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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鸣皋:陆游师从曾几新论

更新时间:2015-08-30 23:42:30
作者: 邱鸣皋  

   陆游初从曾几应在何时

   曾几字吉甫,其先赣州人,徙居河南府(治河南洛阳)。宋徽宗时为校书郎。靖康初,提举淮东茶盐。高宗即位,改提举湖北,徙广西运判,江西、浙西提刑。其兄曾开时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因反对秦桧和议而罢官。曾几受此株连,也被罢官。后侨居上饶茶山七年,读书赋诗,自号茶山居士。直到秦桧死后,始得起复,官至集英殿修撰,升敷文阁待制,迁通议大夫致仕。乾道二年(1166)卒,年八十三,谥文清。有《经说》二十卷,《文集》三十卷,《易释象》五卷,其他论著未诠次者数十卷。详见陆游《渭南文集》(下简称《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志铭》和《宋史》本传。今传其诗集《茶山集》八卷,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者,凡得古近代诗561首,又《拾遗》收文3篇,为近人所辑,皆非曾几诗文之全豹。

   曾几是“清江三孔”(注:孔文仲(经父)、武仲(常父)、平仲(毅父)皆以诗文声起江西,三孔系宋临江军新余(江西新余)人,临江军治清江,故以“清江三孔”称之,或径称“三孔”。)之甥,少时从学舅氏孔毅父,后师从经学大师胡安国,遂以经学见称,尤精于《易》、《论语》。他坚持每天必读《论语》。在治经之余治诗文,风格纯正雅健,诗尤著名。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称其“道学既为儒者宗,而诗益高,遂擅天下”。曾几之所以闻名当时,主要原因应为他是当时所剩无几的江西诗派的大老,其经学、诗文、人品亦足有堪称一时者。陆游很早就景慕曾几,如他在《别曾学士》诗中所说:“儿时闻公名,谓在千载前。稍长诵公文,杂之韩杜编。夜辄梦见公,皎若月在天,起坐三叹息,欲见无由缘。忽闻高轩过,欢喜忘食眠,袖书拜辕下,此意私自怜。……”

