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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林:都市化进程与现代科学的人文价值生产

更新时间:2015-08-26 00:42:21
作者: 刘士林 (进入专栏)  

  

   城市化(Urbanization)进程始于欧洲,至今已推进了200多年。尽管时间不算长,却比有史以来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给人类世界带来的影响都要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影响无论在范围还是在深度上都呈现出不断加速与不可阻挡的态势,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总体上越来越依赖于城市的结构与形态。城市化进程在深刻改变现实世界的同时,自身在形式上也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按照一般的看法,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种模式,表层现象是农业人口向城镇、中小城市与大都市的迁移,而深层内涵则是社会结构、经济与技术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变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都市自身未能得到充分发育,因而与一般城市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以“国际化大都市”为首位城市、若干布局合理、功能互补并在资源、产业、信息等方面符合系统论原理的“世界级都市群”的出现,不仅直接改变了人口迁移、资源流动相对均衡的传统城市化进程,同时也使自身在模式与形态上出现了重要而醒目的新特点。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展开的当代城市化进程,即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①在都市化进程中,原本分散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以及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迅速地实现了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集中,这不仅直接改变了城市化进程的传统模式与特点,同时也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升到新的水平与境界。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城镇化、城市化等完全消失,但无可置疑的是,其他城市化模式在都市化进程中正在变得黯然失色。西方学者西奥多·赫斯伯格曾认为,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环境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的”,二是“什么样的社会经验同城市环境的不同方面相关联”,三是“影响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机制是怎样的”。②在当今世界中,由于“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以及与之有家族类似性的“国家首位城市”与“国家级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与“区域性城市群”分别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直接决定着“城市环境”的变化与“社会经验”的生产过程,因而恰好构成了“影响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性机制。这也是一直作为城市化进程主要精神资源的现代科学体系发生重要变革的根本原因。

  

  

  

   从深层结构上看,城市化进程最重要的对象是自然经济与乡村社会,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构成了城市化进程的核心要素与主要机制。具体说来,现代科学体系是城市化模式的内在精神资源,现代工业系统则是其外在实践方式,这两者密切结合,在200多年的城市化历史进程中,对人类的主体世界与客观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以近代数学与物理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揭示了自然界发生的现象和过程的实质,对这些现象和过程的规律性的认识与把握,使人类一方面走出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幼稚状态,另一方面也冲破了农业宗法社会结构给人造成的思想蒙昧,真正地解放了人类的思想与生命力,为他们向自然进军、征服自然奠定了坚实的主体基础。正如卡西尔所说:“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的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③

   其次,自然科学与传统思辨哲学不同,它不再沉溺于主体的内心世界,而是直接指向更为复杂与广阔的现实世界。正如皮尔森所说:“认识在其自身的范围内就包含了某种解放的性质,因为当我们开始洞察事物的秩序时,我们就能够消除非理性的、难以驾驭的和令人困惑的东西。因此,对待事物的本体论观点所导致的认识,极大地扩展了精神的视野——这个扩展不仅在认识的水平上,而且在实践的水平上,存在于对自然规律、陌生的国家和风俗、利用技术改造世界的可能途径等等的发现之中。”④在打破内在心灵枷锁的同时,现代科学也为人类提供了全新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如不同于农业生产、传统手工业的采矿业、钢铁制造业、纺织业等,并直接创造出令传统小农不可思议的经济奇迹与物质神话,彻底改变了城市对乡村与农业地区的依赖关系。

   再次,自然科学与现代工业的充分发展与相互结合,是人类社会与其传统形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根源。西方学者罗斯托曾指出,传统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使用从牛顿物理学衍生出来的各种技术”,而“采用并提高了从牛顿以后的或现代的科学中衍生出来的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加速的主要原因。⑤现代社会发展最直接的标志是大城市的繁荣,如西方学者指出:“古代的城市受气候、功能和时间的共同影响,是一种社会性的产物。这种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适合当地条件的技术、风格和建筑样式,他们既反映又指导了社会模式和当地文化的特质。然而,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有的限制变得较为自由。非本地的建筑材料用船从远方运来:沙地或花岗岩地区到处竖立着大理石表面的摩天大厦;常绿森林里停靠着各式房车。在全国各地的郊区都可以见到一排排类似中西部特色的农舍和新英格兰时期的建筑风格。标准化的写字楼随处可见,全然不顾当地的气候条件,然后通过供暖和空调系统来弥补这种有意的忽视。大众流通系统用高昂的代价把各种不宜存放的食物运进雷同的城市里,摆放在相似的超市中,随顾客带进公寓,在相似的厨房里享用,不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不考虑地理条件的不同,不考虑季节和气候因素,甚至也跨越了国家的界限。”⑥由此可知,尽管“导致今日西方城市生活方式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技术社会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成的”⑦,但实际上,正是借助于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的成果,现代城市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涵上才彻底超越了其传统形态。以现代科学为内在生产观念,以现代工业为主导性实践方式,最终建造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乡村、也不同于传统城市的现代思想与生活方式。就前者而言,“它与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神话传说和道德标准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冲突……对上帝,正义,爱情,权力和美,都重新赋以新的定义。它焕发出新的概念,新的见解,新的推理方法。它打翻了并且取代了古老的关于时间,空间,物质,和因果的观念。”就后者而言,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工业现实观”(indust-reality),“工业现实观是工业化的产物,它贯穿在工业化一切观念意识形态之中,指导我们去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它是为第二次浪潮文明(引者按:即工业文明),为这个文明中的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宣传家使用为前提而形成起来的。”⑧这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无疑是全面而彻底的。

