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邱鸣皋:陆游研究札记

更新时间:2015-08-30 23:43:27
作者: 邱鸣皋  
锐意恢复,首用张浚使江淮;澈以参政督军荆襄。”那么,陆诗自注中所云“督师荆襄”,究竟是指哪一次?有的著作(如于北山先生《陆游年谱》等)取汪澈第一次赴荆襄,而将陆游迁枢密院编修官的时间却系于绍兴三十二年九月。有的著作(如欧小牧先生的《陆游年谱》等)取其第二次赴荆襄,而仍将陆游迁枢属的时间系于绍兴三十二年九月。按以上两说皆与陆诗及自注不符。于说之误在于“绍兴三十二年九月”这个时间不在汪澈此次督师荆襄时段之内,与陆游自注不符。欧说之误在于:汪澈此次起程督师荆襄时,江淮战事(按指完颜亮侵宋之战,时段为绍兴三十一年八月至同年十二月)已结束了八个月(此年闰二月),江淮已早无战鼙可闻,与陆诗不符。

   其实,陆游之迁枢属,当在汪澈第一次督师荆襄时间内,时江淮战事紧急,故宋高宗派遣汪澈督师荆襄。而汪澈肩此重任,自然会招致贤达以参谋军事,像陆游这样坚定的主战派人物,也自然会“首蒙招致”。不过,这个时段还嫌长,为了进一步确定陆游迁为枢密院编修官的大致时间,很有必要参看另一个旁证,即陆游《跋陈鲁公所草亲征诏》(《文集》卷二九):

   绍兴辛巳、壬午之间,某由书局西府掾,亲见丞相鲁公经纶庶务,镇服中外,有人所不可及者,然犹不知此诏为出于公也。后四十有三年,某行年且八十,偶幸未先犬马,获见公手稿。呜呼!公之谦厚不伐,与露才扬己者,相去何啻千万哉!……嘉泰三年五月十二日,门人前史官陆某谨书。

   陆游作此《跋》时,刚刚卸掉了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秘书监的官职,再过两天,他就要去国还乡了。陆游在担任这些官职的时候,由于修史工作的需要,得尽览皇家金匮石室之藏,故有机会见到了陈鲁公起草的《亲征诏》,因而此《跋》内容十分可信。陈鲁公即左相陈康伯。《亲征诏》颁于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初。由嘉泰三年(1203)上推四十三年,亦正是绍兴三十一年。这年的冬天,即《跋》中所说的辛巳、壬午(绍兴三十一、三十二年)间,正是南宋抗击完颜亮侵宋战争最紧张的阶段,当然也是陈鲁公“经纶庶务,镇服中外”最忙碌的时期,而这时的陆游已是西府即枢密院的掾属了。据此可知陆游迁枢密院编修官的时间至迟不会迟于绍兴三十一年冬,而其时间上限亦不会超过同年七月,即汪澈赴荆襄之时,否则汪澈也不会首招陆游为“幕府”了。

   四、陆游两次召对受沮原因之分析

   陆游在建安、抚州时期,有两次奉诏入对,而皆于中途受沮,未能入对。第一次是在淳熙六年(1179)九月,陆游在提举福建常平茶事任上,奉孝宗诏旨入京,行到衢州,接到朝廷诏旨:无须入京奏对,改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第二次是淳熙七年十一月,他在江西任所抚州奉命还朝,途中于严州寿昌县的一个小江村,接到朝廷诏书:免于入奏,仍除外官。

   陆游何以两次召对而两次被沮抑于途中?对此,朱东润先生认为:“这两次的事都发生在赵雄一人独相的时期。这里正看到政治斗争的内幕,同时两次无须入都的指示,也看到赵雄手腕的毒辣,他不给陆游以面对的机会。”(《陆游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这个推测有一定的道理,只是太简括,这里不妨再略作引申分析。赵雄以极论恢复受知于孝宗,但其思想上有嫉贤妒能的劣根性。他的排挤张栻就是典型一例。张栻也力主抗战,甚得孝宗激赏,赵雄因此“不乐”,而对张栻“事事沮之”(《宋史•赵雄传》)。从人事关系上看,张浚父子、王炎、陆游,关系较近;赵雄则原为虞允文宣抚四川时的干办公事,又是四川同乡,赵雄由虞允文荐入朝廷,不数年而位至右丞相。虞、赵与张、王有隙,陆游亦受其累。虞允文接替王炎为四川宣抚使时,王炎的幕僚,包括陆游在内,被悉数遣散,这正是虞、王嫌隙的必然结果。这是主战派内部派系的矛盾。陆游对此是了解的,但他胸怀大度,并不计较这些关系。陆游的着眼点是抗金,只要是抗金,他并不计较由谁来“抗”。陆游在奉召出川以及在建安、抚州任上的两次奉召进京,都是奉了孝宗的特旨,是“特旨造廷”。这对赵雄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震动;且陆游不仅以诗文著名,其于抗金收复,亦如霜天睨鞲的雄鹰,时存搏击之念,其言辞之剀切,又有过于张栻,这不能不使赵雄多存戒心。凡此,都可能是朱东润先生推测陆游为赵雄所沮的根据。

