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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英:陆游散文简论

更新时间:2015-08-30 23:41:01
作者: 吴小英  

   陆游,以其“六十年间万首诗”名垂千秋,除诗而外,词、文亦卓然成家。尤其是散文,体备意丰,名耀当时。然而,正如其子陆子遹当年所感慨的:“盖今学者,皆熟诵《剑南》之诗。续稿虽家藏,世亦多传写。惟遗文自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而名以《渭南》矣;第学者多未之见。”〔1〕的确,与对陆游诗研究的丰硕成果相比, 陆游散文似成被人遗忘的角落,从古到今一直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笔者认为,挖掘陆游散文的价值,有助于更客观地评价这位大文豪的地位,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对其诗的深入探讨。本文试就这一命题略陈浅见。

   一、陆游散文的创作类型

   陆游著述之富,内容之广,在南宋作家中是至为突出的。柴升《放翁诗钞序》中“今读其全集,知先生于诗独力”之言似欠全面。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游以诗名一代,而文不甚著”。诗名一代固然是实,文不甚著却言有所漏。除八十五卷《剑南诗稿》外,陆游在散文上的功夫赫然可见:大部分收集在《渭南文集》四十八卷(包括《入蜀记》六卷)中,另有《南唐书》十八卷,《老学庵笔记》十卷。其他如《家世旧闻》二卷,《斋居纪事》、《感知录》一卷,《放翁家训》、《避暑漫抄》等亦篇帙可观。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陆游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

   1.史传文

   古代对于文人的衡量,往往以他是否具有史才为评判的重要标准。“放翁文笔简健,有良史风,故为中兴大家”(祝允明《书新本渭南集后》)。陆游之所以为同时人所看重,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曾多次参加国史、实录和圣政的撰述,但保存下来的历史著作只有私撰的《南唐书》十八卷。该书坚持中国史学“取鉴”的传统,以推尊偏安江南的南唐来暗寓南宋之正统地位,叙述简约有法,不失为史传文的名作。

   2.议论文,或称说理文

   宋代尚理,陆游文中自然带有夹叙夹议的倾向,但严格意义上的议论文并不多。《渭南文集》中的“札子”和“书后”部分集中了他的一些政论,如《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述举才之道;《上殿札子》,直陈时政方略;《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分析军事策略,耿介之怀皆昭然可见。但是,议论文中更有价值的是一些文论,陆游从一个诗人和作家的角度来阐发其创作方法,颇引人注目。如他在《傅给事外制集序》、《方德享诗集序》、《上辛给事书》中多次提到的“养气说”,继承并发展了孟子、韩愈的文气说。“某闻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韩柳之不敌,世所知也。”“心之所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尝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把气、才、诗文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很透彻。这里所谓的“气”即道,是以爱国思想为核心的浩然正气,只有养气到中正宏博的程度,才能达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境界。

   3.杂记文

   杂记文是陆游散文中成就最突出的部分,除史传外的记叙文大都可归于此。如《渭南文集》中表、启、状、劄、记、序、铭、赞、碑志、题跋以及道释词疏等应用性杂文,即多以记叙为主。陆游博古通今,杂记文题材涉面很广,或状胜景古迹,或载奇闻轶事,或刻画山水,或描摹人物。风格上亦庄亦谐,表现手法上融记叙、议论、抒情为一体,征史比喻,生动形象又流畅雅洁。题跋一类的小品尤其写得精湛独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入蜀记》和《老学庵笔记》。

   乾道六年(1170),45岁的陆游由家乡山阴(今浙江绍兴)赴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任所,经过了自闰五月十八日至十月二十七日历时160天的长途跋涉,真正是“道途半年行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2〕。作者游踪所至,便动之笔墨,一路上述见闻,记古迹,叙风俗,咏史事,作考证,写景状物、抒发情怀,按日记下,形成丰富翔实的六卷《入蜀记》。

