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邱鸣皋:陆游研究札记

更新时间:2015-08-30 23:43:27
作者: 邱鸣皋  

   小引

   我在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撰写《陆游评传》的过程中,对与陆游相关的人物、事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某些延伸性考证。由于《评传》体例和篇幅所限,这些考证材料有不少不能写进《评传》。但这些材料又往往有助于了解陆游。敝帚自珍,不忍废弃,只有各成短篇,希望在国内有关刊物上陆续发表。此其一。由于个人孤陋寡闻,故其中的不足与错误,恐在所难免。专家、读者,有以教我,则不胜感荷之至。

   又,文中所引陆诗,均出自《剑南诗稿》,用钱仲联先生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文中不再注出;凡引用《渭南文集》之文者,只简注为《文集》某卷,用中华书局1976年版《陆游集》本。其他引文,均注出处。统此说明。

   一、陆游受任宁德县主簿当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冬

   陆游最初踏上仕途,是从受任宁德县主簿开始的。其任宁德县主簿的时间,《嘉靖宁德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卷四《名宦》陆游条下载:“(秦)桧死,始于绍兴二十八年赴宁德簿,有善政。”又《宁德县志》(乾隆刻本)卷三主簿题名载:“绍兴二十八年任。”研究者一般都认为陆游是在绍兴二十八年冬始由故乡山阴赴宁德任的。独欧小牧先生《陆游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作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云:“十一月,先生赴福州宁德县主簿任,道经云门寺,作《云门寿圣院记》。”按欧说是。惟此说须作考证。兹略考于下。

   按《云门寿圣院记》(《文集》卷一七)署为“绍兴丁丑岁十一月十七日吴郡陆某记”。丁丑即绍兴二十七年。文中有云:“今年,予来南,而四五人者相与送予至新溪,且曰:‘吾寺旧无记,愿得君之文,磨刻崖石。’予异其朴野而能知此也,遂与为记。”“四五人者”是指云门寿圣院的老僧们,文中有“老僧四五人,引水种蔬,见客不知拱揖”诸语。“予来南”是指什么?于北山先生《陆游年谱》(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解释为是陆游从家赴云门。谓“云门山在绍兴南三十余里,为务观早年读书之所,其草堂犹在,故云‘吾来南’。”然而于先生又云:“四五人者,……均寺中人也。”如此,则“相与送予”的四五位老僧是从何地起步为陆游送行的呢?如说陆游从家赴云门,则老僧送行当起于陆游之家,好像老僧们是陆家的常客,此与《云门寿圣院记》大不合;如说老僧“均寺中人也”,则陆游从家赴云门,必无老僧们相送。于说误。又,陆游的老师曾几已于本年十月戊申(十六日)由知台州赴京任秘书少监(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八。下简称《系年要录》),因而“来南”也不可能是指到台州去看望曾几。故“来南”只能是指赴宁德主簿任。又,寿圣院在云门山,陆游从儿时起就往来山中,在其云门草堂小住旬月,而绍兴二十五、六年竟在此滞留二年多,至此始离云门。陆游对寿圣院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院中的四五个老僧,对陆游也不会生疏,对陆游的文名也不会不知。但往昔与陆游并无往来,甚至见面不知拱揖,更谈不上请陆游为这寺院作记了。而“今年,予来南”,这四五个老僧不仅远道相送,而且主动请求陆游为云门作记,准备“磨刻崖石”。这种变化,正说明了陆游身份地位的改变,请求作记,自在情理之中。至于于北山先生所说文末没有系衔,这并不能证明陆游作记时没有官衔。在陆游所作的“记”中,有衔而不署者,远不止此文,陆游在镇江通判任上所作的《镇江府城隍忠祐庙记》(《文集》卷一七),只署“六月癸未记”,连名字也未署。且陆游新受宁德簿之命,尚未莅任,不遽署衔也是很自然的。细味“来南”二字,此记盖作于赴宁德途中,也可能是应老僧之请时,即予为文。

   再者,陆游有《宁德县重修城隍庙记》(《文集》卷一七),记宁德“权县事”陈摅绍兴二十八年五月增修县城隍庙之事。“既成,属某为记”。《记》署“八月一日右迪功郎主簿陆某记”。不言而喻,这个“八月一日”,必然是绍兴二十八年的八月一日。由此足可证明陆游绝不是绍兴二十八年冬才赴宁德主簿任的。由此亦可佐证《云门寿圣院记》之“今年予来南”云云,必指赴宁德任,其时间亦当为绍兴二十七年冬。而到达宁德,或在同年底,或在绍兴二十八年初。此说与《宁德县志》所载陆游“绍兴二十八年任”正合。县志、府志中此类记载,总是官员莅任题名的时间,而不是皇家授命的时间。

