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诗歌，千余年来，在“诗家”的眼里，褒贬是不同的。从唐诗学史的角度看，这种褒贬常常不光是个人的爱好，而是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乃至文化现象的反映。透过这一系列的文学现象的关联，可以见出诗学发展和演变的轨迹。

　　 　　一

　　 对李商隐诗歌的推崇或贬黜，大概经历了三个比较重要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宋初杨亿等人标榜学李商隐的“西昆体”，李商隐的诗歌因而受到重视；第二阶段是因为元明时期崇尚盛唐诗歌，忽略了中晚唐诗人及其作品，也影响到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第三阶段是清人对李义山诗学成就的重新确认。在这三个大的阶段中，不同的历史时期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看宋代的情况。

　　 首先是宋初杨亿的西昆体派，推崇和模仿李商隐的诗歌。宋初的诗坛与唐初的诗坛有点相似，以模仿前朝的诗人和作品为主，或者说，是前朝的诗歌流派的继承，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貌特征。直接对宋初诗坛发生影响的是中晚唐的诗人，这就奠定了宋初诗坛的兴趣范围。另外，定国的初期，必定会有一个时期流行歌舞升平的文学题材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形式，例如辞藻繁缛、典丽精工的诗风，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形成主流（注：刘熙载：《艺概》：“杨大年、刘子仪学义山为西昆体，格虽不高，五代以来未能有其安雅。”又《四库提要•武夷新集》提到宋初的西昆体流行，也说“时际升平，舂容典赡，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还有一个诗歌创作主体的问题。定国的初年，诗坛上的创作主体往往都是宫廷大臣，所以，必然有一个以宫廷诗为主要潮流的时期。以上三点理由至少可以说明，为什么宋初的“西昆体”能很快替代“晚唐体”成为宋代诗歌的发端。

　　 西昆体的流行时间较长，直至仁宗朝还盛行未衰。欧阳修曾说“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注：见《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引欧阳修语。）。又说：“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注：《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点校本。）如果说，当年李商隐受到宋人的重视，是由于杨亿等人的模仿和推崇，那么，李商隐的诗遭到批评也是由西昆派而引起的。所不同的是，西昆派学李主要是诗学上的意义，而西昆体遭到攻击，则更主要的是文化上的原因。

　　 石介是攻击西昆体较早的人，仁宗天圣年间，他就对西昆体的盛行颇为不满。他说，当时诗坛成了西昆体的一统天下，“父训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长而组秀于手，天下糜然向风，浸以成俗”（注：《上赵先生书》，载《徂徕集》卷上，清康熙刻本。）。石介字“守道”，他的文学观也是正统的道学家观点，所以，他对西昆派以及西昆诗风的憎恨，完全是从儒学的道统出发，如同隋唐初期的儒家攻击六朝文学那样：“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奢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奢丽，浮华纂组，起为大怪也。”（注：《怪说》，载《徂徕集》卷下，清康熙刻本。）宋人新诗风的形成，是与欧阳修的古文革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石介提出的以“韩文杜诗”来替代宋人学习的楷模，很快便为梅、苏等人所接受。宋人新诗风形成过程中，对唐人诗歌作品的关注热点，也由晚唐上溯到中唐，所以，天圣以后开始转向韩愈和杜甫，曾经深受“知遇”的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西昆体的“株连”，以至后世一提到宋初杨亿等人的“台阁”之风，便溯源到李商隐，甚至将李也一并归入“昆体”。\r

　　 西昆体乃至李商隐的诗作遭到攻击，并不等于影响的消失。从宋代新诗风的开创，到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诗风的确立，“唐韵”依然时时吸引着宋代的诗人。例如王安石的诗歌作品，就比较接近唐人的“风神情韵”。因此，一方面，江西诗派的崇杜，可以说是从王安石开始的；而另一方面，王安石本身就是宋诗和晚唐到杜甫之间的联系。王安石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注：《老杜诗集后序》，《王文公集》卷三十六，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版。）王安石所选的《四家诗》以杜甫为首，某种程序上开启了从李商隐上溯到杜甫的唐诗传承的途径。据《蔡宽夫诗话》记载：“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唯义山一人而已……义山诗合处信有过人，若其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奇效之。故昆体之弊，适重起失，义山本不至是云。”（注：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所引。）这一条传承之线，后来也成为宋人对江西诗派救弊时的途径。