   但这只是“可能性因素”。更重要的应是阻力来于曾觌一伙近习权臣。这是当时朝中真正能够左右孝宗乃至整个朝廷的一股邪恶势力。此时的曾觌一伙,正是权势煊赫达到顶点之时,责逐大臣,肆无忌惮,宰辅大臣如虞允文、梁克家、龚茂良等,就是被这一伙挤出朝廷的。史浩罢右丞相,也是这一伙奸凶排挤的结果(详《宋史•史浩传》)。其他大臣凡与不合者,多遭其毒手;过去曾抵制过曾觌一伙的周必大,此时已转而低头屈服(见《宋史•佞幸传•曾觌》)。连执政赵雄也“惮抃等”(《宋史•佞幸传•王抃》),其实,赵雄也在觌、抃排挤之列。淳熙五年十月,陈俊卿以特进知建康,召对垂拱殿,曾向孝宗一针见血地指出:“臣闻诸将多以贿得,曾觌王抃招权纳贿,进入皆以中批行之。赃吏已经结勘,而内批改正,将何以劝惩?”又云:“去国十年,见都城谷贱人安,惟士大夫风俗大变。……向士大夫奔觌抃之门,才十一二,尚畏人知;今则公然趋附已七八,不复顾忌矣。人才进退由私门,大非朝廷美事!”(《宋史•陈俊卿传》,“趋附已七八”,《宋史•佞幸传•曾觌》作“十已八九”)淳熙六年夏,朱熹上疏,直言觌抃祸国,指出觌抃等“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又特别指出:“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过龊龊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论者,乃能略警逐其徒党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伤,而终亦不敢正言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宋史•朱熹传》)凡此,皆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当时近习佞幸专制的黑暗政局。陆游是曾觌的仇怨之家,他早在隆兴元年就发现了曾觌一伙“招权置党,荧惑圣听”,并联合枢臣张焘与之作斗争,不幸斗争失败而被斥出京城,做了镇江府通判。(详《宋史》本传)从此曾觌把陆游视为眼中钉。而陆游则把曾觌一伙比作“九关虎豹”(《湖村秋晓》),并多次体验到了“帝阍守虎豹”(《登塔》)的厉害;他更清楚孝宗“君王虽赏《于?于》,无奈宫中须羯鼓”(《枕上感怀》)的孱弱,朝廷的大权,尽在曾觌一伙近习佞幸手中。陆游在建安任上,就为此而忧谗畏讥,如践骇机;他在离建安北归的路上,更是思虑重重,走到衢州,越发感到前途难卜,竟不敢再前进了,只得写了一本乞准奉祠的奏疏,即向朝廷请求赋闲,不干实职了。陆游决不会像某些士大夫那样,为一官半职而奔走觌抃之门。而觌抃一伙也决不会因为陆游请求奉祠而停止对他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当时最现实、最直接的,便是不让陆游与孝宗见面,切断他与孝宗的直接联系,从而使他无法向孝宗陈述政见、抱负,进而使他处于报国无门的绝境。因此,陆游的这两次召对均告破灭,从中干扰破坏者,极可能是曾觌一伙。至于当时的赵雄,自顾尚且不及,恐无暇去迫害陆游了,他勉强支持到淳熙八年八月,竟被曾觌一伙挤回了四川老家,知泸州去了。

