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士林:论审美活动的历史沉沦

更新时间:2015-08-26 00:45:08
作者: 刘士林 (进入专栏)  

  

  

  

   在背弃了诗性智慧所提供的自然澄明方式之后,(注:参看拙著《中国诗性文化》第4、11章有关论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人类主要是以两种遮蔽形式走入心灵的精神长夜的。一种是理性主体的逻辑思维方式,它在以死亡意识为中心的内在聚敛中,使自身的存在脱离了作为“天地之和”的自然节律,并从此丧失了其自然澄明的诗性存在方式;另一种则是伦理主体的道德立法形式,它以个体自由意志的觉醒破坏了宇宙本然的氤氲状态,并把生命的自然光照阻挡于个体的伦理躯壳之外。它们分别以知识之灯与伦理之光取代了自然天光的普照,但由于这两种人工取火方式正是庄子讲的“爝火不熄”,它们根本就不可能与日月争辉并照亮沉入黑暗中的世界,这正是西方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所走过的历史之路。这里首先来讨论西方文明为什么在知识光芒中竟然走进到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子夜”中。

   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西方理性智慧遮蔽了作为光明之源的美本身,所以这个“世界子夜”问题正可以从西方美学的历史演化中找到真正原因。西方美学的根本失误在于以“名”取代了“明”,以“知识论”取代了“美学”,以“理性图式”取代了“审美图式”。这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可以称之为“混淆思维与存在”,它是西方理性精神走向其最高的独断论层面必然要出现的结局。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思维与存在”之本源关系,不同于普通哲学教科书中讲的“存在决定意识”或者“意识决定存在”,它的意思是说,这两者从根本上就不能以任何方式相联系。具体言之,“存在”是一种可以具有直观形式的东西,而“意识”则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把这种关系讲得最好的是康德。他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喻为“概念上的一百元”与“我口袋里的一百元”。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我口袋里的一百元”有直观的表现,是“存在”,而“概念上的一百元”没有直观形式,它与“存在”无关。“一百元实在的钱影响我的财产状况,跟‘一百元’这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人们不能凭借单纯的观念来增进他们关于神学的知识,就像商人不能用在他的资产簿上加上若干单位来增加他的财富一样。”(注:[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三联书店,1957年,第432-433页。)这也正是知识之“名”与审美之“明”的本体论差异所在。前者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没有“直观”形式,它自身无论变得如何明晰如何纯粹,也永远不可能具有感性本体论内涵;而后者作为一种“存在”形式,无论人类怎样使用理性图式建构它,也不可能改变它存在的混沌性与氤氲性。也可以说,“存在”本身不可能通过理性图式来澄明自身,它只能通过透明的审美图式显现出来。

   但是从西方美学史的角度看,它不仅从一开始就混淆了这两者的存在方式,而且其全部历史努力也都旨在取消“思维”与“存在”之间在本体论鸿沟。其具体表现就是把人类从诗性智慧中继承来的审美直观能力看作是一种低于理性认识的感性能力,直到把美学定义为“感性学”即“未来的知识学”,即一种尚未成熟、需要进化的知识学。从原型上看,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那场“哲学与诗歌之间古老的争论”。它在否定诗人作为真理代言人的神圣资格同时,也就把诗性智慧的本源性意义驱逐出人类的理想国。这直接启蒙了古希腊哲学家的科学癖。毕达哥拉斯“数是整个的天”这句名言,为西方理性智慧的历史登场拉开了帷幕。它一方面以数学为宇宙天体建构出运动的根本法则,另一方面也用同样的方式把灵魂阐释为一种“根基于数的比例关系”的和声。而到了轴心时代古希腊死亡哲学的产生,它在把主体经验空间化、对象化的过程中,也就逐渐形成了反映论的哲学基础。当柏拉图把“现实的床”(存在)看作是“理念的床”(思维)的摹本之时,它也就为“混淆思维与存在”这种历史沉沦打开了逻辑通道。这也就是海德格尔说从此之后西方之“思”就与“在”无关的原因。

   在西方美学历史沉沦的进程中,康德是个至为关键同时之功过相当的人物,他从对主体三种心理能力的批判性考察出发,为人类生命活动建构出三种精神本源。他的功劳在于建构了审美图式与理性图式、伦理图式的本体差异,这使得已经在理性智慧夹缝中苟延残喘的诗性智慧获得了其本体论园地,为异化了的生命暗示了自由的本体内涵。他的过失则在于他既不敢彻底“批判纯粹理性”,也不敢彻底“批判实践理性”,所以他最终没能把美的本源独立出来,而是一方面与纯粹理性相连把它阐释为“美在于形式”,另一方面则与实践理性相连把它看作“道德的象征”。这就为西方的后康德美学彻底否定美的本源留下逻辑上的缺口。