　　 南宋叶梦得的《石林诗话》指出：“唐人学老杜，唯商隐一人而已。虽未尽造其妙，然精密华丽，亦自得其仿佛。故国初钱文僖与杨大年、刘中山皆倾心师尊，以为过老杜。至欧阳文忠公始力排之。然宋吕公兄弟虽尊老杜，终不废商隐。王荆公亦尝为蔡天启言：‘学诗者，未可遽学老杜，当先学商隐。未有不能为商隐而能为老杜者。’”由于李商隐被看成与杜甫有因承关系，后人才得以重新评价李商隐的诗学价值。宋代后期的诗家比较看重义山诗中的古诗和“兴寄”，这与宋初杨亿等欣赏义山诗的“典丽精工”是完全不同的一路。杨亿论李商隐的诗，主要是从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着眼的，认为：“保蕴密致，演绎平易，味无穷而炙愈出，镇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洗骨。”（注：见葛立方：《韵语阳秋》，《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0版。）而宋代中期以后，褒扬李商隐的诗作，几乎都是从学杜的角度论述的。例如：许顗《彦周诗话》认为：“李义山诗，字字锻炼，用事婉约，仍多近体，唯有《韩碑》一首是古体。”朱弁《风月堂诗话》也说：“李义山拟老杜句‘岁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真是老杜语也。其他句‘苍梧应露下，白阁自云深’、‘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类，置杜集中亦无愧亦。然未似老杜沉涵汪洋，笔力有余也。”曾季狸《艇斋诗话》指出：“李义山诗雕镌，唯咏平淮西碑一篇，诗极雄健，不类常日作。如‘点蹿尧典舜典字，涂改青庙生民诗’，及‘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等语，甚雄健。”张戒《岁寒堂诗话》则进一步分析道：“（李义山）咏物似琐屑，用事似僻，而意则甚远。世但见其诗喜说妇人，而不知为世鉴戒……其言近而旨远，其称命也小，其取类也大。”张戒的这段话，也许便是后来清人刻意追求无题诗隐义的滥觞。

　　 　　二

　　 各代对李商隐及其作品的褒扬，也可以从诗歌选本中反映出来，选家通过删选前人的作品来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是一种“不著文字”的评价。

　　 韦縠的《才调集》是比较早选录李商隐诗歌的重要总集。选录李商隐的诗歌作品四十首。从韦縠入选的诗歌来看，编选者“以秾丽宏敞为宗”的意图十分明显（注：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集部•总集类一《才调集》提要。）。《才调集》不分体，古近体都选；但后世推崇的古诗《韩碑》、《行次西郊一百韵》等未入选，而是选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很陌生的《锦槛》、《杏花》、《灯》、《肠》及《独居有怀》等。七律选了《碧城》三首、《银河吹笙》、《题后重有戏赠任秀才》、《春雨》、《富平侯》、《促漏》、《可叹》、《泪》、《水天闲话旧事》、《马嵬》、《深宫》等，而《无题》则一首也未选。入选的七绝也多半是“艳词”，如《代赠二首》、《宫辞》、《访人不遇留题别馆》、《代应》、《楚吟》、《席上作》、《留赠畏之》以及《龙池》等作。《才调集》的这种偏好，后来被看作是西昆体的滥觞。清代中叶有冯舒、冯班评点的《才调集》，就引用韦縠的观点“借以排斥江西，尊崇昆体”（注：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集部•总集类一《才调集》提要。）。

