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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庐山会议与三中全会对比随想

更新时间:2015-08-30 23:45:31
作者: 徐庆全 (进入专栏)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很值得放在一起来探讨。这两次会议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及八届八中全会和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

   庐山会议开会时的议题,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但会议中间却转向了批右倾,后来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批彭德怀、反右倾的决议;而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讨论怎样“抓纲治国”——即怎样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经济建设,但会议期间却转向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清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开始了“纲”的转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会议过程的相似之处是:会议的议题转了。

   这两次会议,都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对于庐山会议及八届八中全会,彭总当时的看法是:庐山会议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谁也不敢说真话了,党风、民主作风怎么办”?当年在会议中挨整并给我们留下了记录这次会议的全貌的李锐的看法是:“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邓小平的分析则更深刻,更振聋发聩:“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的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具有转折性的,其伟大功绩不用多说。

   由这两次会议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也就找到了把这两次会议联系起来谈点看法的脉络:前一次会议开启了党和国家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先河,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一次会议,则结束了党和国家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一个“开启”,一个“结束”——这里是就广义而言的,两次会议也是衔接的。虽然两次会议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因素很多,但关键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与正常。

   庐山会议:领袖无制约,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无论是先期的纠“左”,抑或急转而至的反右批彭,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扭曲。由此导致的庐山会议及其后一段时期,党内正常政治生活被破坏,经济建设被无情的政治斗争所左右。

   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向毛泽东提出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毛泽东却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服从赫鲁晓夫”,“要鞭我的活尸”。甚至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毛泽东的这些话,把彭德怀本来是属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的举动,推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庐山会议的与会者,也面临着选择:要么维护毛泽东的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个人权威,要么维护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

   按照常理来说,参加庐山会议的人,都是在党内生活了多年的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者,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是非常熟悉的,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认为彭德怀的举动是错误的,与党内的民主原则相违背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些与会者也都了解到了“大跃进”的恶果,并不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张闻天的夫人回忆她和张闻天于1959年初春外出调查的情形时写道:“这时‘共产风’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4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向中央报告饿死了一百余人了。

   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交的副总理薄一波对“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有直接的感受。这年彭德怀在湖南时,与薄老相遇,两人对“浮夸要害死人的”的情况深有同感;关于工交方面,在会前,他让经济专家薛暮桥收集、整理了一份材料,准备在会上拿出来。可是会议初期他没参加,会议转向后,这份材料也只好成为废纸了。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掌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四月间举行的上海会议结束后与张闻天同车返京途中曾对张表示:“对人民公社是不满意的”,“跃进速度太快了”,“大炼钢铁不合算”,“搞得左过分了”。

   粮食部部长陈国栋也知道,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我在参加庐山会议时,就已经坐不住了,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很多城市,如沈阳、大连等都只有几天的库存了,有些地区农民也缺粮,要靠国家供应。”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等,这些后来成为反党集团的人,他们了解得更多。即使是为毛“大跃进”起推波助澜的柯庆施,“也带了一些纠‘左’的材料上山”。

   从以上两方面来讲,绝大多数的与会者应该支持彭德怀的举动,应该维护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但是,历史的事实却走向了反面:绝大多数的与会者选择了支持毛泽东。于是,庐山会议成为践踏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

   薄一波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说句心里话,在他(指彭德怀)受到严厉批评后,我已全然没有这个胆量去如实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事实上我也不得不和大家参加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薄老这种自责的心态,透露出会场上没有民主可言的气氛。

   由于被批评者丧失了说话和反批评的权利,其所作的自我批评也绝不可能是发自肺腑的,只能是采取“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在众目睽睽之下,彭等只能“自我毁灭自己”。至此,民主的集体领导原则让位于个人主观意志决断。以后,党内政治生活更加异常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迟迟未能恢复,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正是庐山会议前后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与滥用批评武器的真实结果。

