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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愉:关于法律解释的几个问题

更新时间:2005-12-19 19:37:28
作者: 范愉  

  往往也能达到立竿见影的轰动效果,因此,即使明知其不合法,社会也很难加以非难谴责,当事人和律师则更是无力反对或拒不执行。四川泸州中院以“司法解释”改变了国务院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即为明证,此举曾得到一些著名法学家的首肯,理由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不合理。然而由此,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的最低限度也轻而易举地被突破了。 

  最新的例证如北京市高级法院制定的《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2001年10月1日起在北京市各级法院开始试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规定》共有149条。涵盖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及执行中涉及到的举证责任和期限;证人出庭作证;鉴定、勘验等内容。在《规定》中确定了如下原则:在举证方面,实行庭前交换;所有证据都要在法庭上公开出示、质证,否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不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证人除正当理由外,均应出庭;诉讼中,当事人认为对专门性的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决定是否进行鉴定;法院决定进行鉴定的,在民事、行政诉讼和刑事自诉案件中,应当由当事人在法定鉴定部门、指定鉴定部门或其他鉴定部门中共同选定:协商不一致的,由法院指定法定鉴定部门鉴定。参与诉讼的各方在向北京市的任何法院提交证据,都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完成,无正当理由在举证期限内拒不提交证据的,将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21] 

  这个《规定》仅仅是许许多多类似文件中的一个,它产生于最高法院关于证据问题的司法解释即将出台之前。其中的规定早已大大突破了现行三大诉讼程序法,俨然是一种系统的证据规则。据说这样的规定,在全国地方法院还是首次。不能否认,其中很多规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操作性,并有利于法院审理案件的公平和效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特别做出说明:“证据规定”的制定严格遵循不搞立法,不搞司法解释,不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相抵触的总原则,积极探索、尝试解决全市法院审判实践中有关诉讼证据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22]然而,实际上,规定中突破现行诉讼法原则和规定之处并不鲜见,其形式上的规范性也无庸讳言;换言之,这确实是一份规范性司法解释文件。 

  那么,最高法院对此持什么态度呢?在北京市法院诉讼证据工作改革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听取了北京高院就该院新近出台的《关于办理各类案件证据问题的有关规定》的情况汇报后,强调诉讼证据制度的系统化、科学化是一项与依法治国的目标和实践紧密联系的重要社会工程,是一件关系到人民法院审判方式改革最终能否见到实效的大事情,是一个必须通力合作、尽快加以完成的重要课题。…… 结合北京高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证据问题的有关规定》的制定与实施,万鄂湘进一步强调,要注意根据司法统一的需要,及时对所制定的证据规则进行修改补充。法律及司法解释应当是既可变又可控的,而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要在试行中善于发现问题、总结问题、不断修改,不断完善。此外,一旦最高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得以通过,要迅速落实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以确保全国司法统一。改革就是要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改革。在探索诉讼证据规则的过程中必须要拿出一点勇气来,要敢于突破。 [23]可见,最高法院的态度本身也相当暧昧:既不再重申地方法院无权制定司法解释文件,也不明确表明其合法性,只是强调了其重要性和“要敢于突破”的精神。目前,全国各地的高级甚至中级法院,在涉及诉讼程序、立案标准和方式、诉讼收费、法律援助、执行、律师业务等方面,都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范性解释文件,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 

  当代中国法制实践实际上早已承认或默许了法院的各种改革措施,本着对通过司法审判发展完善法律的良好愿望,社会对法官和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和创新解释给予了极大的宽容。然而,即使是有良好的动机和社会效果,权力的扩张也应节制有度,如果超出了法制固有的形式合理性和权力制约范围,就难免违背法制的精神——突破超越现行法律法规、创立权利义务,违背了法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原则;各地法院各行其是,造成法律适用中的不统一,违背了法律的统一性和平等性原则;地方法院规则不透明,要求当事人承担法律所未明文规定的义务和责任,违背了法律的公开性和公正性原则……。而以此沉重代价换来的司法改革成果似乎更多地是有利于法院,而不是当事人和公众。为此,人们不得不担心这种以改革开始的权力扩张究竟会走多远,通向何方。 

  最后,地方法院的规范性解释违反司法运作规律,成为强化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和控制的手段。应该承认,各地方法院之所以热衷于制定司法解释文件,确实有其苦衷:法律的粗放成就了法官的创造性,也随之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责任;对司法效率的追求和对“错案”的追究同样制约着法官的行为。各种程序和证据规则的具体化、增加当事人在诉讼进程中的义务和责任,等等诸如此类的改革和司法解释文件的出台,确有避免办案的随意性,加强程序公正的目的,在一些地方范围内甚至可以起到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司法的作用,然而更根本的作用实际上是为了减轻法官的负担或责任。或许这也可以算作是一种对法官的保护,法官们对这种方式也已习以为常,“实际上,对省级法院的解释,都要求其下级法院遵守,如果审判中未按其解释办,往往要被认定为错案”。 [24]而有了这些规则,下级法院的法官就少了裁量的需要,也少了些错误的风险。久而久之,各级法院层层制定发布司法解释文件,成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进行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必须指出,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所谓监督管理,实际上是违反司法运作规律的。 

  很多主张赋予地方法院以解释权的观点并没有区别是规范性解释还是具体解释,然而,这种区别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是指法官的具体解释,那么就必然地会否定法院层层制定发布的规范性解释。如前所述,最基本的法律解释是指法官在法律适用中所作的具体(个别性)解释,而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法官的法律监督也是通过审级制度,即上诉程序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上级法院的解释也应该是具体的。这就是司法运作的规律:在适用的过程和权限范围内进行解释。因为,司法的公正是建立在司法独立和严格的法律程序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行政式的管理和所谓的错案追究制度之上的。各级法院大量制定抽象解释,发生在司法改革呼声高涨的今天,似乎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一方面主张还权于法官或审判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司法解释文件和错案追究制,高度行政化的管理却似乎正在加强。 

