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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大碰撞: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治理

更新时间:2015-08-27 09:12:19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中国是一个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大国。边疆地域辽阔,差异性大,与中心地带的互动关系复杂。国家长治久安,要在边疆。当今中国边疆治理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之中,由历史上的“背靠背”区域分居格局走向各民族民众密切往来的“面对面”状态。这一状态反映了国家一体化的趋势,有助于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同时也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大碰撞。解释问题是解答问题的前提。本文结合一个新疆维吾尔族人库尔班江·赛买提的个人家庭生活史的案例[①],从国家一体化的角度对当下出现的大碰撞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

  

   一、国家一体化:由“背靠背”到“面对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各民族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中。18世纪以后,各种因素推动着世界一体化进程,世界各民族由相互分离走向紧密联系。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恩格斯(F. V. Engels,1820—1895)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这一过程。在他们看来,地理大发现,商业、航海业、工业的空前高涨,特别是资本的流动,“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②]由此就发生了世界的一体化,或者说全球化。这一浪潮由于20世纪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如互联网的发明而持续深入扩展。

   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国家一体化。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看,最初发生于四分五裂的欧洲封建社会。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传统国家的本质特性是它的裂变性,“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③]。因为战争的推动和市场经济发展,一些欧洲国家从四分五裂状态中走了出来,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世界一体化,更加快了国家一体化进程,“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和统一的民族”[④]。

   概括来讲,无论是世界一体化,还是国家的一体化,都是一个由“多”到“一”的过程。只是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路径。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属于早熟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后,由秦国统一了全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超大国家,国家的各个部分仍处于相对独立状态。中国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文明国家,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具有“中心—边缘”的特点。尽管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但多元中有主体——汉民族主体,呈现出多元—主一体性。汉民族居住在中心地带,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地区,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各个地方的差异性很大,特别是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

   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了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线”、“黑河—腾冲—线”。根据他的划分,该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两者平均人口密度之比为42.6∶1。该线东南方,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该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为游牧民族的天下,表现为“东田西草”的地域差异。而西北方,正是边疆民族生存的地域。在长期历史上,不同地域的民众世世代代生活在不同区域里,处于“背靠背”( Back to back)状态。不同地域的人口由此形成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精神信仰,并由此构成一个个有着强大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的地域“共同体”。在民族共同体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文明差异,即东南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

   由于江河、高山、大漠阻隔等交通技术方面的原因,位于中心地带的中央政权并不能对边疆地区直接行使有效的治理。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 Weber,1864—1920)所说:“政权领域的各个部分,离统治者官邸愈远,就愈脱离统治者的影响;行政管理技术的一切手段都阻止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①秦始皇可以做到“书同文”,但无法实现“言同声”;可以做到“车同轨”,但无法实现“路同样”;可以做到“行同伦”,但无法实现“俗同一”。因此,传统中国的“统一”与现代国家的“统一”不同,属于“统而不一”。秦统一中国只是统治权的范围,但内部的差异性导致边疆地方是“统而不治”——中央掌握统治权,相当部分的治权仍为边疆地方行使。中心地区实行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制,许多边疆地区实行的则是地方自治制,即“因俗而治”。在中央政府的统辖下,边疆民族地方依据当地习惯法自主管理,保持着经济、文化、社会的原有形态。例如,西藏地区在经济上实行领主庄园制,治理上实行政教合一制;蒙古地区实行部落制和军事贵族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有“头人制”、“土司制”等等。由此,呈现出“一国多制”的治理状态。这一治理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当代发展为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治理方面,除了在中心地带的“皇权不下县”以外,还表现为边疆地区的“皇权不到边”。

   正是由于边疆地区的“皇权”即国家统治权薄弱,造成国家战乱不断,中心地带的民族与边疆地带的民族交往表现为和平暴力互动,特别是差异性强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时有发生。秦朝是介于两大民族文明之间的混合体;汉代则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因此中国主体民族为“汉族”;汉之后到唐代,是两大民族文明的混乱和混合体;唐之后的宋代,恢复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宋之后的元代,则以边疆游牧民族为统治者;明代建立后,仍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明之后的清代,又以边疆游牧民族为统治者。中华民族正是在中心地带民族与边疆地带民族的互动中所形成,只是互动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征服与臣服。这种互动,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同时也植入了民族之间隔阂的因子,产生了不同的民族认同心理,以至于到近代辛亥革命时,还以“驱逐鞑虏”为旗帜。但是,相对而言,由于各民族民众生活在自己相对封闭的地域之内,基本上处于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背靠背”状态。

