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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钱锺书先生与宋诗研究

更新时间:2015-09-05 23:02:33
作者: 王水照  
要求在近25万首诗中选出377首,也实在难为了选家;可以断言,在《全宋诗》出版以前,古今所有宋诗选本,如张景星等《宋诗百一钞》、陈衍《宋诗精华录》等,均不能达到这一要求。《宋诗选注》又是当时文学研究所的计划项目,每月要填进度报表,年中、年终要写汇报,此书已因精心打造,迁延两年,已有碍不久提出的“多快好省”精神了。要之,议论评泊,应贴近具体的历史情势;而面对皇皇巨著《宋诗纪事补正》,再不会遽谓《宋诗选注》“选诗基础之不巩固”吧?

     《唐诗选》的选目缺憾

   在特定的、不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即使从总集、全集中编选,也不一定能获得理想的效果。我想谈谈文学研究所编选的《唐诗选》,这也与钱先生有关。这部选本倒是从《全唐诗》中采择篇目的。先由选注者在《全唐诗》中划圈,以圈数多者为初选;然后斟酌去取,调整损益,最终确定了六百多首的全书规模;再予剪贴,以避免文字误植,不惜用掉了一部扬州诗局初刻本。此书于1966年完稿,并交出版社。初稿本的选目颇有“个性”,特别体现在小家上,而小家注释难度较大,我们就推给钱先生承担。当时余冠英先生讲得最多的是要选出唐诗的“方方面面”,不求平衡,不讲“照顾”,如杜甫入选最多,竟超出全书1/10;钱先生强调“选好诗”,而他的“好诗”标准也就是他所说的“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却是需要深入体悟、不易简单说清的。然而,初稿甫毕,即遇“文革”,出版停顿。到了1975年,在评法批儒、大搞“三结合”的大背景中,文学所与北京市维尼纶厂工人同志合作修订此书。这在当时不失为争取出版的一种“策略”。我和钱先生都未参加。直到1977年秋,“四人帮”已垮台,此书遂进入最后出版阶段。余先生命我撰写《前言》外,又要我对照原稿校读了两遍清样(主要是校文字)。这才发现,钱先生执笔的部分,删削十分严重。从开卷到杜甫,316页过去了(全书784页),钱先生的笔迹只出现在王绩、王勃两处,而且所选王绩诗二首及王勃《山中诗》,也已非他所作。(1966年初稿本,所选某一作家,其小传及作品,统归一人所作,无一例外。)现在想来,入选的小家,原均着眼于艺术,不少诗作颇生僻,但有特色与特长;在“文革”中“修订”,当然过不了“政治标准”这一严峻关口,被砍被删,不算意外(我注释的《秦妇吟》更早被删去)。而伪诗坎曼尔《诉豺狼》、准伪诗黄巢《题菊花》《菊花》等却在修订中羼入,留下了选目上的缺憾。

   近阅《钱锺书与〈唐诗选〉》一文(载《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作者努力从此书中“辨认钱锺书思想和钱锺书风格”,认定为钱先生所写的有“王绩、王勃、杜审言”等24家,“咬不准”的有刘长卿至张麐 等6家,共30家,其实大都与事实不符(杜审言为余先生所写,刘长卿、张麐 乃是本人拙笔)。我还看到其他一些涉及钱先生与《唐诗选》关系的论著,亦多有出入,因在此顺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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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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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沪)2002年04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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