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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民:春天的忧郁

——读李商隐的春天诗

更新时间:2015-09-09 21:06:26
作者: 周先民  

   李商隐(字义山)是晚唐诗坛上无人能出其右的大诗人,他的诗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风格,千百年来受到无数读者的喜爱,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诗里的厚味是说不尽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都足以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拙论拟按年代顺序追寻诗人春天的脚步,在他写于春天的诗篇里,在感受其艺术魅力的同时,阅读一下他的人生与心灵。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科举开考的时节,是读书人或享受收获的快乐、或吞咽落榜的苦果的时节,所以仕途不顺而又执著于仕途的李商隐对春天有太多的敏感与忧伤。春天又是草长花开、莺飞燕舞的时节,美丽宜人、撩人思绪的景色在诗人眼里皆可入诗,随时可以激发起诗人的创作冲动。春天更是令人激情勃发的恋爱时节,多情的诗人沐浴着春风写下了许多表现爱情的名篇。在现存的近六百首李商隐诗歌中,明显写于春天的有一百馀首,占了六分之一强。其中能够编年的约有六七十首。加上那些不一定写于春天、但反映的内容涉及春天的诗篇,数量就更加可观。下面就主要以这些可以编年的诗篇为研究对象,并参考那些表达了类似情绪但又难以确认写作年代的诗篇展开阅读。需要说明三点:第一,研究古代诗歌一直存在着点与面的平衡问题。选择有代表性的几首诗歌进行分析而得出一般结论固然省事,但往往覆盖面不够,很难描画出其一生的轨迹,亦不易寻绎出人生对其诗歌的影响,使其结论缺乏涵盖率。拙文选择覆盖了其一生的春天诗展开论述,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上述缺陷有所矫正。第二,学术界对于李商隐的生年存在着811年与812年两说,笔者认为811年说似乎更为合理,故取前说,并依传统习惯以虚岁计算年龄。第三,今人的研究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的,本文更是如此。尤其要强调的是,笔者对李商隐诗的编年素无研究,拙论主要是依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这是要特别说明的。同时在对于诗的理解与阐释方面,也多所借鉴。本文在写作中主要参考的著作有:1.《玉溪生年谱会笺》,张采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2.《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著,中华书局,1992年版。3.《玉溪生诗醇》,王汝弼、聂石樵笺注,齐鲁书社,1987年版。4.《李商隐评传》,杨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李商隐研究》,吴调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6.《李商隐传》,董乃斌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7.《李商隐的心灵世界》,董乃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8.《李义山诗研究》,黄盛雄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9.《李商隐资料汇编》(上、下),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为了行文的流畅,除了引用原文,本文在借鉴这些成果时没有一一说明,敬请谅解。

   一

   李商隐尚未参加科举考试时写的《无题》(八岁初照镜)与《初食笋呈座中》这两首诗,我以为最能反映出诗人的先天禀赋及秉性,所以有必要多费些笔墨。

   《无题》(八岁偷照镜)为李商隐17岁(唐文宗大和元年,827)时所写,是现存李诗中写得最早的无题诗。虽然这首诗的主题并非咏春,但从诗中“十岁去踏青”的描写以及“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的结句看,很有可能写于某个春日或由春色引发。全诗如下:

