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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义: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

更新时间:2005-12-18 20:44:28
作者: 张树义  

  

  一、中国改革理论的检讨

    

  伟大的变革需要全新的观念和理论加以指导。因为,任何一种制度的变革首先都有是以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为先导,物质的、实在的世界的变革不过是人们思想观念变革的外化。 同样,任何一种制度的变革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因为任何一种制度的变革都首先是人们思想观念变革的外化,因而,没有一种理论指导的变革,企望获得成功是不可想象的。进而,任何伟大的变革也需要全新的理论加以指导,因为,伟大的变革意味着对社会的全面更新、创造,没有全新的理论指导,对社会的全面更新、创造也就无从谈起,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正在使我们从一个政治时代走向经济时代。这似乎是对我们这个变革时代所具有的特征的最典型的概括。政治时代确实即将过去,但随之而来的是否就是经济时代,却值得怀疑。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社会的发展?我们有理由在伟大的变革面前驻足发问。普遍认为,社会发展就是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其实,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恰恰是在重复政治时代的呓语。因为,我们所曾经历过的政治时代,其实也是在全部精力搞经济,只不过是采用政治手段搞经济罢了。“文化革命”时所介行的“抓革命,促生产”就是明证,只不过是在生产时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因此,认识中国改革的意义时必须警惕,否则一不留神就会溜向旧的政治时代的窠穴。

  作为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它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使命和地位是什么?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将改革理解为一种纯经济性变革,故此有“经济体制改革”之说;这种理解方式无法解释现实中大量出现的政治权力涉入经济活动,引起改革畸变的现象。因而有人从“权威本位(转型)观”出发,认为改革的成败决定于政治运行机制的转型,从而出现了“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等等观念。但是,在社会自身自我组织、自我协调机制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把眼光盯在政治体制的转型上的做法,必然使改革开放在“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两极俳的境地。因此,这些理解都未能抓住改革的深层内涵。

  始于八十年代初,起步于农村包产到户,继而迅速扩展到城市及所有经济、社会领域的中国改革,无疑是八十年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短短的二十几年间,人们甚至根本来不及看清中国社会变化的各个环节,更不用说去分析社会变化的细节,它便已经完成了经济、社会方面的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在这种历史性变化之中,人们大多注目于经济领域,探究经济制度的变革。可以说,改革始终是经济理论的天下。但是,近年以来,人们愈来愈感觉到,单纯靠经济理论已无法解释许多社会现象。改革的实践证明,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中的总是专注于经济理论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像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远远不是经济理论所能解决的,至于国家的地位、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改革中至为关键的问题,早已超出了经济理论的范畴。这些例证不过是说明了经济理论的局限,或者更准确地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思维方式方面的局限。我这样说,当然无意于否认经济理论对指导中国改革的作用,也无意于贬低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所作出的贡献,对此,人们有目共睹。相反,我甚至认为,迄今为止,经济学是理论研究中对中国改革贡献最多的,也是最大的。我只是想说明,新时代并不是一个一花独放的时代,这是政治时代的典型特征,新时代应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其实,我们在说传统时代是政治时代时,是对以前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政治取代了或凌驾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同样,我们说所要建立的经济时代也不过是对新建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无论是政治时代,抑或是经济时代,都不过是社会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社会是这些因素驰骋的领域,一切都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交遇。正因为如此,近几年的改革理论中,社会学异军突起,它们对改革问题的分析,对体制改革揭示的深度,令人耳目一新。 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绝不仅仅是政治时代向经济时代的转变,而是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这其中既包含着政治时代的逝去,也包含着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包括着其他如法律、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政治时代的最好的“解毒药”。因为政治时代正是因为将政治作为支配所有社会因素的因素才成其为政治时代,经济政治化、法律政治化、意识形态政治化、可以说所有社会因素无一不被“政治化”,如果我们现在再来一个政治经济化、法律经济化、思想观念经济化,一切社会因素都经济化,这无疑会成为步政治时代后尘的又一个悲剧。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一切向钱看”,其实正是改革理论的局限性所致。这种现象并不能看作是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这其实是决策者、理论家们推卸责任的说法。向钱看并没有错,经济时代不向钱看又去看谁。问题只在于,你用何种手段“向钱看”,不择手段地“捞钱”显然是不行的。因此,问题的出现在于经济理论的局限,问题的解决也就不能只依靠经济理论。政治时代的瓦解所迎来的绝不应是经济时代。例如,对于国家来说,像现在所做的只注重经济,仍然与其作为政权组织的身份不符,与其作为公共组织的职能不合,仍然解决不了传统体制中企业所背负的沉重的社会负担。经济是经济组织的事,政权组织自有政权组织所应关注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确乎关系到政权的存否,因而现代国家都将大量精力置于经济事务之上,就这一点来看,国家没有理由不关注经济。但是,如果国家将经济作为自己惟一关注的事情,那就是本末倒置。国家所应关注的是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不是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发展目标不应从我们人本身以外的其他目标,而应从我们人本身去寻找,是人的发展。就人的发展角度来看,经济虽然并不是不重要的,但却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只是重要因素之一。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或者说,就是社会的发展。因此,改革理论的钥匙,必须从社会中去寻找。