   陆游师从曾几始于何时,颇有异说。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作绍兴二十五年(1155),陆游三十一岁,未详所据。欧小牧先生《陆游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于北山先生《陆游年谱》(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朱东润先生《陆游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钱仲联先生《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等,均作绍兴十二年,陆游十八岁。此说主要依据是:陆诗《赠曾温伯邢德允》:“发似秋芜不受耘,茶山曾许与斯文。回思岁月一甲子,(自注:游获从文清公时,距今六十年。)尚记门墙三沐熏。”此诗作于嘉泰二年(1202)夏,陆游七十八岁,由此回首六十年,恰是绍兴十二年,陆游十八岁。其他证据如陆诗《小饮梅花下作》自注:“予自年十七八学作诗,今六十年,得万篇。”《跋吕伯共书后》(《文集》卷三一)“绍兴中,某从曾文清公游,……”等。有时间确指者,只有《赠曾温伯邢德允》“自注”一例,其他要么没有指明从曾几学诗,要么时间模糊,不足为据。其实陆游在某些事情的具体时间上,由于多出于晚年的回忆,故颇见歧说,有的也只能说一个约数,或取其成数。即如初见曾几的时间,他在《文集》卷六《贺曾秘监启》中说:“某自惟幸会,最辱知怜;识度关之云,距今十载。”据《南宋馆阁录》卷七,曾几于绍兴二十七年十月授秘书少监。由此上推十年,约为绍兴十七年,陆游二十三岁。这里的“十年”,也有可能是约数。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陆游记忆准确的,即陆游之初见曾几,是在吕本中(居仁)去世之后。《文集》卷一四《吕居仁集序》云:“某自童子时,读公诗文。愿学焉。稍长,未能远游,而公捐馆舍。晚见曾文清公,文清谓某:君之诗渊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识面。某于是尤以为恨。”吕居仁“捐馆舍”的时间是绍兴十五年,陆游时年二十一。也就是说,陆游初见曾几,应在绍兴十五年之后。从这篇序文的文意上看,陆游之见曾几,可能在吕本中去世后稍长一段时间内,所以行文中用“晚见”(犹如“后来见……”)如果是在吕本中去世不久就去见曾几,行文用词语意应是另一种表述(例如用“旋”、“未几”),对于这种有时间(时段)概念的词,在陆游来说是不会混淆的。又,陆游《答刘主簿书》(《文集》卷一三)云:“某才质愚下,又儿童之岁,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几二十,始发愤欲为古学。然方是时,无师友渊源之益,凡古人用心处,无所质问,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据此,知陆游“年几二十”,尚未师从曾几。陆游自师从曾几之后,一直十分尊重这位老师,直到他八十二岁作《跋曾文清公奏议稿》时,署款还用“门生”字样,毫不含糊。《答刘主簿书》又云:“至中原丧乱,诸名胜渡江,去前辈尚未甚远,故此风犹不坠。不幸三二十年来,士自为畦畛甚狭,……呜呼陋哉!”“三二十年”是约略计数的习惯说法,是指超过二十而不足三十,这里是指南渡之后的时段长度,也是陆游写这篇《答刘主簿书》的时间位置;文中向刘主簿表示“某愿就学焉”,可见当时确实还没有师从曾几。如果在绍兴十二年就师从曾几,则南渡仅十六年,“三二十年来”云云,则无从说起。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资料,曾几《茶山集》卷六《长至日述怀兼寄十七兄》有“回首山阴酬劝地,应怜鸿雁不成行”句,自注:“辛未年长至日,在绍兴侍兄宴会。”辛未年即绍兴二十一年,这年的夏秋之交,曾几在绍兴山阴。从诗意看,“十七兄”应是“侍兄宴会”所说的“兄”。此“兄”其人疑即陆游《感知录》中所说的曾班(注:曾几之兄,见于《宋史》卷三八二《曾几传》者,有弼、开。曾弼卒于曾几出仕之先,字叔夏,开字天游,《茶山集》卷一有《喜天游二十一兄至亳社时同叔夏十六兄作》。以上三兄,显然均非“十七兄”。又按,曾几有一兄住在“东吴”,《茶山集》卷八《食杨梅》之三有“有兄八十住东吴”句。):“文清曾公几,绍兴中自临川来省其兄学士班,予以书见之。后因见予诗,大叹赏,以为不减吕居仁。予以诗得名,自公始也。”(涵芬楼本《说郛》卷四三)据《嘉靖赣州府志》卷九,曾斑(应是《感知录》中的曾班)是崇宁癸未(二年)进士。从文意可知,这是陆游初见曾几,与其诗《别曾学士》中所说的“袖书拜辕下”云云相符。“来省其兄”的“来”字,已见陆游的地主身份,可知这次见曾几是在山阴。看来,曾几所省之兄“学士班”,正是曾几在山阴“侍兄宴会”的“兄”,那么,陆游的初见曾几,时在绍兴辛未,即绍兴二十一年,陆游二十七岁,曾几六十八岁。于北山先生《陆游年谱》举陆游《跋吕伯恭书后》(《文集》卷三一)以证实陆游师从曾几时在绍兴十二年。此失考。陆游跋文称:“绍兴中,某从曾文清公游。公方馆甥吕治先,日相与讲学。治先有子未成童,卓然颖异,盖吾伯恭也。”吕大器字治先,伯恭即吕祖谦。“馆甥”,婿也。曾几之女嫁吕大器,生伯恭。于北山先生认为绍兴十二年,伯恭六岁,是“未成童”。然据吕祖俭撰《东莱吕太史年谱》,绍兴二十一年,吕祖谦之父大器(治先)为浙东提刑司干办官,祖谦随侍于越。至绍兴二十五年春,大器调为福建提刑司干办,祖谦随侍于福唐。又据曾诗《长至日述怀兼寄十七兄》自注,曾几绍兴二十一年在绍兴。是年伯恭十五岁,也是“未成童”(成童,一说八岁以上,一说十五岁以上,泛指少年时期)。由此可知陆游能同时与曾几、少年伯恭会面必在伯恭侍父于越期间,而以绍兴二十一年最有可能。如此,从绍兴二十一年至乾道二年(1166)曾几去世,这是陆游师从曾几的时间,首尾连计共十六年,与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所说的“某从公十余年”亦相符合。如从绍兴十二年算起,则师从曾几凡二十五年,与“从公十余年”之说大不符。从这些内外证据看,以绍兴二十一年为是。其《赠曾温伯邢德允》“回首岁月一甲子”和自注中的“六十年”,盖为五十之误,陆游计算时多计了一个十年,如同《文集》卷一七《云门寿圣院记》“忆为儿时往来山中,今三十年”中的“三十”确为“二十”之误一样(详于北山《陆游年谱》绍兴七年)。

