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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林:中国美学的本土经验及未来发展

更新时间:2015-08-26 00:22:47
作者: 刘士林 (进入专栏)  

  


   青春体中国美学:感性与理性的交织,直觉与逻辑的绾结,沉思与激情的并行

  

   新时期伊始,中国美学置身于新旧交织、“左”“右”缠绕、既充满憧憬又举步维艰的艰难历程中。但中国美学还是率先在抽象的精神领域中迈出了大胆探索的脚步。在个体的感性需要与存在被压抑到极点的“文革”之后,中国社会的任何变化和发展都离不开“人是什么”这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当中国哲学还在“文革”话语中反复徘徊的时候,正是中国美学以其特有的诗性知识形态与感性学本质,在如何理解人、人的本质与自由等方面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内在生产观念。几乎当时每一个重要的美学家,都无一例外地把“人”、特别是人的感性存在看作美学的研究对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泽厚与高尔泰。在今天看来,尽管他们共同的问题在于未能区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并开了长达30年、至今未能止息的“以美学代哲学”的先河,在逻辑上有悖于学术独立这一现代学术理念,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恰好体现了刚从“文革”阴影与思想蒙昧年代摆脱出来的美学人对于人的感性存在与生命解放的共同关注与急切思考。

   在学术范式上,可以将80年代美学命名为青春体学术。感性与理性的交织,直觉与逻辑的绾结、沉思与激情的并行,是青春体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首先,青春体学术最直接的感性特征是拒绝任何现实的约束,给个体的自由思想和发展提供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场,这是80年代美学可以出现百花齐放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尽管当时从事学术研究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另一方面,由于物质条件的贫困极大地刺激了人的精神需要,特别是美学人本身尚未被物质享乐诱惑或俘虏,因而贫瘠的现实恰好构成了美学人从事精神生产的动力,这是80年代美学显得更加动机纯粹、有时甚至可以达到“以学术为目的”的主要原因之一。再次,最有意味的是,如果说实践美学代表着青春体学术的最高学术成就,那么也可以说,作为实践美学“诗眼”的“积淀说”最能体现这种青春体学术的秘密。在80年代,尽管每个人都喜欢理性一词,但这个理性既非西方古典的先验理性,也非西方现代的工具理性,而在本质上更近乎一种感性与理性不分、诗性与知性杂糅的诗性智慧。这就是李泽厚反复强调的,他的实践本体既不同于康德的先验理性,也不同于卡西尔的语言符号的根源。由于实践美学的巨大影响,这种“诗化的理性”直接构成了中国新时期美学生产的母体。此外,对于80年代中国美学,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是,具有浓郁现实主义情结的美学人是如何将审美的无功利性与他们对现实世界的高度关注统一起来的。尽管十分关注现实世界及其矛盾斗争,但80年代美学并不真的沉重,而是一种催人奋进的时代乐章。同时,作为一种被启蒙理性激发出的青春感,它们也完全不同于后现代的物质化的商业青春。由于各种现实的与逻辑的条件,使80年代最终成为一个美学的盛世。

  

   中国非主流美学真正体现出“学问风格”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学界逐渐走向了冷静与理性。正如李泽厚以“思想”和“学问”区分80年代和90年代一样,当现实世界在改革开放中日益展示出丰富的社会内容之后,原本借助朦胧诗、伤痕小说、星星画展再现的美的幻境必然要被迅速地覆盖。原本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凭一两篇文章就可以闯天下的青春体美学,也在市场经济以及日益严密的学术生产体制下逐渐被规范化和技术化。这一痛苦的进程,既直接表现在青春体美学的自身嬗变上,也表现在以纯粹学术为目标的非主流美学的发展中。在某种意义上,青春体学术无疑是当代中国美学的主流。尽管中国主流美学表面上谱系、话语众多,但在深层结构上可以将之分为“本质论”美学和“存在论”美学。由于从新时期伊始就缺乏建构一个纯粹“知识学”的美学语境,致使中国美学研究的理性基础十分脆弱,特别是随着“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的来临,更是加剧了中国美学研究中“意见”多于“陈述”、“情绪”多于“理智”、“噪音”多于“语义”、“杂感”多于“共通性”、“价值形态”多于“科学体系”的现状。这一点也可以说是青春体学术最直接的后遗症。

   从文化资源与基础理论的角度,真正与主流美学划清界限的是以诗性文化为背景的非主流美学。与主流美学主要借镜于西方哲学美学资源不同,人类原始的诗性智慧与中国传统的诗性文化构成了非主流美学的母体。在逻辑分析上,非主流美学一方面与思辨型的西方古典美学传统、与以语言分析和存在主义为两大理论基础的现代美学有着质的区别,另一方面也与在西方主流话语影响下所形成的中国本土的“西学为体”的美学研究截然不同。就其内在规定性而言,它是一种以汉民族话语为言说方式,以东方特有的诗性思维为主体认知图式,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哲学美学谱系的美学研究。与主流美学相比,非主流美学从一开始就避免堕入“以美学代哲学”的歧途,从而更深刻更直接地揭示了审美活动的机制与秘密。在当代美学接近30年之际,劳承万先生明确提出人类美学理论存在着理性与诗性两种形态,可以看作是中国美学在经历百年历程与新时期30年风雨之后最重要的觉醒与体认。非主流美学借助于原始思维、文化人类学等现代知识手段,直接超越了青春体学术的感性混沌状态,如对主流美学混淆“哲学”与“美学”、“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等的知识追问与学理辨析,既继承了现代学术“学术独立”之理念,同时又把它进一步发展到“中国美学学理独立”的新境。如果说一定存在着“从思想家到学问家”的转变,那么真正体现出“学问风格”的应该是中国非主流美学。