   建国后,封建宗法的家长制作风一度左右党内政治生活,以致庐山会议参与者李锐悲叹,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大会上“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庐山会议批彭时,不少同志出于善意曾规劝彭等能“改过自新”。老帅们更是语重心长:“毛泽东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已只剩下集中,而更可悲的是,个人代替集体处理党务的行为已被相当一部分人坦然接受。所以庐山会议的批彭决定顺理成章地写上:全体同志“畅所欲言”,意见高度一致,“团结”亦是空前的,彭本人亦“坦白交待”,大家在一片“满意”的氛围中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会议,全国则继续吹响跃进的号角,为“赶超”而努力。

   庐山会议上许多人并不就彭信所反映的问题本身进行议政,而是以领袖在关键时刻一贯正确的定论出发,关注的是如何“维护”领袖个人威信而置集体领导原则和所反映问题的是非于不顾,这样的事实是很发人深省的。这种神化领袖的极端做法所导致的恶果只能是:党和人民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有序健康的政治生活被践踏。其历史的后果就是邓小平所指出的,成为“文革”十年内乱践踏民主与法制的悲剧的重要原因。

   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民主的会议

   粉碎“四人帮”后,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主流媒体又制造了对华国锋的新的个人崇拜。按照这种个人崇拜,按照“两个凡是”,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是谈不到的。但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严重破坏的十年“文革”,毕竟使一些人思考。思考的结果虽然有很多,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破坏,成为人们的共识。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把这一共识在会上淋漓尽致地作了发挥,出现了党的历史上不多见的民主的政治气氛。

   按照当时的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说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有三个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一是讨论1979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一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是,会议在第二天就转向了。转向的原因是,陈云作了后来被认为是“爆炸性”的发言。陈云的发言,开列了一系列与毛泽东有关的“遗留问题”,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一系列冤假错案。

   参加会议的人知道,这一系列冤假错案,都是在不符合党内政治生活原则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大致是集中自1959年以来,或者说是更早一点的1957年反右以来,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被严重破坏上。有了这样的共识,与会者把会议的议题由原来具体的经济发展问题,转到了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上来。

   大将粟裕在东北组发言指出,“四人帮”的破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批评只能在上级对下级或平级间进行,下级不能批评或不敢批评上级,甚至党的会议上也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

   有人在讨论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开国元勋被整得家破人亡,令人痛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的一条,就是党内的生活极不正常,党内缺乏应有的民主,党内的正确意见不能正常表达,党员的权利没有保障,坏人得不到监督,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生活准则受到严重破坏。。

   谭震林在华北组发言时深情地回顾了党的优良传统,他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有不同意见就开会辩论,吵嘴,那时不叫反毛主席。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我提议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

   徐向前在西北组发言提出: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有些人讲话有顾虑,不能把心里话全部倾吐出来。因此应该广开言路,让人把心里话讲出来。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指出:多年来,我们党的生活极不正常。党内生活不健全,就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坏人坏事就制服不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民主生活开始活跃了,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与会者在发言中谈到,要保障民主,要保障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徐向前在西北组发言提出,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四化”,一方面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法制的施行。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要使群众有讲话的条件和机会,要保证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实现,无论什么人违法,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与会者都可以畅所欲言。这些党内的高级领导,不知参加过多少次中央的会议,但没有人像今天这样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会者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包括对中央主席、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指名道姓的批评。有时候,这种批评尽管比较尖锐,但是不但没有不让别人申辩的压力,而且中央的常委还在一个小组会对这种批评给予表扬。这样,敢于讲话的人多了,会议的《简报》也比其他的会议要多得多,总共出了500多期,按照胡耀邦的估计,有150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11月26日,谭震林感慨地说道:“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像这次会议这样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是第一次。这样真正地实行民主集中制,也是第一次。”

   中央工作会议最精彩的一幕,还在于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这两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的讲话,把会议的民主气氛向纵深推进。

   叶剑英讲话中的引言部分,对会议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在讲话中的第二部分,叶剑英专门讲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他说: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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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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