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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鹏军:钱锺书论黄遵宪述说

更新时间:2015-09-05 23:01:17
作者: 左鹏军  
而更加关注这一运动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联,指出他们的所谓“革命”,不过是在字面上驱使一些西方典故,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使用“参军蛮语”、“佛典梵语”的旧习惯并无二致。这实际上涉及到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对西学的理解接受程度问题,下文还要述及。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总结道,“诗界革命”就是“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注:《饮冰室诗话》,第1、2、51页。);同时,他也意识到,“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至今思之,诚可发笑”,“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音,无俟言也。”(注:《饮冰室诗话》,第49、50页。)可见,钱锺书所论,与梁启超的意见并不矛盾。无论就当时“诗界革命”的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绩来说,这种观点都更接近文学史的实际状况。梁启超曾在《饮冰室诗话》中推许黄遵宪、夏曾佑和蒋智由为“近世诗界(家)三杰”,主要是就三人诗歌具有“理想之深邃闳远”的共同特点而言的(注:参看《饮冰室诗话》,第21、30页。)。钱锺书从诗歌创作成就本身之高下出发评骘三人,认为夏、蒋二人的诗作“似尚不成章”,未足以与人境庐诗相提并论。这一点,与梁启超所见大有异同。与以上诸人同时的诗人丘逢甲,也深得梁启超推许,称之曰“天下健者”,“诗界革命一巨子”(注:见《饮冰室诗话》,第30页。)。丘逢甲对己诗也颇为自负,尝对黄遵宪说:“二十世纪中,必有刻黄、丘合稿者。”“十年之后,与公代兴。”(注:黄遵宪《与梁任公书》,见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十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 13327页。)自谓其诗足以与人境庐诗媲美并传之后世。柳亚子从宣传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需要出发,甚至认为丘诗高于黄诗,其《论诗绝句六首》之五云:“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沧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注:《磨剑室诗词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钱锺书持论与以上说法不同, 认为丘黄二人虽然晚年乡居时期多有唱和之作,这些作品至今留存于二人诗集中,但就总体诗歌成就而言,岭云海日楼诗不及人境庐诗,丘难以与黄“比肩争出手”。这段文字,将人境庐诗与“诗界革命”中重要诗人夏、蒋、丘之诗相比较,从而突出了黄遵宪在此派诗人中其他人无法并肩的重要地位。钱锺书此论与时人之论多有异同,却不乏真知灼见,令人信服。它启发和促使研究者以新的学术眼光,重新审视思考“诗界革命”运动以及该派诗人创作成就的有关问题,对于完整准确地把握近代诗歌的创作状况与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具有深刻的启导意义。

   时人谈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少不得引黄遵宪“我手写我口”诗为证,这一由来已久的作法,盖由胡适发之,他曾说过:“他(按指黄遵宪)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得很早。他二十多岁时作的诗之中,有《杂感》五篇,其二云:(按即“我手写我口”一首,诗略)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末六句竟是主张用俗话作诗了。”(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看法, 如钱仲联尝指出:“公度《杂感》诗云:‘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吾(按一本作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此公度二十余岁时所作,非定论也。今人每喜揭此数语,以厚诬公度。公度诗正以使事用典擅长。《锡兰岛卧佛》诗,煌煌数千言,经史释典,澜翻笔底。近体感时之作,无一首不使事精当。”(注:《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8页。 )钱锺书从另一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学人每过信黄公度《杂感》第二首‘我手写吾口’一时快意大言,不省手指有巧拙习不习之殊,口齿有敏钝调不调之别,非信手写便能词达,信口说便能意宣也。且所谓‘我’,亦正难与非‘我’判分。”(注:《谈艺录•补订本》,第206页。按“我手写吾口”误, 当作“我手写我口”。)钱锺书认为,学人对黄遵宪这“快意大言”不宜过于相信,原因有二:其一,手有巧拙,口有敏钝,手写达意,口说意宣,并非易事,下笔就错,开口即非,词不达意,实在是相当常见的事情,在写作或讲话时,要真正做到得心应手,心口如一,左右逢源,即实现“我手写我口”,那实在是一种难以企及、异常高妙的艺术境界。这实际上涉及到艺术创作过程中,“心”与“手”、“口”之间,亦即艺术思维与语言表达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问题,只要有创作活动,这一矛盾就不会消失,也无法奢望完满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其二,从本体论高度和文学创作过程复杂性的角度来说,“我”与“非我”,自我与外物,主体与客体,在艺术思维与创作过程中密切相联,胶着难分,交互作用,难以在二者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严格地区分艺术活动中的“我”与“非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此一番论述使有关“我手写我口”的讨论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价值重大。

