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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林:墨家与诸子十说

更新时间:2015-08-26 00:10:26
作者: 刘士林 (进入专栏)  
它的生产技术在古代世界中也一直遥遥领先,但由于它的自然地理条件不是太好,所以,不是如何从吝啬的大自然中夺取更多的食物,相反,而是怎样使有限的生活资料获得更合理的分配,或者说,在中国文明中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分配制度,这才是孔、墨两家的根本分歧所在。

   在这里,孔子与墨子提出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政治思路,而这个问题本身又是一个在逻辑上不会有结果的两难论题。正如现代哲人张申府所说:

   人类所最需、也就是中国人所最需的,就是相喻,相信,相谅,相与为善,就大同,弃小异,取彼此之长,而舍彼此之短。

   但是,在没有饭吃的时候,说这个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不这样子,又几时才大家都有饭吃。③

   具体说来,在“没有饭吃”或不能“大家都有饭吃”就要出事这一点上,孔子与墨子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用什么方法来实现“人人有饭吃”的理想。墨子对此开出的药方是,一方面要集体劳动以便尽可能地增加生活消费品的总量,另一方面还要平均分配以避免“几家欢笑几家愁”的两极分化。而孔子则更看重“不这样子,又几时才大家都有饭吃”。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首要的问题不是外在的物质财富增加多少,只有首先使人成为与禽兽相区别的、有礼义的人,才能在根本上一劳永逸地取消分配中的“争”和“乱”。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合理性,因而,一种理想的政治理念与思路,就应该同时关注到这两方面的存在与需要。但遗憾的是,由于孔、墨命运很不相同,一个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而另一个则很快成为绝学,所以,后者的合理性价值也就往往被深埋起来。

  

   三、墨子与孟子

  

   墨子在前,孟子在后,本来两人之间是犯不着闹别扭的,但由于墨子“非儒”,得罪的是孟子私淑的孔子,而在《论语》中又不见后者的回应,这是孟子,包括后来荀子起来充当儒门护法的原因。

   在我看来,尽管长于辞令的孟子清算起墨子来振振有词,但实际上却未免有些感情用事。因为实际情况是,两人既有激烈冲突的方面,同时,也有很深刻的共通之处,甚至有时候它就潜伏在两者激烈冲突的表象之下。这里先谈一致性,然后再说他们不能相融的根本原因。

   在表面上,孟子与墨子的冲突在于义利之辨。墨子在先秦时代以直言不讳“利”而知名。他认为上至鬼神,中至帝王,下到平民百姓,都是以生活资料的获得为生存的基本前提;而能否知道这个朴素的道理,也是判断一个学者智慧与愚蠢的尺度。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交相利”,即“利”是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条纽带。而孟子在先秦诸子中则是最见不得别人谈“利禄”的。他回答梁惠王的第一句话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对君主最喜欢大讲特讲的也是“言利”所带来的各种坏处。在孔子那里已出现的重义轻利倾向,正是在亚圣孟子这里发挥到了极致。但如果在此小心求证,则会发现两人之间也有一种深刻的殊途同归意味。这是因为,墨子所言之“利”乃“天下之利”而非君主一己之私利;另一方面,孟子所反对的“利”也恰是君主“一己之私利”,他害怕这个私利影响、吞噬了普通百姓的衣食之利,所以,两人强调的实际上正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墨子,一个理想的君主只有心系天下苍生,才能真正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在孟子则是,最高的统治者只有首先放弃自己的小算盘,才能实现“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数口之家无饥”、“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孟子·梁惠王上》)的仁政。发生这种深层会通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意识到君主的意识与行为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所不同的只是他们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与技术手段。在墨子,是为君主树立一个外在的学习榜样,希望他们能够像治水的大禹那样与民同甘共苦;在孟子,则是希望通过断绝君主私心杂念的内在之路,以便把一切可能导致社会灾难的意念消灭在主体的“脑袋”里。