  

   后现代美学彻底解构追求崇高或自律的现代审美精神

  

   自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逐渐导致了消费社会的出现,后现代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逐渐成为精神生产的主体,而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主流美学纷纷退居二线,以大众文化、消费欲望、物质享受为核心的后现代美学迅速蔓延和传播开去。在某种意义上,这既是对80年代以来青春体学术的巨大嘲讽,也是对追求崇高或自律的现代审美精神的彻底解构。在现实世界中,这与社会发展的“告别革命”与“和谐世界”相关。政治革命以“价值”、“理想”为动力,而“和谐世界”则以多元并存为基本理念。在前者,审美是实现政治理想的必要手段,服务于主体征服、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在后者,特别是在以后现代美学为核心的大众文化中,审美活动成为否定了政治性欲望与主体性结构的工具,于是,人的本质、精神、意志、热情、悲剧性等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理性毁灭、深度消失、平面性、零散化、娱乐化等。当代美学人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可以看作是这一大背景下直接的现实产物。在学术语境上看,这与“午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如果说,青春体学术是当代中国美学朝气蓬勃的朝阳形态,因而,当时的美学人喜言社会变革而不是学术研究,希望美学可以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这既是他们对当时西方的“美拯救世界”、“诗是人类最后一个上帝”特别心仪,同时也是美学热超越了学术圈成为文化热的根源。但另一方面,有云蒸霞蔚的朝阳形态就必有云淡风轻的午后形态。如果说,在“早上七八点钟”,“为真理而斗争”的呐喊以及把美学提升为“未来的伦理学”的努力,均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和逻辑的必然性,那么也可以说,在云淡风轻的午后意识形态中,在市场经济的现实压迫与学术体制的制度规约下,“亢龙有悔”必然要成为中国美学的觉悟或自知之明。在中国美学面前也出现了两种选择:一是继续80年代的青春体话语,二是回归书斋走向纯粹学术。但不幸的是由于午后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80年代青春体学术迅速地与消费社会结为同盟,彻底放弃了对现实的悲剧体验与审美批判,以喜剧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解构与世俗化。始于80年代充满青春与浪漫气质的感性解放追求,在接近而立之年的时刻竟然以欲望与肉体的放纵为终结。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深刻教训是,一旦在追求感性解放中丧失了节制与限度,其结果不仅不是人真正的解放与审美自由,相反却是“人的动物性东西重新成为动物的东西”。在中国美学30年历程中,我们不仅没有实现当初的诺言与理想,反而陷入了一个更加充满了危机的美学怪圈中,如何把身体过于臃肿、欲望过于发达的成人身体拯救出来,将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美学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矛盾与文化问题。

  

   在学理上进行先验批判,在研究中提倡中国话语

  

   经过了30年发展之后,中国美学应如何面对未来。在此我提出两点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是要重提美学的先验批判问题。对于中国美学而言,先验批判的主要工作是在逻辑上建构出一种尽可能纯粹的美学元概念与元叙事。尽管这种建构很艰难,但由于只有它们才能更真实地再现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的审美存在,因而把它们当作中国美学现代性规划中的学术理念和奋斗目标是不应受到任何质疑的。至于中国美学元叙事的具体内涵,可从两方面加以阐释。首先,由于“中国的”不同于“西方的”,因而它的第一要义在于“诗性智慧”与“理性智慧”的本体论差异,如果说西方美学的最大问题是混淆了“人的本质”(哲学)与“美的本质”(美学),那么中国美学的第一元叙事就应该以“区分哲学与美学”为逻辑起点,而中华民族的“诗性智慧”传统则为脱离哲学之后的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语言之家。其次,是从“现代的”与“传统的”分界入手,探讨解决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性转换与创新问题。如果说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混淆了“美的形式”(美学)和“善的形式”(伦理学),那么中国美学的另一个元叙事就是必须能够承担起“区别伦理学与美学”的理论功能。在这一先验批判过程中,康德美学始终是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因为只有康德美学在根本上划清了真、善、美的基本关系,可以为美学研究提供一个基础的本体论园地。

   其次是建设美学研究的中国话语问题。中国话语,是指一种可以直接再现中华民族的当下经验、表达他们内在真实需要的现代汉语词汇与深层话语结构。在具体层面上,它主要有三个意思:从共时性角度讲,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有着本质区别。从历时性角度讲,要特别注意它同中国现代文化叙事的根本性差异。从现实层面上讲,尽管由于20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实际上已不存在一种完全与西方叙事无关的“中国声音”,但这也不意味着所有现代中国叙事都是“中国话语”,从“量的分析”的角度看,应该存在着一种最大限度地反映和再现了中国本土经验及现实需要的话语系统,它既是我们在经验界所可能发现的纯度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话语”,同时也应该是中国学术与思想追求的目标与境界。在话语狂欢的时代,有什么样的话语,就有什么样的美学,因而如何在清理西方叙事的基础上重建出相对干净的中国话语,直接决定着我们是否可以有一种真正的当代中国美学。这是需要花大力气探索的。30年来最深刻的教训在于:非法的中国话语不仅不生产中国文化心理,还在更深的心理层次上严重扭曲、涂改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因而,在学理上进行先验批判,在研究中提倡中国话语,是实现中国美学可持续与高水平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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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沪)2008年124期第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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