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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原: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周恩来与胡适

更新时间:2015-08-26 23:45:46
作者: 张太原  
……总之,西安空气是蒋答应了一切。”“今日晤到若干友人,知西安空气颇有不少根据。盖共党之主张放蒋,坚谓不赞成张之扣蒋,是事实(此事弟早料到)。蒋晤周,亦事实。周谓‘此时非全国在蒋先生领导下抗日不可’,亦事实。周又谓取消中国苏维埃,红军改番号,与张、杨军守西北以抗日。看来此时共党已接受Moscow[莫斯科]命令,而表面上做得如情如理。”(21)此信傅斯年专门嘱咐“看后焚之”,然而热衷史料留存的胡适并没有照做,从而给后人留下了有关西安事变内情的又一佐证。3月4日,胡适的日记又记道:“莫德惠先生来谈。知政府对共党已有一种密契。”(22)显然,他已经明显地感到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的到来。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他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编辑了《独立评论》第237号。周恩来的信最后说“乞对该文加以指正”,并留有“回示请寄西安新城北七贤庄十一号周翔宇收”。由此来看,他不是要求发表“另纸所陈”的文章(因为该文已发表),也不是要求公开讨论文中的主张,只是希望听一下胡适个人的意见,似乎旨在加强与胡适的联系。胡适欣然在《独立评论》上进行讨论”,并希望这种讨论得到“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显然他自己是“同情和赞许”的。

   从陶希圣文章的内容来看,他十分清楚中共的主张,“有力的在野党方面,主张凡是有一年以上的历史的党都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又以为只要他们不反对国家,即令反对政府,也可以公开取得参加国民大会的地位。这个条件是比国民党中央更宽的。科学社会主义本来把国家与政府看成一物,这回他们主张不反对国家而反对政府的公开和当选,是依实际情形来说的。换个话头来说,只要不反对中华民国,即令反对国民党政府,也可以公开和当选”。他还对中共“放弃武装暴动”的举措表示赞赏:“国民大会的召集,最近的有力的新动机,自然是在野党最有力者的放弃武装暴动,在对外抗争,对内民主的前提下,他们不再与国民党作武装的争斗。……这一件事在政治上思想上是有很大的影响的。”(23)

   事实上,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希望中共停止武装革命,公开和平地进行活动;同时他们也希望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因此,中共的意见和主张亦成为他们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在中共政策有转变的迹象时,一些人则表示欢迎。比如,张东荪专门著文赞赏中共的《八一宣言》,他说:“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以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作何等佩服!”(24)

   对于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大概先前同样存有与中共直接“沟通”的意念,而现在直接“沟通”的机会来了,自然也就不轻易舍弃了。在《独立评论》此后的几期上,又接连发表了陶希圣的《不党者的力量》和《国民大会的一个解释》等,继续讨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问题。其中陶希圣还充满信心地说:“为了引导别的党派走上合法的道路,政府是应当而且必然有承认他们的一日。”(25)不难发现,胡适与陶希圣的态度和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共主张的一种呼应,甚至有联合起来向国民党施压的倾向。而从彼此“沟通”的内容来看,周恩来与胡适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在此时似已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对外抗战、对内和平民主。

   识同则谋。在这不久,周恩来与胡适有了一次直接会面的机会。1937年8月17日晚,“八点半,在汪宅开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员共十六人:张伯苓、张耀曾、蒋方震、毛泽东、蒋孟邻、沈钧儒、梁漱溟、马君武、黄炎培、曾琦、陶希圣、晏阳初、张嘉森、李璜、傅斯年、胡适”。当晚到会的有张伯苓、蒋方震、梁漱溟、陶希圣、李璜、傅斯年、胡适,“周恩来代表毛君出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的领袖,同聚一堂,共谋国是,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胡适当天的日记还记道:“得知三日中共打下三十只日本飞机,已证实的有廿六只。又知南口小有顿挫。”(26)这应当是从周恩来口中“得知”的,一方面是中共的战绩,一方面是国民党的“顿挫”,相信此时的胡适对中共有一种无言的好感。此间,周恩来与胡适有没有单独交谈,是否谈到了不久前他们的互动,已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次直接的谋面是两人关系的高峰,目前没有材料显示他们在此前或此后还曾见过面,这更突显了两人本次见面的意义,等他们再强烈地感知到对方的时候,已经是“换了人间”。

   三、批判与争取

   历史翻过几页,到了1949年国共权势易位之时,中共对胡适的态度有些耐人寻味。1月27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正在纷纷议论。”“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借“学生和教授”之口,谴责胡适已够“战犯”之格,而作为党并未明确表态,似乎留下了争取的空间。根据龚育之的发现,毛泽东的确设想过,如果北平解放了,胡适没有走,可以让他当图书馆馆长。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的谈话中说的,陈毅有详细的记录和传达。根据陈毅的传达,毛泽东在说明纠正三个过左倾向时,连带说道:“你到北京,胡适捉不捉?……还是不捉。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27)

