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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

更新时间:2015-08-30 10:27:51
作者: 肖滨  

   【内容提要】针对学界就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关系的争论,本文既拒绝彻底分离二者的“切割论”,同时也不赞成将二者简单地连接在一起的“维系论”,而是提出了一种“匹配论”,即在区分两种公民身份(政治—法律公民身份和文化—心理公民身份)和界定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赞同性国家认同和归属性国家认同)的基础上,确立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双元结构之间的逻辑匹配和结构对称关系。在理论上,“匹配论”将超越“切割论”和“维系论”;在实践上,“匹配论”不仅为公民理性地确立自己的国家/民族认同给出了策略性选择,而且为国家构建公民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战略性指南。

   【关键词】全球化/公民身份/国家认同/双元结构

   一、理解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分析复杂歧义的概念

   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曾经奠定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那么,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似乎正在动摇这个基础,以致哈贝马斯断言:“民族国家着眼于一定的地域,相反,‘全球化’一词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图景,它们会不断挑战边界,直到摧毁民族大厦。”[1](第79页)在全球化的席卷之下,以前被限定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公民身份已经难以适应奔走于全球各地的公民,公民身份需要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公民对国家或民族的认同变得日益模糊、难以确定:“正如民族国家作为经济单位的特征在削弱,它作为人类认同的出发点的力量也在弱化。”[2](第2页)这样,全球化挑战民族—国家所引发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化解公民身份的包容性与公民对国家/民族认同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冲突与紧张。

   在此背景下,公民身份与国家/民族认同的关系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针对二者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话语:一种极力在公民身份与国家/民族认同之间进行切割,主张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身份如果要成为一个包容性的概念以便在日益多元的社会中容纳众多不同的个体,那么公民身份就必须去除文化民族的色彩[3](第43页),切断与国家/民族认同的关联。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为“切割论”。某些极端的“切割论”不仅要切割、分离公民身份与国家/民族认同的联系,甚至要撤除公民身份所依托的民族—国家基础,其理由是,公民身份是普世的身份,而“由国家与民族两者合成的民族国家概念是造成公民身份封闭排外性格的根源”[3](第43页),因此,“为了展现公民身份具有的包容开放力量,我们必须破除它与民族国家的牵连”[3](第13页)。另外一种则力图维系公民身份与国家/民族认同的关联,例如,DavidMiller就认为公民身份若无民族色彩,将会是空泛的理念[3](第43页)。本文将之概括为“维系论”。

   由于上述两种论述话语截然对立,学界对公民身份与国家/民族认同的关系一直未形成共识,这样,二者是彻底切分还是相互关联就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这一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固然与论者采取不同的理论进路和相异的论述视角有关,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复杂歧义的概念强化了争论双方观点的对立。因此,为了避免概念歧异引起论述上的麻烦,我们试图对涉及这一争论的核心概念——公民身份和国家/民族认同进行一些简要的分析澄清工作。

   关于公民身份,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它“具有双重特征,一种是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另一种是文化民族的归属感。”[4](第133页)这意味着需要区分两种公民身份:一种是公民面对国家政权系统或统治组织(state)所享有的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体,本文称之为政治—法律公民身份;另一种则是公民为了“了解自己并给自己在世界上定位”[5](第250页),在由国家/民族共同体组成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归属何在,它是公民文化—心理归属的汇聚,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心理公民身份。

   相对于公民身份,国家/民族认同由于涉及诸如“国家”、“民族”、“认同”等一系列相当歧异的概念,意涵较为复杂。我们试从分析基本概念入手,区分国家认同的两个层面,以方便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1.“国家”概念的两种含义。在现代汉语政治理论中,国家概念主要有两种含义:集领土、主权、人口于一体的国家共同体(nation)①和集组织、权力、制度于一体的国家政权系统(state)。在现代政治理论中,国家其实是国家共同体(nation)和国家政权系统(state)的结合体,通常被称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因此,不仅讨论国家认同时所涉及的国家概念就是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国家本身构成了分析国家认同的基本语境②。

   2.“民族”的两幅面孔。国家作为共同体,它不仅占有一定的领土、享有主权,而且总是由一定的人口、人群组成;作为由人口、人群组成的国家共同体,在个体层面为无数公民个体的集合,在群体层面则是由一定数量的族群(ethniccommunity)整合而成的民族。这样,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民族其实具有两副面孔: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和由民众组成的天生的“民族”。前者是政治法律共同体,后者则是历史命运共同体[4](第135页)。因此,与国家共同体交织于一体的民族可以区分为作为政治—法律共同体的公民—民族和作为历史命运共同体的同胞—民族。“民族”的两幅面孔不仅使“民族”作为第一个现代集体认同形式具有两面摇摆性——“它在人民民族的想象的自发性与公民民族的合法结构之间摇摆不定”[1](第114页),而且也为公民提供了民族认同的选择性:公民或者把自己视为公民—民族的成员,或者把自己看成是同胞—民族的成员;前者是公民对公民—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后者则是公民对同胞—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二者都被称为民族认同,都属于国家认同的范畴,但它们有着明显区别:公民对公民—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而公民对同胞—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则富有较多的文化性。

