。对信念网负责的经验被代之以“全局神经输入”;信念网的边缘被代之以“观察句”;信念网边缘和内部的联系则表现为“一群理论句对观察直言句的逻辑蕴含”;对逻辑规律的抛弃,“是对词的意义的改变,但这种改变也正好就是理论的改变”。

  

   摘要:在这篇纪念“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发表40周年的文章中,蒯因重申,他对两个教条的反对立场没有改变。他表示,卡尔纳普珍爱的分析性概念,是一个没有解释力的概念。数学真理在经验内容上的缺失,数学真理那种看上去的必然性,可以从整体主义、从简单性原则和保守性原则得到更好的解释,而不需要用到分析性概念。但同时,他的立场也有一些缓和。他承认,“两个教条”中的极端整体主义是太过强硬了,温和整体主义才是更加切题的。他还令人惊讶地表示,“分析性在常识层面上无疑是有一席之地的”,但他同时表示,分析性的概念在认识论上却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另外,他还介绍了“两个教条”中的一些未曾充分展开的隐喻式观点的后续发展情况。

   关键词:“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外延主义;温和整体主义;逻辑的可修改性

  

   在回首“两个教条”一文时,我发现自己曾经过分攻击了目标,而且有20年之久。我回想起了自己61年前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我主修数学,并且把数理逻辑作为我的优等生学习任务。奥柏林学院那时还没有开设这门课程。怀特海和罗素的《数学原理》成了我的新爱,那是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爱。

   我深深折服于书中那些清晰、明快而又深刻的公式。但第一卷的长长的导言是个例外,散布于全部三卷中的一些解释性段落也是例外。在这些篇章和段落中,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区别,或者使用和提及之间的区别,被严重地混淆了。部分地由于这种混淆,这本书通过“命题函项”这一令人放心的技术名词,语焉不详地引入了内涵性质或观念。这些欠考虑的心灵主义概念竟得以招摇过市,充任了类、真值函项和量化这些清晰概念的哲学基础,其实这些清晰的概念本身本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起点的。

   所以,“两个教条”所表达的对心灵主义语义学的不信任,可以追溯到我上大四的时候。甚至在大四以前,我就很喜欢约翰·B·沃森的《行为主义视野中的心理学》一书,这是雷蒙德·斯泰森在心理学课上给我们指定的读物。我想不起来它曾动摇过我的任何先入之见。行为主义与我的偏好是一致的。

   1931年,也就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在哈佛的怀特海门下写作博士论文。这是我最早也是最晚的一本书:最早,是因为它的写作比其他书早;最晚,是因为它几个月前才出版。它被选进了加兰出版公司最近策划的哈佛大学20世纪哲学博士论文丛书。对我那费力搞定的充满了逻辑符号的打字稿,他们做了超乎想象的整理工作。对此我很高兴。但我并不想在这里做广告。这本书很贵,我可以提供更好的书。

   我的博士论文与我们现在的话题的相关性在于,它使用严格的外延术语重塑《数学原理》的基础,而把命题函项丢到了一边。“命题函项”这个术语虽然被保留了下来,但被严格地用来表示类(这是我现在的措辞)。

   我的外延主义并没有得到那时的哈佛教授们的鼓励。怀特海、C.I.刘易斯、H.M.谢费尔和E.V.亨廷顿全都对内涵和内省意义持姑息的态度。但是第二年的博士后研究让我在捷克斯洛伐克结识到一位志同道合之士:伟大的卡尔纳普。那时他的《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马上就要完成了,它从他妻子的打字机上一出炉,我就读到了它,并与他进行讨论。他坚决抵制模态逻辑和对意义的心灵主义谈论方式。他以前的作品,无论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运用数理逻辑处理认识论问题的《世界的逻辑结构》,还是简明的逻辑读物《符号逻辑概论》,表现出来的也都是彻头彻尾的外延主义。

   确实,在《逻辑句法》中,我们看到他用到了分析真理和综合真理之间的所谓区别。但他并不认为他会因此倒向心灵主义意义观。他把这一区别看成是语言约定的结果。我于1933年3月在布拉格与他讨论时就曾表达过我的不满。尼尔·坦南特在匹兹堡的卡尔纳普档案中发现了一则当时未发表的笔记,我现在将他的类电报体的德文翻译如下:

  

   蒯因,31.3.33

   他在对我的《句法》(手稿)作了一些阅读后说:

   1.在逻辑公理和经验语句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区别吗?他认为没有。也许我寻求的只是一个有用的区别,但看来他是正确的:区别是程度上的:它们是那些我们想紧紧抓住不放的语句。显然,卡尔纳普有一阵子减轻了我的不满。

  

   我1934年在哈佛所作的三场阐释卡尔纳普哲学的演讲,对他是完全附和的。但是不满在1935年我写作“根据约定的真理”时再次浮出水面。我引这篇文章第一段的结尾部分:

  

   近几十年的发展导致了一个广泛的信念:逻辑和数学是纯分析的或纯约定的。这篇论文质疑的与其说是这一对比的有效性,毋宁说是这一对比的意义。

  