   然而,此时胡适已走上了与国民党合作的不归路。4月23日,中共军队攻克南京。美国人问他的态度,他说:“不论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28)或许鉴于胡适的顽固态度,不久,5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五四的文章,率先对他进行了批判,其中指出,五四期间,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胡适辈目击着马克思学说的逐渐盛行,而急忙地叫喊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当然必须研究实际问题,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胡适辈却把它当作盾牌,来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表示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文章还批判说,后来,“胡适妄谈贫穷、疾病、愚昧等五个鬼扰乱着中华,而封建势力不在内,帝国主义也不在内。中国革命的对象既然不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那么胡适就变了反革命的辩护人,以至成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

   该文发表几天后,周恩来在北京大学教授联谊会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上再次提到了胡适,他说:“新的代替旧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改革社会,就必须有勇气面对旧的,否定旧的。‘五四’时期陈独秀与胡适的不同,主要就在于前者敢于否定旧的,而后者却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胡适就站不住,骨头是软的。北大敢于对旧的东西加以否定的传统,是值得发扬的。‘五四’时期也发生过否定一切的偏向,就是没有在否定其基本的东西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好的一面,没有在否定其整体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局部可用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旧的东西根基太深。总的说,当时的成绩比缺点还是大得多。到了今天,经过三十年的历史发展,我们已经有了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经验,可以避免发生当时那种缺点。我们要否定旧的,先把旧的东西孤立起来,缩小其地盘,进而从根本上彻底摧毁它。这样,才能为新东西的发展扫清障碍,开辟宽广的道路。”(29)周恩来在这里对胡适的看法特别能说明时代变迁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五四时期“陈独秀和胡适”在有些方面一度是一体的,而在新的语境下,却具有了根本的不同。

   1949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新华社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批判胡适成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对胡适的这种定位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并通过各种途经予以强化。1950年9月28日的胡适日记中粘贴了两份剪报,都是他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表示的对他的态度。一份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胡适被自己之儿子声讨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一份是胡思杜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其中谈到,“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已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30)这说明周恩来在北大还批判过胡适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胡思杜虽然替其父亲有点抱不平,但是,胡适不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存在确是事实。

   就在粘贴这两份剪报的前几天,9月25日,胡适日记中还记载了一个朋友谈到的西安事变情况,“‘西安释蒋一段,在兰州时,周恩来曾为錞自言之。张学良亦曾与朱绍良言之,固事实也。’(那时和钧是甘肃财政厅长,在一九三九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经兰州飞Moscow[莫斯科],因天雨,飞机没来,[正是]谈天机会。据朱绍良说,张学良亲对朱绍良说,‘不要着急。前天周恩来一班人到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们主张要放蒋先生回去!’)”(31)。从现有资料看,在被谴责为“帝国主义走狗”之时,他有关中共和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表现的记载,没有出现明显倾向性的评论,他的“考据癖”及其对历史真相的热衷,似乎远大于现实政治的冲击,或许其今昔之感并未流露。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批判胡适成为思想界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对此,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密切关注着。1951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他又粘贴了一份剪报,内容是“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其中说:“六千多人参加学习;听周总理的报告;学习时间将有五六个月;分成五个阶段进行;教授公开‘独得之秘’;批判胡适、梅贻琦。”(32)一个“报告”,一个被“批判”,特别能说明周恩来与胡适的关系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延伸,他们名字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力量、两种文化。历史已注定了一种将伸张为唯一,一种则趋于消亡。

   1954年,大陆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当时,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争论。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有一段批示:“《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33)在胡适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批判,显然另有深意。唐弢回忆,在一次全国政协招待知识界人士的宴会上,听到毛泽东在席间谈到对胡适的批判,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实事求是。”还说:“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说着笑了。(34)这表明批判者对胡适的历史功过心中是有数的,只是基于当时思想文化界出现的一些问题才批判他。

   密切关注国内批判运动的胡适很难心平气和,在主观上越来越与中共表现出敌对的态度。1955年1月26日,他在日记中粘贴了两份剪报。一份是《周恩来的声明》,其中表示,中国人民决心解放台湾。声明援引了联合国宪章,谴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把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归结于美国的干涉。文前配有周恩来的照片。另一份剪报是美国国会根据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通过的《台湾问题的决议》,其中大意是说,美国将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经济与军事援助,并授予总统“保卫”台湾及其周围岛屿的权力。对此,胡适又产生了“不可救药的乐观”,认为打回大陆有点“近在眼前”的趋向了。第二天,他的日记记道:“去年冬天的交涉,取得安全互助条约,而打消了所谓‘组案’,是一大胜利。此次因大陈问题而得艾总统前天的致国会牒文,当时虽有UN action[联合国活动]之说,但牒文与周恩来的狂妄宣言同日出来,等于打消UN action了,而艾氏的牒文是十年来的最重大的变化,故是吾国的大收获,大转机。”(35)可见,在对中共问题上他与国民党已处于同一立场,而对周恩来用了“狂妄”二字,表明曾经的好感,在此时已丧失殆尽。

然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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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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