  关于第三个问题,与主张授权地方法院以规范性司法解释权的观点正好相反,有人提出既然法律解释本质上应该是由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中所作的具体解释,那么,我国的法定解释多以规范性(抽象性)解释为基本形式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存在许多弊端,并进而提出建立判例法制度,或是实现司法解释判例化的主张。 

  例如,刘峥先生认为,现行司法解释中存在“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失谐”的问题:综观我国司法解释活动,大量存在以贯彻或实施某一法律的意见、规定、办法为由,脱离原法律文本进行的解释,其内容与被解释的对象间存在实质差异。究其成因,源自历史惯性与制度缺陷的相互作用。我国司法解释的发展源于1979年以后这一时期剧变的社会关系与速成立法所导致的法律即时性与立法粗糙。社会关系的急速变动与日趋复杂,使法律的发展面临诸多具有对抗性的要求。如一个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依赖于大量地制定法律和规则;而社会转型的现实又要求现行的法律保有足够的弹性,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同时,立法过程中域外经验与本土经验的冲撞也会产生法律与现实的不和谐。凡此种种情态,客观上为创造性的司法活动保留了一个相当大的空间,而司法解释作为矫正、弥补成文法立法局限性的有效形式,在立法技术粗糙所致立法不完善、法条过于原则而可操作性差时,可通过细化抽象法律条文以适于操作,亦可通过创制性的解释对立法疏漏补白,从而在法律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起到立法先导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不仅是阐释法条,同时还带有创制法律的色彩。历史惯性之外,抽象解释未顺应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退居次位还有着制度上的原因,主要是:(1)司法解释条件过于抽象。(2)一级解释体制下的解释权高度垄断导致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分离,使司法解释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存在于具体案件的审判过程并针对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从而使司法解释更多地表现为带有立法意味的抽象解释。 [25] 

  实际上,该文作者关于“历史惯性”的分析已经足以说明我国那些以抽象规则形式出现的司法解释之存在的合理性。确切地说,首先,这是我国社会和法制发展的必然,今天刘峥先生所列举的那些客观原因并没有任何改变,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使得我国的“法律解释”不同于常规,此乃中国特色和社会需求。其次,这也是立法者的本意。如果不是立法者在立法时留下了如此之多的空隙需要填补,并授权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进行解释,这种抽象性、规范性解释权也就毫无必要。减少抽象解释的关键,在于立法机关自身。 [26]第三,这确实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统一适用的客观要求,正因为不能听任每一个法官自由解释这些原则性纲领性的法律条文,也不能等待立法来逐一填补所有的法律空白、并将每一项程序规则完善起来,那么,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司法统一,规范性司法解释恰好是最佳选择:相对于立法而言,司法解释的错误风险和成本要低得多;从司法实践和经验中可以获得最好的反思机会和信息;修改司法解释的程序要便捷得多……。 

  对规范性司法解释的正当性的质疑依然是源于对“法律解释”概念的误解,很多人提出,由于“司法解释”或“法律解释”必然或只能是针对个案的,因此,为了实现最高法院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只能通过最高法院的审判以及把司法解释判例化的方式,即把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解释通过具体的法律适用体现出来。这种看法主要是受普通法司法制度及其理念的影响,实际上,我国目前的规范性司法解释与判例的功能全然不同,也不可能由判例来承担。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法律体系或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首先,规范性司法解释的本质属于规则创立,与判例的性质完全不同,二者不可能相互替代。关于这一点,德国汉学家、科隆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专家何意志(RobertHeuser)教授在其近著《中国法律文化概要》(EinfuehrungindiechinesischeRechtskultur,德国汉堡亚洲研究所出版,1999年)中指出,中国法的特征是:第一,现今中国法律制度的主要法律渊源是法典法,具体的制定法和政策性规范,换言之,现今中国法制的基本结构是欧洲大陆法系模式。第二,现今中国最高法院采用了“意见”这种形式的“法律解释”,虽然对下级法院具有拘束力,但实质上与普通法系的判例并不相同。他认为,此类司法解释并非是针对个别案例,而是对制定法漏洞的抽象填充,与英美法意义上的案例法毫无关联,它实际只是一种制定法的立法形式。……第三,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烙印和自身特有的特点。他的结论是:“将中国法制归入两大法系之中的任何一个法系,都不免有些偏差,尽管可以讨论是否应将中国法律制度归于大陆法系。对于中国法律制度的观察,不是要急着将其归入某一个法系,而是应该从一种法律文化的角度将中国法律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法律文化来看待”。 [27] 

  其次,最高法院的规则创制权可以合法存在,与判例共同承担司法统一的功能与任务。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最高法院都拥有规则创制权,本质上属于一种授权立法或委任立法,例如美国国会1934年授权联邦最高法院制定联邦地区法院第一审审理程序规则;1966和1967年国会再次扩大最高法院授权立法的权限,包括上诉程序、证据规则以及涉及法院组织体制等方面的规则制定权 [28]。基于国会的授权,这种超出原有意义上的司法权(审判权)的权限,也成为司法权限的重要部分;当然,这部分规则并不称之为“司法解释”,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然而毫无疑问,这部分具有“立法”性质的规则,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以不同的形式共同承担着司法统一的功能;规则创制权的存在,并不会影响美国最高法院以判例形式统一司法的重要功能。这是由于,随着当代司法的社会功能的进一步扩大,法院的功能分化越发明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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