   卡尔纳普1936年写信给我,表示他对“根据约定的真理”“很感兴趣”,并说他“非常期待我们4月会面时探讨这个话题”。由于我记不得当时的讨论了,所以对于他的回应也就无从查考。但是,当时一定是有过频繁的讨论的,因为他整个夏季都在哈佛。

   卡尔纳普对内涵和心灵主义的冷漠,曾经是那么引起我的共鸣。我后来所以与卡尔纳普产生分歧,是因为他的冷漠实际上是不够一贯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就是在这些年间,卡尔纳普越来越欢迎内涵实体了。这种转向开始于塔尔斯基对他的影响,他认识到他的“句法论题”(即“哲学就是科学语言的句法”的论题)是站不住脚的。不仅需要句法,还需要语义学。塔尔斯基本人的那种严谨的语义学,即他的模型理论和真理理论,是正确的。但卡尔纳普走得更远,以致让自己卷进了模态逻辑。我是1938年从亨普尔那里了解到这一点的,并且写信给卡尔纳普表达了我的惊诧。他掂量出我不满的分量,回了一封信给我,为自己作了下面的辩解:

  

   虽然我们通常不喜欢使用内涵语言,但我仍然认为应该研究它们。如果一个昆虫学家因为不喜欢跳蚤和虱子而拒绝研究它们,你会怎么看呢?

  

   看来,跳蚤和虱子是足以让人着迷的。到1946年,他成了模态逻辑的拥护者。

   卡尔纳普于1940—1941年的秋冬学期又来到了哈佛,同在的还有塔尔斯基和罗素。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针对卡尔纳普正在写作的《语义学导论》的开篇对分析性的诉求,我和塔尔斯基与他进行了持续的辩论。

   如果可以见面和交谈,就不用写了,所以我没能找到这个时期我与卡尔纳普在分析性和意义问题上的来往信件。直到1943年我在华盛顿当海军军官的时候,我才就他的《语义学导论》一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分析性,另一个是关于我的本体论承诺的标准运用于抽象对象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卡尔纳普来说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认为他对抽象对象的诉求是一个空洞的约定,抽象对象的准存在性是分析的。

   我未曾料到对分析性的批评会具有革命性。我只是在纯粹而消极地批评,并没有拿出正面的替代方案。我没有想过要进一步发挥“根据约定的真理”里的思想。但我对分析性的批评还是传播出去了。纳尔逊·古德曼也加入了1940—1941年间在卡尔纳普、塔尔斯基和我之间的一些讨论。1947年的6月和7月,古德曼、莫顿·怀特和我之间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三角通信。1950年,美国哲学学会项目委员会邀请我向12月在这里(多伦多)召开的会议提交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这就是“两个教条”的诞生经过。引人注目的是,我的这篇被争论得最多、被选录次数最多的论文,其最早出处居然是一篇命题作文。它立即引起了不同凡响的反应。多伦多会议结束几个星期后,它刊登在了《哲学评论》杂志上,4个月后在波士顿和斯坦福大学就有了关于它的研讨会。

   回过头来看,我很遗憾的一件事是,我对整体主义的陈述太过强硬了,而这其实是不必要的。

  

   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任何陈述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坚持为真,只要我们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反之……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

  

   虽然这个观点通过咬文嚼字完全能被坚持,但它却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了更加中肯的东西:与观察的接近性是个程度问题。我在那篇文章中曾举榆树街上的砖房子为例说明此点。在后来的作品中,我援引的已经不再是整个科学,而是科学中足够大的部分,即刚好能具有临界语义量的语句群。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语句群足以蕴含一定的可观察实验条件下的可观察结果。

   如今,我用我所谓的观察直言句来表达我的观点。观察直言句是指形如“每当这样,就那样”的概括句,其中“这样”和“那样”是两个观察句。我将在后面对观察句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一个语句群具有临界语义量,如果它能蕴含某个观察直言句;对这一群语句的实验检验,其实就是检验它所蕴含的观察直言句:先让条件子句所说的可观察条件得到满足,再看结果子句所说的结果有没有出现。

   这是对实验方法的缩略而夸张的说明。在实践中,语句群中的许多语句是不曾明言的,有些则是或然的或依赖于未具体说明的同等条件。但是我认为它抓住了实验检验以及与之相联的经验内容的本质。

   我在这里诉诸蕴含:一群语句蕴含观察直言句。我这样做给了逻辑一种特殊的地位:逻辑蕴含是理论和实验相联系的纽带。不过,即使在这里,在逻辑界限的调整和改变方面,我们仍拥有自由。

在“两个教条”中,为了说明“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这一主张,我举了排中律的例子。在这里我们就再来谈谈排中律。如果在量子物理学层面上的简单性和清晰性在其他领域到头来也是势不可挡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废弃排中律。这仅仅意味着我们把逻辑的界限大大收窄了,而将排中律视为参与蕴含的一群可废止的假说中的一个假说。在“两个教条”的一个脚注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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