   五、谁令骑马客京华

   淳熙十三年春,在山阴故乡蛰居了五年多的陆游得到朝廷的任命,以朝请大夫权知严州军州事。这里的“权知”,并非“暂代”的意思,而是正式命官。这是宋代官制的特殊产物之一。《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载:“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即民政焉。”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在搞“杯酒释兵权”的同时而进行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另一措施,委派朝中文官到州郡出任军政长官,任期三年,考满调动职务,使有野心的地方大员来不及形成割据势力。按照当时的规定程序,知州之类的外任官员,赴任前要入京“陛辞”(向皇帝告别,听取教训)。陆游在上任之前,入京陛辞,在临安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从这首诗所点缀的幽静深邃的意境,便可想见陆游当时宁静的心理状态,可见他对这次任命并没有特别的激动。经过了半生的坎坷,特别是这次山阴故乡的长期蛰居,他对骇机莫测的官场,对“薄似纱”的世味人情,甚至对红尘喧嚣的闹市,都看透了;倒是镜湖的短棹沧波,给了他许多安慰。所以,朝廷给了他一个权知严州军州事的差使,反而使他有一种“强著朝衫弃钓蓑”(《延和殿退朝口号》)的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在“世味年来薄似纱”的世态下,究竟是“谁令(读平声)”陆游“骑马客京华”的呢?这是我所能见到的《陆游诗选》、《宋诗选注》之类的注本都忽略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陆游自然是清楚的,但他诗中没有说破,也不需要说破。而作为后人的研究,却有必要稍事解说。对知州、知府这一级官员的任命,宰辅大臣的意见无疑是举足轻重的。而宋代的任命官员,实行的是荐举制,陆游的起知严州,必定是出于宰辅大臣的主动推荐,其中的关键人物可能就是周必大。淳熙九年陆游奉祠后,作为老朋友的周必大,曾致函陆游,通殷勤问候之意,函中提及陆游的仕途,有“造化困兄之仕”句,似有为之不平之意;又有“奉祠浸久,起家为郡者甚多。某身在四近,乃不及一狗监,愧当何如!旦夕试为左揆言之”诸语(见四库全书本《文忠集•书稿(卷二)》)。淳熙十一年函又云:“愿乘泰亨,早陟班列,此亦众论所同祝者。”可见周必大对陆游之仕尚属关心。淳熙九年的周必大还是参知政事,六月,迁知枢密院事;淳熙十一年六月,迁枢密使。“左揆”即左丞相。当时王淮为左丞相,梁克家为右丞相(见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宋史•孝宗三》。淮为左相始于淳熙九年九月,至淳熙十五年五月罢,而《宋大臣年表》在这一段时间内俱书淮为右丞相,误),梁克家常在病中,而王淮位极人臣,握有大权,陆游的任职必须先得到他的首肯。从陆游与周必大的私交来说,周必大的“试为左揆言之”,当非虚语。但陆游直到淳熙十三年春才得起用,奉祠时间竟长达四年之久,可见陆游的起用还是颇费周折的,而最终能以从六品的身份(有的著作作正五品,误)知严州,畀以专城,付以名州,秩二千石,这就更不容易了,这其中有极大可能得力于已迁任枢密使的周必大的斡旋,而当时朝中对陆游比较了解的故人旧友,也只有周必大一人了。

   六、陆游除军器少监的内幕

   淳熙十五年七月,陆游严州任满,时年六十有三,种种不顺心,尤其是抗战无望,收复难期,乃决心离开当时那个骇机四伏的官场。故提前于四月份便呈上了《乞祠禄札子》(《文集》卷四),请求“许令复就玉局微禄,养疴故山”,而于七月初离开严州,回到了故乡山阴三山。

   不料陆游的“乞祠”迟迟不报,等到淳熙十五年的九月,仍不得消息,乃再次上书乞祠,请求一份代耕之禄,并作长诗《上书乞祠辄述鄙怀》。一直到了这年的十月底,朝廷才开始讨论陆游的“差遣”问题。对此,当时处于独相地位的周必大在其《奉诏录》卷七(见四库全书本《文忠集》)中作了这样的记载:

   淳熙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御笔:“陆游除郎,不致有烦言否?恐或有议论,且除少监如何?”回奏:“臣伏蒙圣问陆游可除少监如何,臣昨来与二参熟议,只是奏本人任满多日,未审欲与何差遣。陛下爱怜其才,便欲除郎;臣曾奏知,莫若令其奏事。近询众论,谓除以闲曹如驾部之类,亦足示陛下不弃才意。至如后来烦言有无,非臣所知。只与外任,亦无不可。……圣意若留陆游作少监,偶李祥现乞外任,自可令填此阙。”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1880.html
文章来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徐州)2001年0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