   3.“认同”的两个层面。“认同”一词虽然译自英文中的identity③,但根据江宜桦教授的细致分析,“认同”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三种含义:其一是同一、等同(oneness、sameness),指不同时空条件下某物与另一物为同一事物的现象,描述事物的一贯性;其二是确认、归属(identification,belongingness),指个体或群体辨识自己的特色、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属、不属于哪一种类属的活动,表达个体或群体的归属性;其三是赞同、同意(approval,agreement),指主体对某个组织、团体或观点持支持、赞同或肯定的态度或判断,如“政党认同”、“我认同你的观点”之类,表达个体或群体对事物或观点的肯定性[6](第8-11页)。就讨论国家认同而言,认同概念的三种含义可以归结为两个层面:归属层面的认同和赞同层面的认同;前一层面的认同定位于公民文化—心理上的归属何在,后一层面的认同着眼于公民政治取向上的赞成与否。区分这两个层面的认同为我们把握下述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铺平了道路。

   4.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根据上述关于“国家”、“民族”和“认同”的概念分析,我们可以把国家认同的指称对象、具体内容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认同”指公民对集领土、主权、人口于一体的国家共同体的认同(nation),它包括公民对同胞—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因而,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意味着公民确认自己在文化—心理上归属于哪个国家/民族、不属于哪个国家/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是国家认同的标的或对象,这是公民文化—心理归属的国家/民族认同,我们称之为归属性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国家认同”也指公民对国家政权系统的认同,即公民对国家政权系统的同意、赞同、支持,亦即公民在把自己视为公民—民族成员的基础上、基于对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所肯定所产生的政治性认同”[6](第16页),国家政权系统及其国家制度安排成为国家认同的标的或对象,这是公民政治取向的国家认同,我们称之为赞同性国家认同。这样,国家认同乃是一种集归属性国家认同和赞同性国家认同于一体的双元结构。在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中,一方面,赞同性国家认同与归属性国家认同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紧张性,这种紧张性根源于民族—国家内部所蕴含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民族国家概念包含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即平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和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4](第135页)另一方面,赞同性国家认同与归属性国家认同都是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并存于一体,共同组成了公民的国家认同,形成了公民国家认同的双元互补结构。

   基于上述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双元结构的分析,我们发现,讨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需要区分两个层面的逻辑对应关系:一是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赞同性国家认同;二是文化—心理公民身份与归属性国家认同。在以下两小节,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两种逻辑对应关系,然后再进行评论性的总结。

   二、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赞同性国家认同

   如上所言,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不同于文化—心理公民身份,它所涉及的问题是“作为公民,我享有什么好处”和“作为公民,我应当负担什么”。这是公民对国家政权系统提出的问题。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为此分别提供了两大政治理论资源:前者关注公民享有什么,突出的是公民权利;后者强调公民应当担当什么,展现的是公民义务。因此,由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共同编织的公民身份乃是一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体系。一则被称为公民身份的社会科学定义清楚地展示了这点:“公民身份是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7](第11页)

   在政治—法律公民身份语境下,公民和国家具有不同的角色:公民是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国家则是掌握公权力、提取税收、制定、执行法律和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政权系统、统治组织。因此,政治—法律公民身份所涉及的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其实是在一个国家共同体(nation)内部公民与国家政权系统、统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包括围绕相互权利与义务的交易丛集之外,还包括当事方之间的交易。”[8](第205页)这是一种市场交换关系:公民以纳税、服兵役等为代价换取国家政权系统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以及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国家政权系统则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前提条件换取公民履行对国家的各种义务(如纳税、服兵役、遵守法律、服从公权力等)。

   在上述交换逻辑之下,享有政治—法律公民身份的公民如何定位自己的国家认同?或者说,公民的国家认同包含哪些具体内容?

   首先,公民的国家认同体现为公民对公民—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即公民把自己视为、确认为公民—民族共同体成员中的一员。换言之,进入公民视野里的国家/民族共同体乃是一个由享有公民权利的公民组成的公民共同体。正是由于公民的国家认同在此体现为公民对公民—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因而这种认同与公民对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民族认同当然是分离的:“公民民族的认同并不在于种族—文化的共同性,而在于公民积极地运用其民主的参与权利和交往权利的实践。这里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成分,与对一个前政治性的通过血缘、共同传统和共同语言而整合的共同体的归属性,完全分离开来了。”[9](第658页)借助这种分离,政治—法律的公民身份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所谓包容,就是指政治共同体对所有的公民都保持开放状态。”[1](第86页)也就是说,在一个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里,每个公民,不论其对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民族认同如何、其文化—心理归属如何,他(她)都能享有公民权利,由此也承担公民义务,即具有包含权利与义务的公民身份。

其次,公民的国家认同指向、聚焦于国家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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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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