   在所有这些重要的变化与后果中,最根本的是现代科学直接改变了人类精神系统的内在配制,使一直依附于神学、宗教、伦理等古典人文知识体系的自然科学、实证科学等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形态并逐渐取得霸权话语。特别是在19世纪以来,以黑格尔冷冰冰的理性哲学为始基与母体,以思辨见长、富于价值关切的古典人文学科迅速地“走向科学”,一种可怕的理性独断论思潮在现代世界迅速泛滥。在历史哲学的维度上,由孔德奠基的实证主义哲学就把科学看作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在人生哲学的维度上,杜威的经验主义则努力把它普及到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文化哲学的维度上,卡西尔宣称“正是科学给予我们一个永恒世界的信念”⑨,凡此种种,直接冲击与解构了农业文明及其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精神生态与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现代理性这种极端而片面的发展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人的价值与意义问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⑩因为,“在科学的名义下,知识不再负载伦理和审美的作用,也开始失去了与价值的联系”。(11)而几乎所有被我们以“现代性”概括的现代世界与人生问题,都是以这个片面的理性框架为发生基础并不断扩展其范围的。

  

  

  

   与人类其他的发明与文化创造一样,现代科学自身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如果说,它的功劳主要是破除了人类早期的精神愚昧与心灵黑暗,结束了人们对大自然的幼稚与依附状态,为文明人建立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城市家园,那么也不妨说,由于它是以理性对本能的征服、工业技术对大自然的破坏、城市社会对个体自由空间的极大压缩为代价,所以同时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现实问题与各种文化后遗症。它们集中表现在现代文明与城市生活方式中,并严重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以理性与科学为深层结构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及其价值体系深度解构了绵延千年的农业社会形态与农耕文化传统,其对人自身再生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在高度抽象化与社会化的个体生命内部发生的“理性原则对感性生命需要与冲动的压抑与摧残”。如尼采说:“神机妙算取代了形而上的慰藉”(12),“一种愈来愈可疑的教化使得体力和智力不断退化,身心两方面的马拉松式的矫健被牺牲掉了”(13)。如席勒说:“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酬报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也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14)这是人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感到压抑、焦虑、苦闷甚至不幸的根源;二是在高度专业化与科层化的社会系统中“异化劳动对主体自由生命活动方式的扭曲与否定”。如怀特海指出:“这种情形埋伏着一个危机。它将产生出限于一隅的思想,每一个专业都将进步,但它却只能在自己那一个角落里进步。在思想上限于一隅,在一生中便只会思考某一套抽象概念。……但任何抽象角落都是不足以包括人生的。……简单说来,社会的专业化职能可以完成得更好、进步得更快,但总的方向却发生了迷乱。细节上的进步只能增加由于调度不当而产生的危险。”(15)如马克思指出:“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6)也就是说,理性智慧、社会组织与物质财富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社会,不仅没有提供、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地威胁着个体全面发展的可能。

尽管“压抑”与“异化”自古就有,(17)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却是日甚一日的。如芒福德所说:“在19世纪以前,城镇上的各种活动大致是平衡的。虽然工作和做生意一直是重要活动,但是,城镇居民同样也费许多精力从事宗教、艺术戏剧等活动。”但在城市化进程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则正如乔治·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所指出,“大都市始终是金钱经济的地盘……它把所有的人格与品质都简化成一个问题:‘值多少钱’?”(18)正是以追逐最大最直接的物质利益为目标的城市生活与文化系统,彻底割裂了人与大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有机联系,使文明人的精神生态与文化享受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是人们怀念乡村的简单生活,以及希望回归大自然的主要原因。在都市化进程中,城市化进程的遗留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以城市环境为例,都市化进程意味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而与此同时也使固有的“城市环境”问题更加尖锐与突出。城市社会学家曾指出:“在出现了工业系统的早期城市以后,住房、商店和运输的发展,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在旧城市中,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固定人口,淹没在新来的人流之中,原有的邻里生活方式受到破坏性冲击。在很多城市里,由于人口急剧增加,食物、住所、卫生设施、医疗保健和职业非常紧张,供不应求,其结果是欲求受挫,疾病流行,营养不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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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杭州)2007年3期第8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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