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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鹏军:钱锺书论黄遵宪述说

更新时间:2015-09-05 23:01:17
作者: 左鹏军  

   黄遵宪作为晚清诗坛大家,作为中国古典诗歌迅速变革时期特色鲜明、成就卓著的诗人,是钱锺书始终保持关注兴趣的人物之一。钱锺书对人境庐诗及其与晚清诗坛关系的评论,以其特有的思接千载、横览中外的理论视野,细如毫发、洞悉微深的艺术眼光,多发前人未发之覆,留下了足令来者再三思之、深入探讨的文字。然而,钱锺书的黄遵宪论迄今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这种状况不仅阻碍黄遵宪研究的发展,而且于晚清诗歌乃至整个近代文学研究有害而无益。故笔者不揣谫陋,将钱锺书论黄遵宪的主要观点述说如次,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一番考察反思,以期利于有关研究领域的学术进展。

     一、诗歌入手取径、与诗坛风气之关系

   讨论一个诗人创作的入手取径之处,探求其与时代风气、诗坛习尚之关系,是中国诗评的一种传统方法。黄遵宪晚年对自己诗作期许颇高,尝说:“吾之五古诗,自谓凌跨千古;若七古诗,不过比白香山、吴梅村略高一筹,犹未出杜、韩范围。”(注:《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八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72 页。)钱锺书论黄遵宪诗的取径说:“《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五古议论纵横,近随园、瓯北;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铁云;七绝则龚定庵。取径实不甚高;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尹师鲁论王胜之文曰:‘赡而不流’;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大胆为文处,亦无以过其乡宋芷湾。”(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 页。 )钱锺书指出人境庐诸体诗与清代袁枚、赵翼、舒位、龚自珍、宋湘诸家诗之密切关系。他曾特别指出黄遵宪对龚自珍的效法:“黄公度之《岁暮怀人诗》、《续怀人诗》均师承定庵,只与渔洋题目相同;其《己亥杂诗》则与定庵不但题目相同,笔力风格亦几青出于蓝,陈抱潜当如前贤畏后生矣。”(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 465页。 )黄遵宪的某些作品大胆以地方风情入诗、通俗晓畅的语言特色,远绍中国古典诗歌的通俗化传统,与客家民间文学亦有深刻关联,而客家先辈诗人宋湘则是人境庐诗这一方面特色的直接渊源,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在《红杏山房诗钞》中获得大量灵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黄遵宪在诗作中屡次道及宋湘,钦敬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注:可参阅《过丰湖书院有怀宋子湾先生》、《丰湖棹歌》等诗,《人境庐集外诗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页。),也是人境庐诗与红杏山房诗之间密切关系的一种说明。

   另一方面,钱锺书还指出黄遵宪诗歌创作与以文为诗的“宋诗派”之间的密切关系:“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今之师宿,解道黄公度,以为其诗能推陈出新;《人境庐诗草•自序》不云乎:‘用古文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宁非昌黎至巢经巢以文为诗之意耶。”(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30页。)按黄遵宪在其《自序》中有云:“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注:《人境庐诗草自序》,见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多年来人们研究黄遵宪诗,多从其“推陈出新”的角度立论,强调其“新派诗”的创新价值,而黄遵宪自己在诗集自序中却清楚地表明兼收并蓄,转益多师,当然包括学习借鉴自中唐韩愈、宋代苏轼、黄庭坚诸大家以来至晚清郑珍诗歌的“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钱锺书所论,清晰而客观地说明了黄遵宪与“宋诗派”的密切关系,真实地描述出晚清诗坛复杂纷繁的内部情况,这无疑更接近文学史的实际状况,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卓见。长期以来,近代文学研究中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相当盛行、直至目前仍然颇为常见的作法是,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作家与晚清人数众多、诗名极盛、影响深远的“以文为诗”的“宋诗派”、“同光体”简单化、绝对化地对立起来,把二者的关系描绘得格格不入、势不两立。钱锺书这段论说,对这种不顾事实的文学史观念是一个极好的教益。更为重要的是,钱锺书将向来为文学史家诟病的“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看作“文章之革故鼎新”之“道”,即文体变革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也就是说,他把这种现象和趋势提高到理论性、规律性的高度来认识阐发,把对文学史事实的考察大大地深化了,使之获得了理论价值和普遍意义。这一观点对黄遵宪诗研究、对近代诗歌研究,乃至对重新探讨长久以来的唐诗宋诗之争、思考整个中国诗歌史、文学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至于“取径实不甚高;伧气尚存,每成俗艳”、“不免于流”诸语,则是钱锺书从自己的诗学思想出发,对人境庐诗之不足的分析,其中尤可注意者,是钱锺书拈出“俗艳”二字作为人境庐诗格调的一种概括。关于这一点,钱锺书又进一步指出:“余于晚清诗家,推江弢叔与公度如使君与操。弢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才健笔。”(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7页。)此处之“甜俗”与上文的“俗艳”所指当无大异。愚以为,钱锺书下此断语的依据主要是黄遵宪早年(中举之前)的大部分作品,以及后来的少量作品,也就是说,黄遵宪诗之“俗艳”或曰“甜俗”的风格最集中地表现在早期作品中,尽管他后来也不无同类之作。正如钱锺书所说,观《人境庐集外诗辑》,对此当会有具体真切的认识。笔者还想补充的是,黄遵宪诗之“俗艳”、“甜俗”之风至出使日本时再一次得到较突出的表现。梁启超实际已意识到这一点,他尝指出:“《人境庐集》中,性情之作,纪事之作,说理之作,沉博绝丽,体殆备矣;惟绮语绝少概见,吾以为公度守佛家第七戒也。顷见其《都踊歌》一篇,不禁抚掌大笑曰:‘此老亦狡狯乃尔!’”(注:《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还有,倘若一读《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中保存的人境庐佚诗,对钱锺书的论断定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注:见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亦可参阅笔者《黄遵宪使日时期佚诗钩沉》一文,载《文教资料》1994年第2期。)。需要指出的是, 钱锺书在此拈出“俗艳”、“甜俗”来概括黄遵宪某些诗的风格特色,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全部人境庐诗均如此,而且,他将黄遵宪和江湜在晚清诗坛的地位比作三国鼎立时“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的刘备和曹操,称此二人为“霸才健笔”,称人境庐诗为“奇才大句”,亦即称二人为当时诗坛之“天下英雄”。这些都是很高的评价,钱锺书对其他诗人似还从未如此。另一方面,“俗艳”或“甜俗”之说并非全部人境庐诗风格的完整概括,上引梁启超所论实际上已经涉及到黄遵宪诗歌风格丰富性、多样化的问题,考察黄遵宪诗的创作历程、风格变迁与今天可见的1100馀首诗歌,的确如此。关于人境诗的风格特色、美感风貌,笔者以为汪国垣所论颇为精当:“中岁以后,肆力为诗,探源乐府,旁采民谣,无难显之情,含不尽之意。又以习于欧西文学(按关于黄遵宪对西方文学、文化的接受和理解问题,笔者所见与汪先生此论略有不同,详下文),以长篇事,见重艺林,时时效之,叙壮烈则绘影模声,言燕昵则极妍尽态。其运陈入新,不囿于古,不泥于今,故当时有诗体革新之目。曾重伯、梁卓如尤推重之,虽誉违其实,固一时巨手也。”(注:《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316页。)