  

  二、社会结构的变迁

    

  其实,中国的改革绝不是某一方面的变革,它是一场全面的社会性的变革。社会是经济、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改革所触动的并非仅仅在于经济或政治,而是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中国的改革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还在于,它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而是社会结构性变革。社会结构是经济体制具有更深层的涵义的概念,体制不过是社会结构的某一层面。社会结构要比体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是在用政治权力摧毁了封建基层社会结构,建立了用高度集中的人民国家直接干预基层社会的生活,并努力使其纳入到计划之中后开始这场变革的。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面临着转型,中国政府通过制定各种制度,决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尤其是计划经济被各种硬性规定的规章制度创造出来后,使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规章制度塑造了一个与往昔迥异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对现代化的种种阻滞因素形成了结构性影响。所以中国改革是通过单个的、离散的具体规章制度的变革,在制度逐个地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缓慢地、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变动。但是,旧的社会结构的破坏并不理所当然地代表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相反,由于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造成社会经济生活行政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日常生活政治化,它严重地挫伤了个人和基层社会的积极性,社会生活缺少按自身规律自发协调的功能,由此而带来经济发展停滞和民主建设上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用国家吞噬了社会,而缺少一个稳定的社会自我协调和自我发展机制。因此,中国改革的任何举措,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具有社会意义,中国改革的成功,无论是在组织方面,还是在制度方面,也都具有其社会结构的意义。反之,我们也只有从社会结构的意义上去思考,把握这场变革,才能真正彻底地赢得变革的主动性。

  中国改革最具实质意义的在于它引发的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革。社会结构,按社会学家的理解,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结构是包容万物之桶。不能将社会结构变革仅仅归结到某一方面,它是综合性的、全面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都是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也可以说,社会结构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也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我们说,传统时代是政治时代,是因为传统时代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政治凌驾于社会之上,一切社会因素都为政治所左右,也都由政治所决定。变革政治时代意味着打破造成该时代的社会结构。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实质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样,代替旧的社会结构的是新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什么经济时代。因此,我们选择了社会结构作为观察、分析的视角。

  毫无疑问,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结构确实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社会结构从总体上从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乡、体制内外的双二元结构。 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被人为地分离隔绝为两个世界。城市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国家对城市居民提供各种保障,如居民主副食品的凭票供应制度,单位中的集体福利待遇制度;乡村则实行人民公社这一集体公有制度,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城乡分离开来。改革以来,城乡界限仍然存在,但是由于体制内外这一结构因素的出现,它不仅使传统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而且也对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产生冲击,使其已不同于已往的城乡二元结构。例如,农民仍居住在农村,但他可以入厂打工或进城经商,大批的城市“边缘群体” 的出现便是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显著特征。

  变化之二是,社会结构的分化。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社会结构因子呈现同一化的特征,虽然我们建立了各种组织,如企业、事业单位、群众团体,但这些结构因子是同质的,都隶属于某个国家机关,都有行政级别,实质上早被同一化为行政组织。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因子出现异质化的取向,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逐步分化,脱离行政隶属系统,还其于本来面目,特别是在体制外新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结构因子,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三资企业、自由职业者等,他们游离于传统体制之外,却生活于社会结构之中,从而使社会结构呈现多元化的景像。

  变化之三是各社会结构因子相互之间关系的改变。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各社会结构因子相互之间很少发生联系,即使发生联系,也是基于主管者的命令。我们与其将其视为联系,不如视为执行命令更为妥当,因为这里没有自觉自愿,存在的只有被动服从。改革以来,随着市场的出现和不断扩大,社会结构因子之间的横向联系逐步增多,这种联系不是基于上级命令,而是由于利益需要,因而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也由于改革造就的社会主体身份地位变化,在市场交易中,各结构因子之间是以平等的主体地位出现,并平等地进行交易。

  总之,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正在我们的面前展现。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究竟社会结构发生了何种结构变迁呢?这些社会结构变迁的意义何在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社会结构变迁呢?改革的实践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中国改革的实践也需要理论研究者回应这种挑战。一个不重视理论研究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一个不重视理论研究的民族,也注定会陷入不断为现实灾难的纠缠之中而万劫不复。

  之所以选择社会结构的变迁的角度作为法学角度来观察分析的聚集之点,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中国几十年的自我封闭状态。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变化并不在于经济上已达到的发展水平,而在于正在发生的社会结构转变。这是因为,改革前中国的落后并不单单在于经济发展起点低,更在于社会结构的僵化。而且,体制问题恰恰是造成经济不发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后的经济发展正是由于体制变革所释放出来的活力所实现的,换言之,经济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体制的变化,而不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言之,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八十年代社会结构分化的导因,那么,更深层的内因则是来自于制度性的变革(如,改革后国家实行了扶助个体户的政策,允许国营企业职工自由流动的政策,等等)。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改革后的中国意义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伴随着改革的发展,社会正在发生着一场重大的社会结构转型。在这一转型期间,形成了特有的社会结构类型。其中既包含了改革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同样蕴含了对未来社会发展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它不仅仅提供了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依托形式,而且直接涉及到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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