   提及宋代游记文学史,不可不说到陆游的《入蜀记》。这部著作独辟蹊径,自成一格,开了日记体游记的先河。作为山水长卷,它不同于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之类的单篇小品,也不同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袁伯修的《西山十记》之类的组合小品,而是一种在时间中流动的空间艺术。这样的结构,若处理不当,往往失之呆板,然而作者却善于抓住重点,渗入笔记意识,故于秩序井然中又显得疏密有致,形成不可多见的日记体巨作。就这一体例而言,它上承唐人李翱的《来南录》,但脱去雏形,行文趋于圆熟;下启明人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但又以偏重文学性区别于后者的侧重科学性,标志着宋代游记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后,徐兢的《使高丽录》、范成大的《吴船录》均走这一路子。

   另一部著作是《老学庵笔记》。“到了南宋,许多作者写笔记,已经不再是丛残琐记,而是一种著作形式。”〔3 〕十卷头的《老学庵笔记》系作者晚年于故居三山所作,以“老学”为庵名,明老而好学之志,其勤奋之状可掬。笔记内容多为遗闻轶事,考订诗文,间采民间传说、朝政掌故、异族风尚。其中有犹见六朝志怪余风的驳杂无实之说,也有接近《世说新语》之类讲笑话的,但大部分“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放翁学识过人,即以此书而论,亦说部之杰出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该笔记范围涉及历史、医学、艺术、典章名物、社会伦理,兼具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是研究文化,尤其是宋代文化的宝贵资料。

   二、陆游散文的文化品格

   陆游出身于一个有着官僚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家庭。其高祖陆轸,“以进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馆”〔4〕; 其祖陆佃官至尚书左丞,是越州三大藏书家之一;其父陆宰官朝清大夫,曾应朝廷访求天下遗书之诏,献书1.3万卷,也是一个以文学政事自奋的人。 自幼就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陆游把师法圣人当作毕生实践的信条。读他的文集,一个满腹经纶,识略精深,效法三代的正统而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展现着陆游的两大文化品格。

   1.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济世精神

   陆游一方面受先贤思想的濡染和浸润,另一方面亲历动乱时代,对现实持有敏锐和深刻的洞察力。江山支离、百姓颠沛、民族危在旦夕,这一切使他从小就充满了忧患意识和济世精神。表现在文学创作上,除大量爱国诗外,散文作品也是陆游积极入世的武器,他的大量应用性散文更被当作参与时政、干预现实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当政治上失意时,他的文章更寄托着一腔的爱国热忱。

   思君忧国,不忘抗金,是陆游散文所集中表现的主题之一。以《书渭桥事》为例,该文就通过记述一个传说,表达了重建民族辉煌历史的梦想。在这篇文章中,年近70的陆游不畏个人日暮,只担心江南的人们疏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他在结尾处奋笔道:“虏暴中原,积六七十年,腥闻于天。王师一出,中原豪杰必将响应。决策入关,定万世之业,兹其时矣。予老病垂死,惧不获见,故私识若思事以示同志。安知士无脱挽辂以进说者乎?”令有志之士读之热血沸腾。《老学庵笔记》记录当代掌故轶闻,爱憎是非也颇为分明。如“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桧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一则,毛晋在《老学庵笔记跋》中称其“真是补史之遗而纠史之谬”,这正显示了笔记“隐显激射,往往言外有意”(谭献《复堂日记》)的功用。即使山水长卷《入蜀记》,也是从国家命运、个人遭际出发,寓深沉于平淡,寄热情于悠闲,一路上吊屈原,游岳庙,谒莱公祠,赞扬古人的高风亮节,吐露自己的赤胆忠魂。如卷二中,陆游在七月四日发真州往建康途中记道:“自江淮兵火,官寺民庐,莫不残坏”,睹物伤怀,忧国之恨,宛然在目。

   陆游散文还发扬民本思想,重视民生疾苦。他在做地方官期间勤办政事,廉洁奉公,并且写文章劝农勤耕,以促进农业生产,《戊申严州劝农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陆游还急民所急,以太守身份为民祈晴求雨。文集中像《祈雨文》、《久雨祈晴文》、《谢雪文》之类的作品有二十多篇,这在今天看来虽显得迷信和幼稚,但在当时确能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