   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

   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

   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

   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

   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

   这首诗运用乐府诗的铺叙手法,描写一个女性从八岁到十五岁的行为和心理。如果只是描写美人,当然不必用《无题》为题,所以当别有深意寓焉。诗人后来在《谢河东公和诗启》里曾自道作诗用心说:“借美人以喻君子”。这也正是此诗的特点:以美人喻自己。前六句叙中有喻,以美人从小貌美喻自己年少有才;以美人芙蓉为衣喻自己立志高洁(用《离骚》“集芙蓉以为裳”典);以美人学艺不辍喻自己苦学不止。后四句主要写心情。诗中才、貌、艺三绝的美人盼嫁良夫,因悬想良夫难觅,而啜泣于春风之中,所表达的也正是才、学、志兼备的诗人渴求仕进,而对难卜的前途深怀恐惧的心情。所以这首写于春天的诗,是可以视作诗人表现心灵的处女作来读的。从诗的前六句里我们可以读到他对自己才能满怀信心,充满着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负。如果他像年长他九岁的杜牧那样,出生于达官显宦世家,那么诗的后四句脱口而出的,就当是一种舍我其谁、一飞冲天的豪情了。然而商隐却不是杜牧。门第的寒微、父亲的早逝、家境的困窘以及孤立无依的现实处境,使他从幼年起就倍感人生的艰难。这种艰难一方面磨炼出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另一方面又如影随形般地折磨着他的心灵。他那坚强的意志力激励他为改变地位而勤奋读书,不懈奋斗,这时他对自己的才能是自负的,因为他知道自己远比别人优秀。可是一旦面对社会,面向未来,他的自卑感就缠绕心头挥之不去了。“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的客观环境,迫使他不能不对前途抱有深深的忧虑甚至恐惧。所以诗里在表达了对才能的自负以后,后四句必然被自卑的心绪所困扰,以至于因担忧前程,因承受不住心灵的重负,而在和煦的春风中暗暗地哭泣!

   如上所析,这首诗相当成功地表现出了诗人那自负与自卑交织着的隐秘心境。作为一个十七岁的诗坛新人,能够直抒胸臆已经不易,然而诗人却别开生面,“借美人以喻君子”,细致地刻画出一个苦恼的待嫁少女的形象,让读者在接触、感受少女的心思时,自然地体会或揣摩出作诗者的良苦用心。因为细致描绘的是美丽早慧多愁善感的少女,所以诗的画面上是楚楚动人、富于美感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诗人追求视觉美感的倾向。同时他欲表达的心情却是只想让人意会而不愿明言的,他心里明白,自己在尚未应举之时所产生的这种不遇之虞,在实践上纯属超前的预测,完全是出于自己那源于自卑的纤细心灵的敏感,虽然对他来说无比真实,在旁观者看来却是空穴来风,庸人自扰。所以他的心思是“能与智者道,难为俗人言”(借用司马迁《报任安书》语)的。为了掩盖俗人耳目,他匠心独运地以“无题”为题,写隐秘的心思又不让心思泄密于题,有意把所写之象与所言之情隔开一层,雾里看花,帘中赏月,客观上在诗歌意象上造成了一种委婉隐约的“距离美”。前面提到,这是诗人第一首“无题”诗。第一次以“无题”为题,当属灵机一动,妙手偶得,是出于尝试心理。可是诗人立刻感觉到,“无题诗”这种题目形式很适合自己,适合于自己表达自负与自卑交织着的心灵状态,适合于自己抒发那种不吐不快、又无法明言的复杂感情。因此,诗人乐此不疲,一发而不可收,写了大量的无题诗。据杨柳《李商隐评传》统计,诗人以《无题》为题的诗有二十首,以首句二字(或三四字)为题者有四十五首。二者相加,占了诗人现存近六百首诗的九分之一。

   如果说《八岁初照镜》主要展示了李商隐自信与自卑交织着的敏感的心灵特点,透露了尚未步入社会的诗人对前程的隐约担忧的话,那么他两年后在社交场合所写的《初食笋呈座中》,则使这种隐忧更加明朗化了,并且进而抒发了对摧残人才者的怨愤之情。其诗云: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从题目看,这是诗人在一次春宴上的即兴之作。席间侍者端上了当地极为珍贵的笋尖。大约在座诸公都知道商隐的诗才,让其赋诗助兴。诗人随即在座中口占成诗。诗的前两句写“初出林”的笋尖贵如黄金,为纪实,意在为后面的写意作铺垫。在一般人,接下来的两句大约会写主人的盛情比笋尖更贵重之类的赞辞。可是嫩笋的夭折命运却强烈牵动了诗人绷紧着的敏感神经,引发了诗人对摧残笋尖者的强烈抗议,因而诗思陡转,直逼出下面两句:“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笋尖虽只一寸,长成却能凌云,怎能忍心对其肆意剪伐、使其夭折呢?颂诗的题目写成了声讨的内容,恐怕座中有人要怪罪李商隐煞风景了,想来诗人本不愿得罪诸公,只是思之所至,情不自禁罢了。

