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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阳:“民主政治”的古典内涵及其现代演变

更新时间:2015-09-02 23:22:18
作者: 张凤阳  
四、民主政体的复合形式或限制性保护

   在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中,民主的价值已被抬得够高,以致当人们对它进行评论的时候,不管是否情愿,都会发几句溢美之辞。其实,现代民主政体如果真的取得了显著的业绩,与其说是民主本身的功劳,不如说是因为一些别的装置复合在民主政体之上,并对民主机器的运作提供了限制性保护。一种现实可行的良好的民主,只能被恰当地理解为在宪政架构下受到“自由”与“共和”限制性校正的复合型民主。如前所述,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人民主权”。根据卢梭提供的经典辩护,主权之所以由“人民”来负载,是因为“人民”体现了崇高而庄严的“公共意志”。放眼当今世界,几乎没有哪个号称民主的国家不宣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几乎没有哪个号称民主的政府不以代表民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从逻辑周延的角度来评估,对一个完美的东西是不能加以分割和限制的。道理在于,分割和限制一个完美的东西只能使它变得不完美。因此,如果把“人民”视为彰显“公意”的“道德人格”,那么,“人民”便理当握有不可分割和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分权制衡原则与“纯粹”的民主逻辑并不相容。一如凯尔森所言:“分权原则,无论从字面上所了解的或被解释为一种权力分配的原则,实际上不是民主的。相反地,符合民主观念的,却是权力应集中于人民。”

   循着“纯粹”的民主逻辑作推导,理应集于人民之手的主权非但不能分割和限制,甚至不好用委托和代理的办法来行使。若作为执行部门的行政机构可以反向制约作为“民意化身”的立法机构,必然会破坏最高主权者的统一步调;至于让具有贵族色彩的大法官来审查人民代表按程序制定的法律或政策是否合宪,那仿佛就更是对民主精神的“裹读”了。但是,萨托利指出,如果超越合法性理据的边界,把人民主权视为操作性的设计方案并在制度上加以落实,那就会完全悖逆民主政治的本然预期。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人民主权原则都极力凸显“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因此,在设计并实施具体的制度规划的时候,“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能被恰当地理解为“一切权力不属于任何人”。国如是,分权制衡就非但没有否定人民主权,反倒可以说是人民主权的制度化的真正实现了。

   也许就因为考虑到“纯粹”民主逻辑的约束条件,美国联邦党人在界定“代议制”的时候,特意选用了“共和”一词。麦迪逊解释说:“在民主政体下,人民会集合在一起,亲自管理政府;在共和政体下,他们通过代表和代理人组织和管理政府。”麦迪逊用“共和”来表征这样的制度安排,除了习惯用法的考虑外,想必是因为“共和”包含着无法为“民主”所覆盖的独特的价值取向。扼要说来,这一取向便是“混合”与“均衡”。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到马基雅维里,推崇“混合均衡政体”一直是西方古典共和传统的主流。按照西塞罗的说法,一种良好的国家体制应该包含“卓越的王政因素,同时把一些事情分出托付给显贵们的权威,把另一些事情留给民众们协商和决定”。四麦迪逊称,实行代议制的首要考虑,在于解决“大国善治”的难题。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纯粹”民主所诉求的公民自治只适用于小国;而治理一个巨型规模的政治共同体,似乎只能借助于一个高度集权的“利维坦”。由此推论,倘要实现“大国善治”的目标,则谋求诸种政治模式之间的混合与均衡,便应被视为代议制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事实也正是这样。采用代议制的现代西方国家,虽然在法理上宣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并将选举式程序民主提升为组织政府的主导模式,但就政府体系的微观运作机理而言,最能体现“民主”精神的其实是立法机构,相形之下,行政机构更讲究管理“效率”,而司法机构则更推崇自然“公正”。此乃不同“原则”之间的多元互补。进一步说,如果不同“原则”之间的多元互补成为“大国善治”的合理选择,那就意味着,立法机构的意志并不是不可违抗的。于是,在代议制的制度架构中,我们就看到了秉承贵族遗风的大法官,更透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而学、术论文见识了颇具君王气象的执行官。这就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混合与均衡了。

   当然,现代共和并不是古典共和的直接沿袭。其制度设计的奥妙,用曼斯菲尔德的话来讲,在于“驯化君主”。因为,不论一个行动迅捷、力量强大的“执行官”怎样为大国治理所必须,马基雅维里式的嗜血君主终究无法在制度化的轨道上带领大国走向善政和善治。这样,将“民主”与“共和”嫁接起来,进而用“民主”导引“共和”,便成了现代共和国的一项基本的治国方略。但是,自由主义强调,一种旨在避免暴政的制度安排,仅仅驯化君主还不够,更重要的是驯化广泛意义的政府权力。

   从某种意义来说,自由主义对人性持一种不信任态度。汉密尔顿讲:“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这话反过来理解:之所以要对权力实行限制和约束,正因为人性中存在缺陷。一当念及这种缺陷同权力施用的勾联,自由主义思想家就更是倍感恐惧。所以,他们对当权者持“无赖”假定。孟德斯鸿强调:“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均于是,权力的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就成为民主政治良胜运作的必要要求。

   达尔根据麦迪逊的宪政设计思路,将这一要求的隐秘逻辑概括为如下三段式推论:所有的权力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意味着外部制约的消除;外部制约的消除导致暴政;因此,所有的权力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意味着暴政。哪若把暴政界定对公民权利的严重剥夺,则保障公民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便构成了宪政民主的精髓。

   总括以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将民主题域的讨论范围作这样的收缩式说明:

   1.民主政治在宏观上涉及两大方面。一个方面是国家权力的终极归属, 即“谁来做主”的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国家权力的具体行使, 即“如何做主”的问题。弄清这两个方面的联系与区别, 是把握民主政治机理的要害所在。

   2. 作“主”之“民”在民主话语中有两个维度。对“谁来做主”这一根本问题的解答, 应该彰显“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 因此, 承载国家主权的人民只能被理解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但是, 一旦论及国家权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行使,则具有“道德人格”意味的整体性的人民概念,就只能转换为相对平实的可计算意义的人民概念。

   3.民主诉求的聚焦点随历史的变迁而发生位移。从逻辑上讲,“谁来做主”乃“如何做主”的前提条件,具有价值优先性;可是,在人民主权原则已得到普遍认同的情况下,通过良好而可行的制度安排来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才真正构成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头等要务。

   4.民主政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落差。人民直接议决国家公共事务虽更切近民主政治的理想,但却难以付诸实行;反过来,在现代社会付诸实行的代议制,则采取了不怎么“纯粹”的间接民主形式。

   5.“纯粹”的民主逻辑非但不是确保良好政治生活的万能药方,甚至会将政治生活弄得十分苦涩。反过来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充分彰显其优越性,是因为它受到自由、共和及宪政的限制性保护,即变得不那么“纯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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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aoz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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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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