     三、对西学之接受及与西学之关系

   黄遵宪青年时期即以关心时务、思想通达见称,甚至受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期许,称之为“霸才”(注:见《李肃毅侯挽诗四首》及自注,《人境庐诗草》卷十一,宣统三年日本刊本。),担任外交官十几年的海外经历,进一步扩大了视野,使他成为晚清政坛一个识见超群、稳健务实的政治人物,也成为晚清诗坛一个较多地了解世界、较深刻地认识中国的杰出诗人。这一点,向来为研究者所称道,黄遵宪本人对此也不无自得之意。钱锺书以其对中西古今文化的精湛了解,对近代以来中外文化关系的深入研究,就黄遵宪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及心态、他的某些“新派诗”创作与西方文化学术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迥异于流俗的考索,得出了时人未见的结论。钱锺书说:“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譬如《番客篇》,不过胡稚威《海贾诗》。《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准南子•俶林训》所谓:‘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而为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诗所谓:‘高士累朝多合传,佳人绝代少同时’;公度生于海通之世,不曰‘有苗三危通一家’,而曰‘黄白黑种同一国’耳。凡新学而稍知存古,与夫旧学而强欲趋时者,皆好公度。”(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24页。)“黄遵宪提倡洋务和西学,然而他作诗时也忍不住利用传统说法;他在由日本赴美国的海船上,作了一首绝句:‘拍拍群鸥逐我飞,不曾相识各天涯;欲凭鸟语时通讯,又恐华言汝未知’。试把宋徽宗有名的《燕山亭》词对照一下:‘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黄遵宪不写‘人言汝未知’,而写‘华言汝未知’,言外之意是鸥鸟和洋人有共同语言。”(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七缀集》,第 122页。 )