   不过隐忧和激愤只是年轻诗人情绪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诗人此时风头正劲,他自称“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凭着才华横溢的诗文,出入于达官显贵的深宅大院,在东都洛阳的上流社会里博得了一片喝彩声。特别是大和三年(829),十九岁的李商隐受到洛阳的行政长官——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令狐楚的垂青,当年底,即以一介未曾参加科考的书生身份,荣幸地被新任天平节度使的令狐楚招至麾下,出任节度巡官。这样,我们就读到了诗人翌年春天(大和四年,830)所写的《春游》一诗:

   桥峻斑骓疾,川长白鸟高。

   烟轻唯润柳,风滥欲吹桃。

   徙倚三层阁,摩挲七宝刀。

   庾郎年最少,青草妒春袍。

   李商隐诗以婉约、沉郁著称,咏春诗亦是如此,而这首五律却是一个异数。我们读这首诗,但觉快意春风扑面而来:其恬适惬意的景色、俊朗豪迈的气概,在诗人所写的咏春诗里是极其罕见的。之所以罕见,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在诗人的一生中,春风得意的顺境实在是太少了。惟其如此,这首诗就显得尤为珍贵。

   诗的前四句写景,后四句写人。“徙倚三层阁”写人登高眺望春景,将前面四句揽入视野,而“摩挲七宝刀”的动作描写,又让我们想到主人公在大好春光中豪情满怀、跃跃欲试的神情。登高赏景者不止一人,而“庾郎(东晋庾亮之弟庾翼,风仪秀伟,少有经纶大略,这里是诗人自比)年最少”,他身着一席青袍,风神俊逸,占尽了风光,连青草也不由得嫉妒了。其少年得意,万物皆备于我的豪情跃然纸上。顺带说一句,关于李商隐的初次应试时间,学术界没有定论,笔者觉得这首诗或可作为一个线索。从这首诗的情景看,李商隐作于大和四年任职令狐楚天平幕府时期的可能性极大,而诗中所抒发的得意情态,又不大可能出于李商隐遭受落第挫折后的胸襟。所以,笔者以为杨柳《李商隐评传》关于李商隐大和二年(828)18岁时开始应试的推测值得商榷,而董乃斌《李商隐传》以为始于大和四年的推测较为合理,因为这首表现跃跃欲试心理的诗篇,当作于应试之前,而不应是落第之后。

   从上面所分析的几首诗里,我们大致可以揣摩出李商隐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的心理状态。由于家庭背景的先天不足,生存环境的严厉艰难,使他的神经敏感,感情脆弱,因而对自己的仕途忧心忡忡。另一方面由于他才华出众,初出茅庐即受到有力者的赏识,所以又不乏少年得意的踌躇满志,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二

   然而事与愿违,当踌躇满志的诗人投身考场的时候,立刻就尝到了一次次落第的悲凉滋味。他在写于开成二年(837)正月间的《上崔华州书》里说:“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间,未曾衣袖文章,谒人求知。”由此可知,李商隐在大和九年(835)暮春写下下面这首《夕阳楼》诗时,已经多次吞咽了落第的苦果了。

   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

“夕阳楼”是诗人家乡荥阳的城楼,他从长安落第归来,情绪低落地回到家乡,已是花明柳暗的暮春时节。“花明柳暗”本是明媚动人的暮春景色,可是景由情生,在诗人眼里引发的却是既浓且广的“绕天愁”。《诗经•小雅•采薇》里有以乐景写哀情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此诗显然对这一抒情手法有所继承。诗人的满腹愁情丝毫未被明媚春光所冲淡,其愁闷之郁结难解可以想见。同时,此句也有写实的意味,试想,“花明柳暗”意味着春暮,春暮则宣告着春试时节已过。诗人年年应试年年败,“花明柳暗”又一年。所以“花明柳暗”唤起的也只能是他的“绕天愁”了。次句的“上尽重城更上楼”可视作诗人为冲破“绕天愁”所作的挣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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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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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韵文学刊》(湘潭)201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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