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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林:关于儒家伦理实践如何可能的先验分析

——以《韩琦杀庙》与《赵氏孤儿》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5-08-26 00:25:21
作者: 刘士林 (进入专栏)  
在与之相对的民间话语系统(如与“诗”相对的戏曲、与“正史”相对的“野史”,与“士大夫话语”相对的“民间说书艺人的版本”等)中,却以薪尽火传的方式使中国轴心时代的“自然的善”延续下来。这当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传播方式,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从《汉书》的作者班固指责屈原“露才扬己”,到新旧《唐书》共同批判杜甫“无拘检”、“放旷不自检”等,都可以看作是“道德的善”对人性中固有的“直心直行”的疯狂扫荡,而由于它们直接阉割和绞杀了个体生命深处的“自然的善”,所以最终就难免于要把诺大中国再生产为一个“病梅馆”。这同时也是为什么只能在《杨家将》、《岳飞传》、《周仁献嫂》等各种民间叙事中,才能再次看到司马迁所激赏的那种“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史记·游侠列传》)的感人行为。

   在民间文化系统中之所以能够保持住中国民族在轴心时代觉醒的一点“灵明”,其主要原因可以从这样两方面加以了解。首先,从叙事主体的角度讲,由于民间文化传播者受主流意识形态(如程朱以及程朱阐释的孔孟之道)的影响最少,就像“粗心眼”的韩琦可以在紧要关头舍生取义一样,因而只有他们在逻辑上才最有可能保持住伦理判断上的“最初一念”。从历史源流上讲,那些在夕阳古柳中反复讲述着《杨家将》或《说岳》的民间艺人,本身就是轴心时代的中国诗人政治家的直系后裔。据《周礼》记载,这些诗人政治家的基本功能就是“讽诵诗,世奠系”,即,中国先民的伟大历史和血缘脉络,正是通过这些“矇瞽”的“口耳相传”延续下来的。另一方面,在古代士大夫阶层普遍地丧失了“良知”并开始胡说八道之后,也只有这些“负鼓盲翁”还在痴心地“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处也须下泪”。而中国民族那种用生命书写的纯粹道德概念和直观显现的“自然的善”,也正是在他们“不够风雅”、“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苍凉声调中,才使得广大的下层生命中固有的精神本体得到滋润和营养。(如在《清忠谱》中,苏州市民正是因为听了说书人讲的《岳飞传》,才立马超越了经验的约束从而选择了深明大义和捐躯报国。)其次,从叙述内容的角度看,民间话语中一个千古不变的主题就是孔孟之道中最根本的“人兽之辩”。尽管它经常被各种“士大夫”讥为情节机械、程式化、千第一律的道德说教,但对于先验批判能力极度缺乏因而无法获得清晰的道德概念的中国民族,由于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拒绝“反思意识”所带来的种种经验污染,因此它在客观上也就真正完成了对“自然的善”的直接的最高辩护。它反复叙述这个主题的意义只有一点,那就是只有像程婴、公孙杵臼、韩琦、杨家将等人那样做,才能使人成为一个脱离了任何低级趣味的真正高尚的生命。

   也可以说,主流意识形态是“道德的善”的最高代表,由于它把“反思意识”和经验标准带进了伦理实践中,所以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到它一心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民间文化中人性所遭受的文明之恶性损耗最小,因而它也就成为中国民族保持其轴心时代精神本体的天然仓库。然而,“睡觉时都睁着一只眼”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美丽的自然之野的觊觎和征服。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首先,在许多有着考据癖的“雕虫”学者那里,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指出民间叙事与“史书记载”是如何地不相符,例如是否真有屈原这么个人?例如“杨家将”的姓名是如何地错乱,也包括挖空心思地为曹操、潘仁美、西门庆等反面教材大做翻案文章。无论他们本人是否能够自觉地意识到,由于在这种分析技术中他们一般都是以“道德的善”为语境,为了各种实用的功利目的而企图诋毁存身于民间叙事中的最高道德原则,所以也就难怪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它们贬低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而顺便可以补充的一点是,由于对“道德领域”的这种“知识攻势”本身就是非法的,尽管它们可以在士大夫话语中百般卖弄和“争奇斗艳”,但对于有着辽阔空间的民间文化而言,它们的传播不仅及其有限,而实际上也根本不可能把那些道德铁案真正翻过来。另外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这当然也是一个首先需要加以分层的宏大叙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悲剧的本体内涵,或者说如何理解真正的悲剧精神。如果说中国悲剧大都以喜剧作结尾,没有西方那种大毁灭和大死亡,那么“中国没有悲剧”的说法也可谓差强人意。但另一方面却正如在韩琦自杀事件中所发现的,一方面是“当差人”不能放弃的“历史原则”,另一方面则是“当差人作为人”更无法背叛的“道德原则”,因此它与黑格尔的古典悲剧理论在深层结构上是完全相通的。而18世纪的法国大作家伏尔泰之所以改编《中国孤儿》,也正是因为他从中直接发现了一种真正的悲剧精神。明乎此,像“中国没有悲剧”一类的“知识”或“学术”不仅不堪一击,也是“不可与言”的。

   正是在这种中国古典悲剧的深层结构中,才真正保持和体现了中国伦理学的本体论内涵。一方面,由于它符合了康德为义务而义务的实践理性要求,因而就克服了不能在观念中讲清楚本体的先天不足,从而为中国民族的伦理实践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内在生产观念。另一方面,它在深层语法上和黑格尔的古典悲剧理论又如出一辙,因而正是在中国悲剧英雄不可避免的毁灭和牺牲之中,才完成了这个民族从“当差人”向“自由人”飞升的精神涅槃。而一旦当差人的自由意识在道德困境中被激活,一旦他们可以按照“自然的善”来“自做主张”之时,那么这个民族的个体生命也就真正走向了成熟。关于中国生命伦理精神的纯粹理性分析,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个民族在轴心时代获得的“自然的善”。然而与康德通过抽象而晦涩的先验分析来阐释它完全不同,中国民族是在个体生命的悲剧死亡中使之得到印证和大白于世的。正如在元杂剧中关羽那句最著名的唱白:

   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正如康德说道德行为需要真正的英雄才能承担一样,这种“人之生也直”的伦理实践方式本身也需要有最强劲的生命力和最高的思想觉悟才能承担。只有这种不怕苦难牺牲、真正大义凛然的伦理实践,才能使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轴心时代的生命精神走向真正的复活。这就是在先验分析语境中对中国伦理图式所做出的最高阐释和最后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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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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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西安)2004年01期第95~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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