   总之,以集中表现爱国爱民为内核的忧患意识和济世精神,成为贯串陆游各题材、体例散文的一条主线,它与胡铨、陈亮、叶适等人的散文共同构成了南宋散文创作的主体风格。

   2.鲜明的文化认同心理

   陆游学养深厚,贯通百家,堪称宿学硕儒,这主要得力于他一生孜孜不倦的学习。“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解嘲》);“不是读书即欲死,任从人笑作书颠”(《寒夜读书》)等诗句都表达了陆游对古代文化的尊崇和追慕。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陆游树立了文化认同意识,这集中表现在对于前朝典故、先人事迹的烂熟于胸。文集中诗文评价、名物考订、风情民俗的介绍、谣谚传闻的记载随处可见,且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宋史•陆游传》记载:“游善词章,谙典故,召见,上曰:‘游力学有闻,言论剀切’,遂赐进士出身。”可见其博学。

   《入蜀记》是陆游散文中最具文学性的篇章,因而也最能代表这种文化认同意识。游记是一种沟通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文体,其特质即在于能传达人对自然的个体感受,故根据作者思维方式不同,游记可以表现出不同类型:有像苏轼那样以抒情为主,以写景为辅的心态型游记;有继承柳宗元一路的尽力描摹山川风物之美的再现型游记。陆游的《入蜀记》却有别于这两者,他以独到的审美体验创造了文化型游记——表现为文化认同意识对自然美的强烈超越。陆游带着学者的态度、历史的眼光,从文化积淀的角度,审视山水与人文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沉湎于对诗句正误的判断,历史掌故的考辨,碑刻佚文的记述,民俗茶道的介绍等,使字里行间流动着从容不迫和舒卷自如的学问气、文化味。翻开《入蜀记》,几乎无一处无典故,亦几乎无一日无典故,大量的古事古语点缀于山水风云之间,造成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交相辉映,使《入蜀记》焕发出文质彬彬的气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八对此这样评道:“游本工文,故于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而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皆足备舆图之考证。……其他搜寻金石、引据诗文以参证地理者,尤不可殚数。非他家行记徒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比也。”虽有贬低再现型山水游记之意,但却肯定了《入蜀记》明显向文化认同心理倾斜的风格和价值。

   《入蜀记》中提到的前代文人达数十人,引用诗文数百条,其中提及最多的有唐代的李白、杜甫、王维、岑参,北宋的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并对他们的遣词造句进行分析和鉴赏。如认为李白用“巉绝”来形容皖山是“不刊之妙”,赞叹王安石用“修纡”来刻划九华山是“极形容之妙”。可见,对前人的认同是建立在谨严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的基础上的,事实上已融入作家自身的识见。因此,文化认同意识并不是一种盲目的、被动的趋从,而是审美主体之间的共鸣。一面是自然景观,一面是文人的仁德、智慧,彼此进行着古今人我的生动对话,在令人回味的信息反馈中深化了对自然界的审美,这大概就是《入蜀记》之所以容量宏阔、富于艺术张力和魅力的关键所在吧!

   三、陆游散文的艺术魅力

张淏《会稽续志》中说:“(陆游)自少颖悟,学问该贯,文辞超迈,酷喜为诗,其他志铭记序之文,皆深造三昧,尤熟识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处,以故声名振耀当世。”然而明代茅坤撰集《唐宋八大家文钞》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没有提及陆游,致使其文多不被后人重视。其实,撇开陆游散文高度的思想性不谈,其艺术水准恐也不在八大家之下。陆游散文,按其子所说是学韩愈和曾巩的,现在看他的作品,主要是和曾巩接近。曾巩是八大家中最为典范的学者,他一生致道,将学问和实效结合起来,故蓄道德而能文章,这和一贯推崇“惟天下有道者,乃得尽文章之妙”〔5〕的陆游是有相通之处的。 他们两人又都学有根底,博汇贯通,尤其具有较高的史学修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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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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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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