   陆游从小读诗,涉猎多家诗集,至十七八岁时又专心学习作诗(注:陆诗《小饮梅花下作》自注:“予年十七八岁学作诗。”),在师从曾几之前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曾几一见到他的诗,便大加赞赏,指出其渊源殆出于吕居仁,甚至认为不减吕居仁,这个评语是比较高的了。陆游在童年时就喜欢读吕居仁的诗,并且“愿学焉”,以至于成了他诗歌的渊源所自。不过,陆游当时的诗歌没有保存下来(注:保存在《剑南诗稿》中的诗,皆绍兴二十一年后作。《别曾学士》也应为绍兴二十一年作。),现在也无以论其高低了。

   陆游从曾几那里学到了什么

   陆游师从大诗人曾几学诗,是其一生诗歌创作道路上第一块里程碑,陆游由此走上了诗人之路。

   那么,陆游从曾几那里学到了什么呢?

   第一是在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提高了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曾几以人品高洁享誉当世。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说曾几“孝悌忠信,刚毅质直,笃于为义,勇于疾恶,是是非非,终身不假人以色词”,又说曾几“三仕岭外,家无南物。……守台州,以属县并海,产蚶菜,比去官,终不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张邦昌既死,有旨月赐其家钱十万,于所在州勘支。曾文清为广东漕,取其券缴奏曰:‘邦昌在古法当族诛,今贷与之生足矣,乃加横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伏节死事之家?’诏自今勿与。”这确是“勇于疾恶,是是非非”。《曾文清公墓志铭》中还记载了曾几其他一些刚正不阿,不为威屈的事例,此不具述。更重要的是,曾几是个爱国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的爱国精神表现为对抗金的坚定性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当完颜亮大举侵宋之时,朝廷“欲通使以缓其来。公(按指曾几)方病卧,闻之奋起,上疏曰:遣使请和,增币献城,终无小益,而有大害。为朝廷计,当尝胆枕戈,专务节俭,整军经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虽北取中原可也。”(《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志铭》)在《茶山集》卷五中还保存着当时曾几写给陆游的一首诗:《雪中陆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江湖迥不见飞禽,陆子殷勤有使临。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官军渡口战复战,贼垒淮堧深又深。坐看天威扫除了,一壶相贺小丛林。”陆游在《跋曾文清公奏议稿》(《文集》卷三○)中又说:“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生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这是陆游在开禧二年(1206)八十二岁时为曾几奏议稿所作的“跋”,也是他对老师曾几的回忆录,于奏议稿的其他内容只字不写,而独念念于老师的这份忧国之情,足见陆游所受教育感染之深。由于陆游师从曾几时已届而立之年,世界观已基本确立,而出于对老师的崇敬,曾几的爱国情怀必定使陆游已有的爱国思想进一步稳定、强化,并从而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由感情上对女真贵族集团和朝廷主和(投降)派如秦桧者流的憎恨而进入理念层次的“忧国”。

学术思想上,陆游也由此进入了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武夷学派”的体系。“武夷学派”是宋代重要的学派之一,创始人胡安国,字康侯,宋代著名的经学大师,是研究《春秋》的专家,绍圣四年(1097)进士,历任太学博士,提举湖南、成都学事。足不蹑权贵之门,更不阿附蔡京等权臣,因而为其所恶。高宗时张浚荐为给事中、中书舍人。上《时政论》二十一篇,力陈恢复方略。胡安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宋史》本传说他“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藜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弥笃”。他在为高宗侍读时,专讲《春秋》,后受命纂著《春秋传》三十卷,于绍兴十年成书。《春秋》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尊王攘夷”,也就是《春秋公羊传》所阐发的“大一统”思想。北宋时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胡安国具体化为“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胡安国《春秋传序》)。这在当时来说,极有针对性。胡安国有感于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因而借纂述《春秋》而寄寓其爱国思想、民族感情,并一再向高宗阐述之,希望打动这位人主,“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同上)。关于陆游与胡安国学派的关系,朱东润先生早已作过明确阐述(注:朱东润《陆游的思想基础》,见《光明日报》1959年7月19日《文学遗产》第270期。后写入其专著《陆游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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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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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200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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