   钱锺书曾指出:“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注:《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因此钱锺书在《谈艺录》“补订”部分中论黄遵宪时,就在早年论说人境庐诗取径入手之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黄遵宪与当时诗坛风气的关系,考察他对时代风气的影响和时代风气给予他的影响:“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 伽、铁云之体,汇合成风;流利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如公度乡献《楚庭耆旧遗诗》中篇什,多属此体。公度所删少作,辑入《人境庐集外诗》者,正是此体。江弢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其《自序》有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岂非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哉。道广用宏,与弢叔之昌言:‘不喜有明至今五百年之作’(符兆纶《卓峰堂诗钞》弁首弢叔序,参观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二《与梁礼堂书》),区以别矣。”(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7页。 )他还指出:“观《人境庐集外诗》,则知公度入手取径。后来学养大进,而习气犹馀,熟处难忘,倘得沧浪其人,或当据以析骨肉而还父母乎。”(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8页。)

   钱锺书指出,清代乾隆、嘉庆以后,袁枚、赵翼、黄景仁、张向陶、郭麐、舒位诸家诗大行其道,汇合成风,造成了一种颇有影响的诗坛风气,包括黄遵宪在内的岭南诗人多受其濡染,晚年黄遵宪编定诗集时删去、今存于《人境庐集外诗辑》中的早年作品,是最好的证明,由此即可见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与乾嘉以降诗坛风气的密切关系。但是黄遵宪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臻致“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的境界,既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风气、诗坛习尚取向相同,又能在此氛围之中出类拔萃、卓然独步。另一方面,当时亦存在一些力图矫正这种诗风的诗派,如以宋诗为旨趣的江湜等人,以及其后的为数众多的同光体诗家,以王闿运、邓辅纶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等。这些流派实际上与黄密切关联,绝非如某些论者以为的那样,或绝对对立,或毫不相关。《人境庐诗草自序》是体现黄遵宪诗歌理论主张最集中的文字,在钱锺书所引上文之后,作者还写道:“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钱锺书指出黄遵宪此论乃“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道广用宏”,即是说,于古往今来众多诗家,不存盲目的崇古卑今与门户宗派之见,而具有“转益多师”的胸襟器识,这是人境庐诗得以“超群出类”的关键所在。尤其是他对于“晚近小家”的重视,与江湜的鄙薄明代以后之诗大不相同。

     二、与“诗界革命”之关系

   今天在黄遵宪的所有著作中,找不到他号召“诗界革命”、直接参加“诗界革命”运动的文字,但继梁启超、胡适之后,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黄遵宪看作“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关于黄遵宪与“诗界革命”的关系,钱锺书所论,同样值得深究:“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页。)“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页。)还指出:“梁任公以夏穗卿、蒋观云与公度并称‘诗界三杰’,余所睹夏蒋二人诗,似尚不成章。邱沧海虽与公度唱酬,亦未许比肩争出手。”(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 347页。)

钱锺书所说推重黄遵宪的“论诗界维新”者,当肇端于梁启超与胡适,二人分别在所著《饮冰室诗话》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集中阐发了这种见解,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张扬和对黄遵宪的高度赞誉,影响尤为深远,他的某些观点至今仍常被引用。钱锺书评论梁启超倡导最力的“诗界革命”(钱氏称诗界维新)时,与时人主要关注其以西学为武器之“创新”的考察角度异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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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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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199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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