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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林:生态美学与诗性智慧的现代复活

更新时间:2015-08-26 00:31:25
作者: 刘士林 (进入专栏)  
(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请参阅拙著《中国诗性文化》第72页到76页。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由此可知,只有在这种非主体与非对象化的诗性智慧中,才在逻辑上隐含着生态美学诞生的真正可能。而以主体化和对象化为基本特征的理性智慧,无论它怎样改造自身,由于主体化必然要割裂人与自身的内在有机联系,由于对象化必然要割裂人与世界的外在有机联系,所以最终只能展开一种“走向死亡的存在”。只有一方面以非主体化方式平息了个体生命的内在冲突,另一方面又以非对象化方式减缓了人与自然的冲突矛盾,在逻辑上才最有可能成为生态美学的思想资源。而由于在文明时代中所有的理性智慧在深层结构上都是一致的,因而就可以说,惟有诗性智慧那种特殊的活动节制,才是原始的生态系统惟一的精神卫士。(注:关于中国诗性智慧与西方理性智慧的比较研究,可参阅拙文《我对中国文化的新阐释——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若干说明》,见《泰山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理性智慧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因而诗性智慧在现代复活无疑是十分艰难的。对于西方民族来说,由于以死亡哲学为最深层的自我意识,因而那种物我浑然一体的诗性智慧经验,对于西方人来说早就成了一个可怕的梦魇。即使像对理性智慧深揭猛批的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最多也只能把他们天才的直观还原到主体的死亡。这是因为理性主体只有首先走向死亡,才能与积怨甚深的自然获得真正的和解。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中国美学唾手可得之物。尽管在中国传统的诗性智慧中,由于理性思维结构的未生成,由于人与自然在根底上从未真正破裂过,中国美学研究最有希望承担起生态美学的职责。但由于所受西方主流美学话语的深重影响,当代中国美学同样与诗性智慧已经没有了什么有机的联系。尤其是那些打着“生存”、“生命”等旗号的后实践美学诸家,由于所借鉴的思想资源基本上属于以死亡哲学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哲学,它们在逻辑上就不可能走出理性智慧的圈套,这也是它们只能大讲死亡、悲剧、焦虑等其他各种现代性心理经验的原因。因而,仅仅从它们借鉴的西方理论资源看,就不可能完成诗性智慧的现代复活。

  

  

  

   从精神—实践的角度讲,生态美学可以说比一般美学研究更重视它的实践意向。它要回答的问题是,一种不与自然对立、分裂的主体,如何利用自然、如何从对象上获取生活资料以维系其类的延续性?也可以说,生态美学在观念上能够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尺度,才能把它所禀赋的诗性智慧运用于社会生产过程中,使整个人类社会可以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逻辑分析的角度讲,由于生态美学并不直接针对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而仅仅是针对着人自身的精神再生产方式,因而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具体为:一个生态型的文明社会,必须以何种尺度作为内在生产观念,才能够成为可能?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谓的生产尺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片面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本文简称第一尺度);另一种则是全面的、不受其肉体需要支配、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第二尺度)。问题关键依然在于,如何通过逻辑分析阐释清楚何种尺度属于诗性智慧,是生态美学意义上的审美尺度。而这个问题依然需要通过对理性智慧的歪曲阐释来获得。

   由于深受理性主义哲学影响,在对这两种尺度的解读上人们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即把第一尺度完全归属于动物,而把第二尺度完全等同于人的理性或主体性。引申而言,第二尺度完全是理性智慧的作品,而诗性智慧则被贬低为动物的生理活动尺度。人们经常这样讲,人的体力筋骨不如老虎狮子强健,人的生理感官不如鹰眼与狗的嗅觉,但由于人是理性的动物,可以利用其他物种的尺度来掌握与控制自然界,于是作为内在生产观念的第二尺度,就成为一种人类制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文化工具。关键问题在于,这种看法是否具有合法性?这里可以换一种思路,即采取了这样一种理性化解释之后,能否为人自身的再生产提供一种审美建造的内在尺度。实际情况与此恰恰相反,由于理性活动的一切成果,在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现实生存需要,即与人的“肉体需要”直接联系,所以它在逻辑上就不可能成为全面的、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的第二尺度。这一问题从学理上可以表述为:由于人的理性尺度,是作为与动物相区别的人的类本质、作为人之为人(像动物之为动物一样)的内在固有尺度、是作为人“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而存在,所以,就理性尺度本质上是人“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而言,它毫无疑义地就是人的第一尺度。这种理性智慧语境中的悖论在于:由于把人的主体性尺度等同于马克思讲的“内在的尺度”,也就等于说,人只能按照他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来建造,这就已经把人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建造在逻辑上偷偷地取消了。从相反的角度说,如果不能把第二尺度与人的第一尺度区别开来,人以“任何种的尺度”(第二尺度)来生产,也就必然成为人按照其内在固有尺度(第一尺度)、亦即人按照其所属的种属尺度来建造,这与动物那种片面的、在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下的生产,并无任何实际上的差别。它所实现的只是其种属的善,而不是具有共通性的美。因此只有从逻辑上区分开这两种建造尺度,才能为生态美学进入现实世界打通逻辑上的障碍。