   钱锺书指出,黄遵宪在诗歌中所使用的西方“制度名物”、“声光电化”等一新时人耳目的名词术语事物,不过是一种创作上的表面点缀,此类之诗,在本质上与西学并无深刻的关联,倒是与中国古已有之的诗歌作法、文化观念相近,或者说是这一古老传统在近代中西交通之际的新发展;从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这一角度考察,黄遵宪实际上只是在很外在、很浅显的层面上了解和接受了西学,而对西方学术文化的深层内容、精髓真谛“实少解会”。因此黄遵宪的某些使用西方名词术语、运用近代外国新事物的诗歌,就形成了貌新而实旧、似西而实中的面目,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诗坛风气之下,容易获得广泛的包容性和可接受性,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当时各派人物的胃口,引起尽可能多的人们的共鸣。加上他诗歌其他方面的成就,于是就使得“新学而稍知存古,与夫旧学而强欲趋时者,皆好公度”,正是由于处在中西古今的交汇点上,才使黄遵宪及其诗歌在当时和后来发生了如此深广的影响。这不仅揭示了黄遵宪诗歌创作取得成功、当时及身后诗名甚隆的奥秘,实际上指出了文化变迁之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锺书并未如同很多论者那样,仅从字面的一二西方新名词、笔端的少数近代新事物,就认定黄遵宪把握并且认同了西方文化,而是深入到黄遵宪的文化心态,从更深的层面上探讨他与西学的关系,可谓慧眼独具。钱锺书分析黄遵宪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接受西学时的文化心态,切中肯綮。这可与钱锺书在另一处的论断相发明,他曾经引述黄遵宪的观点道:“黄遵宪和日本人谈话时说:‘形而上、孔孟之论至矣,形而下、欧米之学尽矣’;又在著作里写道:‘吾不可得而变者,凡关于伦常纲纪者是也。吾可以得而变者,凡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七缀集》,第121页。)按黄遵宪这两段话, 前者见于日人冈千仞所著《观光纪游》,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五帙,据记载,黄遵宪在日本时常对日本友人这样说,可见这话并非一时兴到之语;后者见黄遵宪《日本国志•工艺志序》,原文作:“吾不可得而变革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凡关于伦常纲纪者是也。吾可得而变革者,轮舟也,铁道也,电信也,凡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在这样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驱动之下,黄遵宪写出“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的诗篇,就是毫不足怪的事情了。钱锺书还举黄遵宪误解西方名词之一例,可见黄氏对西学所知程度甚浅,甚至时出谬误:“黄公度光绪二十八年《与严又陵书》论翻译,有曰:‘假“佛时仔肩”之“佛”,假视天如父、七日复苏之义为“耶稣”,此假借之法也’;盖谓‘耶稣’即‘爷苏’,识趣无以过于不通‘洋务’之学究焉。”(注:《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61—1462页。)“黄遵宪与严复书,释‘耶稣’之名为译音而又寓意,偶重阅王闿运《湘绮楼诗集》,见卷九《独行谣三十章赠示邓辅纶》已有其说。‘竟符金桂谶,共唱耶稣妖’,下句自注云:‘“耶稣”非夷言,乃隐语也。“耶”即“父”也,“稣”、死而复生也,谓天父能生人也。’王望‘稣’之文而生义小异于黄耳。”(注:《管锥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 页。)通达的黄遵宪与保守的王闿运二人对“耶稣”二字的理解竟是这般大同而小异,这种现象也颇可深长思之。钱锺书此论确是抓住了黄遵宪对西方文化学术态度的关键。笔者想补充的是,与当时颇为盛行的西学中源论相关,黄遵宪从走出国门直至终老故土,始终认为中学乃西学之渊源,相信“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书。第我引其端,彼竟其委,正可师其长技。”(注:《日本杂事诗》第54首自注。)以至于西方的文明、民主观念,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为核心的生物进化论学说,地球为宇宙中之一圆球学说,类人猿为人类祖先学说,均早已大备于中国古籍之中(注:可参看《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八辑,第395—396页。笔者《黄遵宪思想中的中西文化冲突》对此亦有论说,该文载《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情况都表明黄遵宪对西学的理解程度和他接触西学时的文化心态。

在讨论黄遵宪与西方文化学术之关系、对西学的接受与态度时,钱锺书还将黄氏与近代中国另外两个引进西学甚力、又同是著名诗人的严复、王国维作了比较,从而对黄遵宪及其诗歌、乃至西学东渐过程中的某些问题了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钱锺书说:“严几道号西学巨子,而《愈懋堂诗》词律谨饬,安于故步;惟卷上《复太夷继作论时文》一五古起语云:‘吾闻过缢门,相戒勿言索’,喻新句贴。余尝拈以质人,胥叹其运古入妙,必出子史,莫知其直译西谚Il ne faut pas parler decorde dans la maison d'un pendu也。点化熔铸,真风炉日炭之手, 非‘喀司德’、‘巴立门’、‘玫瑰战’、‘蔷薇兵’之类,恨全集只此一例。其他偶欲就旧解出新意者,如卷下《日来意兴都尽、涉想所至、率然书之》三律之‘大地山河忽见前,古平今说是浑圆。逼仄难逃人满患,炎凉只为岁差偏’;‘世间皆气古常云,汽电今看共策勋。谁信百年穷物理,反成浩劫到人群。’直是韵语格致教科书,无微情深理。几道本乏深湛之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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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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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199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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