   自18世纪开始的全球化,不仅将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席卷到一个共同世界,而且推动着各个国家内部的一体化。没有国家内部的一体化,就无法建立起统一的主权国家,形成国家整体力量,从而在世界立足。例如,20世纪初,日本策划的“满蒙独立”,正是外部力量利用传统中国的“统而不一”和“统而不治”,图谋对中国“分而治之”。而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又必然要求结束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背靠背”状态,进入到一个各民族之间日常生活交往的“面对面”(Face to face)生存状态。

   与西方国家首先通过经济力量推进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不同,中国首先是以军事-政治力量推进国家一体化,由此实现主权与治权的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执政党的力量进入边疆地区并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派遣大量内地干部到边疆地区工作,培养当地人成为拥护执政党统一领导的干部等措施,使中央与边疆地方的政治网络贯通。从治理的思路看,虽然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属于在国家法律高度统一前提下的有限自治,国家的政党领导体制、中央领导地方的单一体制、地方的经济体制与治理基本架构都与全国一致,由此在国家治理上达到了“既统又一”和“既统又治”。国家权力不仅下了乡,而且也“到了边”。边疆民族地方不仅政治上由中央所统辖,经济、文化、社会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日益与内地形成一个整体,一部分政治精英与边疆地区的民众也实现了“面对面”的生活。只不过,这种“面对面”的生存状态主要是服从中央的政治精英在边疆地区生活,并且他们直接掌握着民族政策。至此,各民族之间总体上作为“一家人”相安无事。

   1990年代中国兴起的市场经济,将全国所有的人都卷入开放的经济过程之中,社会处于高度流动的一体化状态。在大量内地人流动到边疆地区,直至深入到从未有外人去过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同时,大量的边疆民众也流入到内地。为了缩小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差距,政府还有意识地组织边疆地区的民众到内地务工。仅2008年,新疆就有二十四万多人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民众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在工作、生活上“面对面”,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库尔班江的父亲长年在外做生意,他最担心的是弟弟:

   我最小的弟弟,高中没好好上,前几年是我家最头疼的问题。2007年,纔读高一就退学了,和社会上的小青年一起混。我爸跟我说,想想办法,你弟弟在和田这种环境继续待下去,很危险,必须把他带出去上学。我就问他,你想学什么?要么到北京来,学什么都行。但他死活不愿意离开和田。

   幸好2007年年底,一个四川的朋友在和田开影楼,我就让他去了影楼。拍照、灯光,或者后期,喜欢什么干什么。我想让他对某个东西感兴趣,转移一下注意力。他对后期处理感兴趣,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

  

   二、“面对面”:社会大融合中的冲突

   社会大流动形成的“面对面”,无疑大大加快了国家内部的大融合。广大的社会民众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面对面”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由此为国家一体化提供了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促使国家建构的“机械团结”向民众生活谁也离不开谁的“有机团结”的转变。

   但是,历史性的大转变必然相伴随着曲折。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推动下的国家一体化进程是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双向流动,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流动的成员缺少对其他民族民众的了解和理解,同时也缺乏民族政策意识。而长期历史造成的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在相互不往来的“背靠背”状态下不一定构成冲突,而在“面对面”的工作和生活中则可能产生摩擦,甚至引起冲突。新疆“七·五事件”的起因便是由于新疆籍的民工与内地民工的冲突引起的。而不同族群的人从感情上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以下是维吾尔人库尔班江的记述:

   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后,一些员工之间开始有了冲突,影楼除他之外都是汉族人。冲突的起因,其实都是小事。有一次听歌,一个汉族小伙子正在听周杰伦的歌,但我弟弟喜欢BEYOND乐队,觉得有感觉,他就换了BEYOND的歌。汉族小伙子不干了,说了一句:你这个“缠头”(对维吾尔的蔑称),给我把那个换回来。我弟弟说,你说什么呢?就把喝水的杯子扔了过去。就这么一件小事,立即演变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我朋友把那个汉族小伙子开除了,把我弟弟也狠狠说了一顿。被开除的那个汉族小伙子觉得处理不公,偏向维吾尔族,就想把店砸了。他带了20多个打工的赶到店里,堵着门要打我弟弟。我的朋友摁着我弟弟,不让他出去。但我弟弟也已经打了电话,找了四五十个维吾尔人过来。你想,刚发生“七五事件”,聚集的又全都是年轻人,多可怕。我朋友还没反应过来,看到来了一群维吾尔族青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给我打了电话。我就紧张了,对朋友说:千万别出什么事,赶快报警!还有,我弟弟不能让他出去,我知道他的性格,出去肯定打起来。报警后公安局来人,把他们全都抓走了。这纔避免了冲突。

   为什么一个偶然事件会引起民族冲突呢?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于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及其之间的差异。

无论是从人类的发源,还是单个人的成长,最初都在一个共同体之内。共同体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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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二〇一五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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