   审美尺度本身意味着人类自由的生命活动所遵循的内在生产观念。在讲到这一问题时,人们一般都喜欢从马克思这段名言出发,马克思说:“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些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动而被赋予形式。”[2](P331)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劳动是火”同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读语境。从理性智慧出发,它就往往被解读为改造对象的物质能量,而从诗性智慧出发,它却还有一种更古老的功能,就是照明事物,使世界从黑暗中显现出来。在照明活动中,劳动之火虽然也是一种“赋予形式”的活动,但却不是以否定对象的理性方式完成的。在这里,事物恰恰是以它的本来面目,以肯定自身固有尺度的方式,摆脱了遮蔽或“无定形”状态,进入到它自身按其内在规定应该进入的形式中。也可以说,劳动除了“木直中绳,輮以为轮,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荀子《劝学》)之外,还可以有另一种不同的形态,比如人种一棵树的劳动过程,其结果实现的却是一棵树本身自然禀承的属于自身的目的。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否定对象自身固有尺度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的理性尺度;后者则在充分肯定对象固有尺度的基础上实现了万物自身的目的。(注: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也有所注意,格伦德曼指出:在农业生产方式中,马克思已经看到:植物的变形不是由人的劳动引起的,而是自然本身培育的。参看日本学者岩佐茂著,韩立新等译的《环境的思想》。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出版。)这两种尺度的本体论差异,也直接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生命活动方式。一种是对对象必然性的认识、把握与利用,其目的是直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其方式是把人的理性尺度直接运用于对象世界中,使之成为属人的对象;另一种虽然也以对“对象必然性的认识、把握”为基础,但其目的却在于实现对象自身固有的尺度,是让事物成为它本身。由此可知,劳动之火的建造方式,既可以是一种改造、征服;也可以是一种照亮、澄明;既可以赋予一种理性的形式,也可以赋予一种透明的形式。而只有后一种才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事物本身内在固有的“自然的善”,在人的审美建造活动中澄明了自身。

   这里正显示着诗性智慧与理性智慧的逻辑分野,因此把两种生产尺度加以比较,对于深入认识和阐释生态美学的实践观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以理性尺度为基础的那一种,其理论渊源始于亚里士多德,在亚氏的本体论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尺度成为建造活动的主要方面,其余万物都被看作是必须加以造型的质料。这一思路在黑格尔的对象化理论中达到顶峰,整个世界不过是“理念”物化、对象化的结果,全部历史也不过是精神吞噬、否定客体并最终回归其自身的过程。然而这一建造方式在本质上是以一种“主奴”关系模式为基础的,它使生产的最终结果,既不是人的内在尺度的全面展开,也不是客体固有尺度的现实化,而是一种与它们自身不同的异己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异化劳动,在这里,“生产者的生产”也就是“生产者的物化”,“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3]。由此看来,理性智慧提供的内在生产观念只能导致一种普遍扭曲的异化生产。工业文明那种技术型精神—实践方式,就是这种内在生产观念的现实成果。这里特别要加以强调的一点是,这种异化性质不是理性智慧自身可以解决的。如当今环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生态观念,它本质上只是一种“理性的狡黠”,因为如果他们不被迫这样做,就不可能再继续生存下去。而出于任何功利目的而采取的环保措施,与作为人自身精神再生产的审美尺度仍然是相当遥远的。真正生态意义上的审美尺度,只能到诗性智慧中去寻觅。借用《周易》里的话,我把它称为“曲成万物”的方式。这是一种让事物自身成就自身的方式,其本体内涵即“曲”主体以成万物。这里面包涵着一种深刻的思想。一方面,人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物,它的一切生命活动无不带有它自身的目的,所以只要人活动,就总要把“理性尺度”运用到对象身上,想方设法地达到主体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人是惟一可以利用其他物种尺度来建造的生命,所以其他种类能否以自身的尺度存在,就完全取决于主体的态度。这是一种无论如何也无法被取消的类本质,所以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称为“基础本体论”。这里依然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悖论:既然人实现自身意图的权利不可能受到其他物种的限制,甚至还可以巧妙地利用万物的尺度满足自身的需要,又怎么可能指望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呢?即:如何在必然的改造世界过程中,既把自身的意图加给包括自身在内的万物,又把它们生产为它们按照其内在尺度应该成为的样子。

在理性智慧的语境中,这种审美建造方式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现代自然环境早已敲响了末日警钟,而人们依然不可能停止各种自杀性掠夺的根源。因此,这种生态生产在理论渊源上只能追溯到诗性智慧中。这正是古人所谓“曲成万物”的秘密所在。从中国诗性智慧的角度,如老子讲的“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六十七章),人由于它的“第一尺度”(即主体性),本是可以为天下先的,但为了能够“成器”(即天下万物),为了能够永远保持人这一优先地位(即“成器长”),就必须限制它的第一尺度,而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反复讲“德畜”,“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五十一章),都是强调这种自我克制的伦理学,它要求主体自觉放弃其第一尺度,即“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四章)。再如庄子讲的“齐物论”,如何才能拉平人与物之间的现实差异,让两者以平等方式居于世界之中呢?在庄子看来,即“吾丧我”,这个“我”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人作为一个种类所具有的那个优越的第一尺度。如《大宗师》所谓:“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莫邪’,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必以为不祥之人。”就审美建造方式的现代意义而言,海德格尔的一些见解尤其发人深省,他说:“我们对于行动的本质还深思熟虑的远不够坚决。人们只知道行动是一种作用在起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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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泰山学院学报》(泰安)2004年01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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