　　 宋代的《文苑英华》也是较早收录李商隐诗歌的一部重要总集。《文苑英华》收录李商隐的古近体诗五十二首，比较接近《才调集》的数字，但篇目多有不同。《文苑英华》分类收选各代的诗歌，如“月”类选了《秋月》、《西掖玩月》、《双月》、《月夕》等诗；“菊”类选了《菊》、《野菊》等；“雪”类选了《对雪》等。其它还选了《闻歌》、《马嵬》二首（冀马燕犀）、（海外徒闻）、《华清宫》、《陈后宫》、（玄武开新苑）、（茂苑城如画）、《隋宫》（紫泉宫殿）、（乘兴南游）、《楚宫》等。大概可以见出《文苑英华》编纂时，主要是从咏物的分类着眼的，尚未及从诗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李商隐诗作的意义。宋人周必大刻印《文苑英华》时曾认为，“修书官于柳宗元、白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或全卷收入。”（注：《文苑英华序》，《文忠集》卷五十五，《四库全书》本。）但事实上《文苑英华》一千卷，诗歌只占二百三十卷。所以，《文苑英华》所收之文的比重要比诗歌大的多。例如，李商隐的文章《樊南甲乙集》，“久已散佚，今所存者，乃全自是书录出”（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集部•总集类三《文苑英华》提要）。

　　 宋代另一部比较重要的唐诗总集，即题名“王安石”编纂的《唐百家诗选》，没有收录李商隐的诗歌。此书未选李白、杜甫、韩愈的诗，而且“唐名人如王右丞、韦苏州、元、白、刘、柳、孟东野、张文昌之伦，皆不右选”（注：《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版。）。引起后世非议颇多，谓其“去取多不可晓”（注：参见《重辑渔洋书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版。）；也有认为“荆公此选多取苍老一格，意其时西昆盛行，欲矫其失”（注：叶德辉：《郋园读书志》，1928铅印本。）。但是，王安石推崇杜甫的诗歌，已是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而此选却未收录杜甫的诗歌，所以，我们也就无从猜测选家的本意。

　　 宋末时节，尊崇晚唐以及重视格律诗诗法的风气渐浓，李商隐的七言律绝又受到时人的重新审视。周弼所辑的《三体唐诗》专选七绝和五七言律诗，七绝选了李商隐的《宫词》（君恩如水）、《汉宫》（青雀西飞）和《贾生》；七律选了《锦瑟》、《隋宫》（紫泉宫殿）、《马嵬》、《筹笔驿》、《闻歌》和《茂陵》。此外，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收录了李商隐的绝句诗作两卷，几乎囊括了他的大部分绝句作品。可以说，此时李商隐的诗歌受到重视的一面已渐渐显露出来。其后，元好问的《唐诗鼓吹》以及方回的《瀛奎律髓》都开始注重李诗的“声调宏壮”（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版。）以及“命意深切、用事精远”（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集部•总集类《瀛奎律髓》提要。）。元好问的《论诗绝句》论李商隐的作品，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的：“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注：《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一，《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刊本）元好问的想法，也是一个企图开始探究李商隐诗歌深层寓意的例证。《唐诗鼓吹》选李商隐诗三十四首，这些入选的七言律诗，基本上可以体现出选家的审美趋向。如《锦瑟》、《杜工部蜀中离席》、《隋宫》（紫泉宫殿）、《二月二日》、《筹笔驿》、《九成宫》、《促漏》、《碧城》、《马嵬》、《牡丹》（锦帏初卷）、《圣女祠》、《重有感》、《无题》（万里风波）、（昨夜星辰）、（来是空言）、（飒飒东南）、（相见时难）、《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富平少侯》、《楚宫》（湘波如泪）、《宋玉》等，大抵为李义山集中“遒健宏敞”的作品（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集部•总集类三《唐诗鼓吹》提要。），同时又体现出诗人“字字锻炼，用事委婉”的特色（注：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0版。）。方回的《瀛奎律髓》选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及五言律诗共二十三首，而七律部分有十七首，其中十一首与《唐诗鼓吹》相重；另外增选的如《隋宫守岁》、《茂陵》、《安定城楼》、《天平公坐中呈令狐令公》等，后来也成为世所公认的李诗的上乘之作。

上述选本对李商隐这一部分诗歌的注重，并不完全是编选者个人的看法。宋末至元初，李商隐作品在这一方面所显示出来的价值，已经获得诗家的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