   二、陆游与敕令所

   《宋史》卷三九五《陆游传》载:“(游)以荐者除敕令所删定官。”《系年要录》卷一八五有更具体的记载:绍兴三十年五月辛巳(初四),“右从事郎陆游为敕令所删定官。游,山阴人也”。敕令所是整理、编集敕令诏旨的机构,删定官则是具体从事整理、编辑工作的人员。敕令所的删定官,本无定员编制,随事而定。陆游到任的时候,除了和他同时任命的徐履之外,已有闻人滋、李浩、王秬等人,盖为南宋敕令所删定官人员最多的时期,原因是要赶修“吏部法”(详《系年要录》卷一八三),所以就调集了几位大手笔。闻人滋字茂德,嘉禾(浙江嘉兴)人,是位很和善的老儒。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载:“嘉兴人闻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过蔬豆而已。郡人求馆客者,多就谋之。又多蓄书,喜借人。自言作门客牙,充书籍行,开豆腐羹店。予少时与之同在敕局,为删定官。谈经义滚滚不倦,发明极多,尤邃于小学云。”李浩字德远,一字直夫,号橘园,绍兴十二年进士,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丙寅(十四日)以左迪功郎充任敕令所删定官(见《系年要录》卷一八二)。在陆游莅任后三个月,即八月份,李浩调任太常寺主簿(《系年要录》卷一八五)。李浩是位爱国志士,《宋史》本传称他立朝慨然以时事为己任,忠愤激烈,以此见忌。王秬字嘉叟,号复斋,王安中之孙,绍兴、乾道间名士。绍兴三十年六月癸酉(二十六日)除枢密院编修官,与陆游在敕令所同事时间还不到两个月。王秬也是位爱国者,自幼生长兵间,谙练戎事,希望能得到步骑五千,求试方略。魏了翁称其“发为论谏,忠忱恻怛”,“蔼然有少陵一饭不忘君之意”(《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王侍郎秬复斋诗集序》)。陆游与这几位同事关系融洽,与李浩、王秬这两位爱国者关系尤深,即使他们后来不在敕令所任职了,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是恢复中原统一国家的共同愿望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正如陆游《送李德远寺丞奉祠归临川》诗中所说:“旰食烦明主,胡沙暗旧京。临分一襟泪,不独为交情。”直到陆游71岁时,还写了题为《夜阅箧中书偶得李德远数贴因思昔相从时所言后多可验感叹有作》的诗,尾联云:“岂知三十馀年后,河洛胡尘讫未平!”自注云:“予送德远归临川诗有‘旰食烦明主,胡沙暗旧京’之句,颇为前辈所称,时绍兴辛巳春也。”绍兴辛巳即绍兴三十一年,这年二月,李浩因曾在“轮对”时弹劾宿卫大将杨存中恩宏特异而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观而归(见《系年要录》卷一八七、《宋史》卷三八八本传),陆游作诗相送。事隔34年,陆游忆及当时送别情况,犹感事伤时,老泪如倾(此诗有“夜开蠹纸泪如倾”句)。陆游对王秬,亦甚厚善。当绍兴三十一年王秬通判洪州时,陆游作《送王嘉叟编修出佐南昌》,多致殷勤慰勉之情,有云:“君看多故日,宁是弃言时。小作南州计,方观急诏追。归来上霄汉,莫遣此心移。”乾道九年(1173)十月,陆游在嘉州(四川乐山)听到王秬逝世的消息,作《闻王嘉叟讣报有作》,有“哭君寝门泪如水”句。直到绍熙五年(1194),陆游70岁,作《感旧》诗时,还以自注的形式回忆了在临安时与王秬等友人相处的细节:“绍兴壬午,予年三十八,与查元章、王嘉叟同出垂拱殿门,二君指予问曰:‘子亦有白发耶?’相与太息。今三十二年矣。”绍兴壬午即绍兴三十二年。查元章也是陆游初为京官时所结识的挚友。32年后,王、查二人均已去世20多年,老诗人陆游亦困顿山阴废垄荒陂间,忆起昔日友人,仍不禁感慨系之,故名其诗曰《感旧》。