   其中之一是把美的本源沿着“形式”的方向继续扩展,这是西方古典美学的发展之路,它把美学改造为一种关于感性生命的科学。例如德国精密美学家费希纳提出的三原则:多样性统一,和谐性,清晰性。这里知识、真成为价值标准,美被理解为“是否真实”或审美认识。从此逻辑学成为审美情感的追求目标。其理论高峰则是黑格尔美学,这个美学的基础也就是作为理性图式最高说明的精神现象学,其中建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最初的知识或直接的精神,是没有精神性的、感性的意识。在这个基础上,黑格尔提出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它以把美划为理念的初级阶段的方式,剥夺了美固有的本源性,把美的本源从一种“自身显现自身”的“东西”异化为理性图式显现自身的“对象”;其中之二则是把美的本源沿着“道德”的方向进行阐释,这是西方现代美学的探索方向。经过启蒙运动从中世纪神学枷锁中初步建构的近代主体性,在进入现代世界之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浪漫主义创造的独立于大宇宙的诗学小宇宙,到唯美主义建立在幻觉基础上的超自然的视灵术,直到当代马尔库塞提出的“新感性本体论”,实际上都是“美是道德的象征”的进一步发展,其深层涵义也就是德国浪漫诗哲所谓的“美拯救世界”,即认为只有通过这种伦理化的审美活动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这个问题是非常需要进行深度精神分析的,因为它实在是西方美学乃至文明意识形式的一个根本性误区。其实,不管是以“感性学”来界定人类自由的审美活动,还是为了更加突出它与理性活动的对立而冠之以“新感性”,由于这种“感性”是作为一种理性对象而生成的,所以只要从这个角度追问一下它从何而来,就可以弄清楚它的本质内容。把理性异化看作一切生命悲剧的西方美学主流意识形态,它所犯的一个根本性错误在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作为理性智慧对立面的感性本能,就是美的本源与生命自由的活动方式。但实际情况却是,这种“新感性”只是理性图式改造、建构生命本体存在的对象化产物,而文明世界中人类高度发达的感性欲望,从本质上讲不过是各种理性图式的寄生壳,所以从感性欲望的本性来讲,它们是与审美澄明活动背道而驰的。所谓的“新感性”也就只是理性智慧的“感性表现”,因此通过“新感性革命”而拒绝承担理性图式的物质载体之后,西方美学并没有实现人类生命的真正解放,反而只能因为这种恶劣的否定主义而陷入到巨大的虚无之中。此时能够拯救它的,就不是“美”而是“丑”:不是“生”而是“死”。西方现代主义通过打碎理性枷锁探索人生自由的结局,只能是一种具有浓郁荒诞色彩的悲剧:在彻底砸烂一切专制理性的旧世界之后,在它所建造的后现代文化中,除了一个赤裸裸的身体与两种原始的食色本能之外,也就一无所有了。这正是海德格尔说的“本质赤贫”与“无家可归”状态,甚至连人类的自由理念与现代主义的自由追求也不复存在。

   以上表明,与理性相对立的“新感性本体”,依然不是、也不可能取代美的诗性智慧本源。这其中也暗示出只有中国诗性美学才能指示真正的自由之路。但它显然不是在历史中正在走向深渊的异化了的中国美学,因为它至今尚未经历现代性启蒙的巨大阵痛,并对其存在结构与历史使命一无所知,甚至是一种必须严加批判的对象。

  

  

  

   中国美学的根本失误在于以“命”取代了“明”,以“伦理学”取代了“美学”,以“伦理图式”取代了“审美图式”,所以中国美学“走向深渊”的历史沉沦也可以从它的历史演化中找到真正原因。虽然可以说最初的沉沦不如西方那样剧烈,但是它同样始于中国民族在轴心时代伦理意识的觉醒。尽管与西方民族通过与自然对象来确证其理性生命本质力量不同,中国民族是通过与自身内宇宙的交流去把握世界的根本之道。这一点从儒家的“尽性知天”与道家的“万物与我为一”观念中可以得到最好的说明。但是殊途同归,与知识之火不足以照亮世界一样,伦理之光也同样不能使宇宙进入澄明之境。而其所引发的具有家族类似性的审美沉沦就是:与在理性图式异化中,西方美学必然沦落为“未来的知识学”一样,在伦理图式的历史构建中,中国美学则被扭曲为“未来的伦理学”。这当然也是一种“混淆思维与存在”的独断论,不过由于其对象局限于小宇宙内部,所以它更可以称之为一种主观独断论。

   作为一种轴心时代的新产物,可以说伦理主体同样与死亡意识之产生密切相关,它与理性主体的差异仅在于它是在个体生命内部所完成的。(注:参看拙著《中国诗性文化》第4、11章有关论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如果说理性主体的困境在于它永远无法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那么也可以说,伦理主体的死结则在于“道德与历史”的二律背反。而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拓展,伦理主体与其“本心”的矛盾也就更加剧烈。关于中国美学历史沉沦之过程,也就可以此为尺度划分出两个逻辑环节。第一阶段是先秦儒学,此时在儒家伦理学与诗性智慧之间,可以说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而“明”与“命”各自的本体内涵也还相当模糊。而且即便在轴心时代之后,由于中国诗性文化特殊的结构性,伦理图式与审美图式也一直没有得到真正梳理,这也正是“儒道互补”可以成为中国文化深层心理结构的原因。如果说伦理图式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现实世界,也可以说审美图式则通过非主流意识形态而获得了中国民族的精神世界。

从逻辑角度讲,伦理图式对审美图式的同化工作,是在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中,通过宋明理学关于“理”本体的建构与论证而完成的,它把伦理主体的“仁”扩而大之赋予了宇宙万物。这一同化工作的内在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首先它以一种主观独断论方式混淆了伦理图式与审美图式的本体差异,从逻辑上完成了伦理图式对于审美图式的遮蔽。关于理学的基本精神,一言以蔽之,可以称之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高明”是其作为伦理图式的本质表现,它比审美澄明多出了一个“高”字,正是在这个“高”出来的层面上,它把世界再生产为一种与其固有形式不同的“天地境界”。而所谓“中庸”,就其本义是“无过无不及”,是宇宙自身“元来如此”的显现,它也就是我所说的审美图式的汉语代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jie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1678.html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02年04期第111~117页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