   陆游在敕令所供职时间很短,大约至绍兴三十年九月之后,便结束了在敕令所的工作,到吏部听候差遣去了。这个命运实际上在绍兴二十九年八月下旬就已预定了。《系年要录》卷一八三载:绍兴二十九年八月甲戌(二十三日),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汪澈、左司谏何溥、右正言都民望、监察御史任文荐等“奉旨同议裁减诸司官兼局”。他们针对当时朝廷所设立的四处“修书局”(玉牒所、国史院、日历所、敕令所,见《系年要录》卷一八三)“岁费官吏犒设等钱十五万缗”的糜费情况,提出精简官员和撤并机构的建议。其中对敕令所的意见是:“敕令所见修吏部法,乞催促投进外,官吏尽罢,今后或遇特旨编法,临时委刑部或大理寺官编修。”言下之意是这个机构也可以撤销了。朱倬等人的这项建议,得到了宋高宗的批准。这样看来,陆游的进入敕令所,正是为了使正在编纂的“吏部法”“催促投进”。由于增加了陆游这样的大手笔,所以吏部法的编纂工作进展很快,绍兴三十年八月,这部煌煌巨编便告杀青了。对此,熊克《中兴小纪》卷三九作了这样的记载:“(绍兴三十年)八月丙辰(十一日),召修《吏部敕令格式》及《刑名疑难断例》(按即上文所说的“吏部法”)至是书成,右仆射陈康伯上之。”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一八五同年月日下载:“右尚书仆射提举详定一司敕令陈康伯上《参附吏部敕令格式》七十卷,《刑名疑难断例》二十二卷。”(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前书作七十二卷,后书作二十一卷)宋高宗对此很重视,视作吏部的立法,即所谓“吏部法”。至此,敕令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其人员亦自然随之“尽罢”了。陆游暂无去就,只好到吏部听候差遣去了。这就是陆游后来在《跋曾文清公奏议稿》(《文集》卷三○)中所说的“绍兴末……某自敕局罢归”。其实,这与实际意义上的罢官不同,而是在完成工作任务之后的“候铨”,等候新的任命。这倒给了陆游行动上的一些方便。由于他在京城已住有官宅(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谓游入京后与邹德章兵部同居百官宅,且与周必大寓所连墙),故可候铨于家乡山阴,也可以候铨于京城,两地往来,随其所欲。故绍兴三十一年春,他可以在京城送别李浩;五月,又送别王十朋赴会稽大宗丞任;又可以随时回会稽去看望曾几。但时间一长,他确实有些耐不住寂寞,乃于四月间上书执政(时陈康伯、朱倬分别新任左、右相),实际上是一份自荐书(详《文集》卷一三),请求录用。文章措置,颇重技法,表面上是娓娓而谈,轻松潇洒,而“候铨”的焦急心态却不时流露于字里行间,是陆游颇费心思结撰的一篇妙文。陆游毕竟没有白白等候,绍兴三十一年七月,终于得到了新的任用。

   三、关于陆游调枢密院编修官的时间问题

陆游任枢密院编修官的时间,《宋史》本传系于孝宗即位之后,后世研究者多从其说,唯清代赵翼独具只眼,作高宗时。其《陆放翁年谱》(《瓯北诗话》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云:“按本传谓:孝宗即位,迁枢密院编修官。而先生子子虡跋云:绍兴辛巳,及事高宗,累迁枢密院编修。是枢院乃高宗所授。先生《挽汪茂南》(按原诗题为《汪茂南提举挽词》)诗云:‘往者绍兴末,江淮闻战鼙。’自注:‘先相公(按指汪澈)督师荆襄,招予幕府(按原句为“游首蒙招致幕府”);会留枢属,不克行。’又《跋陈鲁公所草亲征诏》云:‘辛巳壬午之间,予为西府掾。’西府,即枢院也。是枢院之迁,在绍兴无疑。”按赵翼所列举的证据,皆是最早、最直接的记载,从而论定陆游迁枢密院编修官“在绍兴无疑”,自然也较可信。不过,赵翼所说“绍兴”时段较长,因而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以求得陆游枢院之迁的较为具体的时段。这里很值得剖析的材料是汪澈督师荆襄事。对此,后世研究者虽也注意引用,然而不仅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复杂化了。其实,汪澈曾两次受命督师荆襄。第一次起于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己酉(初八):诏“御史中丞汪澈为湖北京西宣谕使,置司鄂州(湖北武昌),仍节制两路军马”,七月癸酉(初二),入辞赴任,而于绍兴三十二年四月戊寅(十二日)从荆襄还朝,拜参知政事(参见《系年要录》卷一九○、一九一、一九九)。第二次是在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之后:“七月甲辰(初九),以参知政事汪澈视师湖北京西”,至次年即隆兴元年五月丙辰召回。(《宋史》卷三三《孝宗一》)《宋史》卷三八四《汪澈传》亦云:“孝宗即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1880.html
文章来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徐州)2001年0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