   照此说来,两者不仅有共同语言,而且还是“大处相同”的,何以会闹到反目成仇的地步呢?其原因可以说是墨子先有走火的嫌疑。比如,他否定“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等“不以利人”(《墨子·耕柱》)的东西尚在情理之中,但接着又把儒家用来规范最高统治阶层私心杂念的礼乐文章也一同泼出去,则是一定要惹怒孟子(也包括荀子)的原因。孟子当时的最初一念似乎可以这样揣测:如果礼乐文章什么用处都没有,那么,还要我们这些儒生干什么?而如果想到儒生的最高理想就是在朝廷上“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论语·先进》),那么,对于孟子的感情冲动也就完全可以做到“知人论世”了。

   进一步说,两位先哲分歧的关键在于“君主的正业是什么”。在墨子,也不是完全不要君主,但他心目中的理想君主是手上布满老茧、小腿上汗毛磨光的大禹,是一个在生产劳动中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劳动模范。按理说,孟子对此不应该完全否定,有这样一个君主不是挺好的吗?孟子的真正意思可以通过他对“许子之道”的批判来了解。许子的社会主张主要是君臣并耕与取消私有财产,而且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与墨子都很相像。他的问题主要是不懂得礼乐制度比劳动生产更为重要。正如孟子在解释礼乐制度的起源时所指出的:“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说,正因为看到一个文明的秩序比生产劳动更重要,圣人才不得不停下他应该从事的生产劳动,转而去从事对人民的教化与启蒙工作。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生产重要,还是使人民成为懂文明、讲礼貌的人重要?在儒家看来,一个君主如果不能有效地完成教化子民的职责,那么,生产的生活资料再多也仍然不足以满足各种非分的欲望与要求,其结果则必导致一种“君不君,臣不臣”、弱肉强食,乃至于“率兽而食人”(《孟子·梁惠王上》)的局面。而要避免出现文明社会全面崩溃的后果,那只能请一部分人出来,从事“教以人伦”这个与体力劳动很不相同的工作。这是一个直接关系着夷与夏、文明与野蛮的大是大非问题,因而一个君主最重要的工作就不是“多收三五斗”,而是如何维护那个用来规范人自身的君君臣臣的基本框架。这正是儒家关心政治与权力结构甚于百姓口腹之欲的根源。而孟子之所以把吃苦耐劳的墨子与一毛不拔的杨朱联系在一起,说他们“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其原因实出于此。

   对两位哲人的聚讼可以这样简评:一方面当然不能说墨子毫无道理,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是被它庞大而臃肿,本意是用来教化民众、从事管理的官僚机构累垮的。在后世,大凡一个朝代治理得比较好,一般也与帝王和高层近墨与远儒有关。以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为例,比较历代汉族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有一个明显的重要区别,那就是他们较多一点重视实践的崇实务实作风。乾隆非常欣赏他的父亲雍正说过的一段话:“我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把“实行”与“武略”并列为满洲无敌天下的两大法宝,而且把“实行”赫然列在“武略”之前,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另一方面,孟子讲得也很有道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套基本的、有权威的游戏规则,那么,它也只能在各种“争”与“乱”的倾轧中走向终结。别的例子不举,仅从历代宫廷中王位争夺所耗费的物质财富及其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就可知孟子所言的重要性。总之,他们各有各的合理性,同时也各有各的不是。而如果两人不是“以己之矛,攻子之盾”,而是采取一种对话的策略,我想他们对中国文明的问题一定会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例如,墨子本人也不是要否定一切政治分工,他在《墨子·非乐上》就把王公大人的“听狱治政”、卿大夫“内治官府”与“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与一个农夫的“耕稼树艺”,甚至是一个妇人“纺绩织纴”等同起来。关键在于孟子本人有些意气用事,所以它也就故意忽略了这一点,正如同墨子本人忽略了孔子用周礼来约束统治者的良苦用心一样。这里我想说的是,前人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而未能做到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关键在于,后人如何从中汲取历史的智慧与教训。

  

   四、墨子与荀子

  

   是劳动重要,还是学习重要?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荀子要同墨子讨论的根本问题。

   按照墨子的本义,当然是劳动生产最重要。“民以食为天”,它的意思可以阐释为无论个人还是种族,吃饭是他们生存最高的“本质”、“规律”,或者说是“道”。因为如果没有饭吃,其他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墨子的核心思想可以表述为: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这个人类生存的底线要求。但另一方面,墨子强调的这个“道”并不是人类生存真理的全部。这是因为吃饭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如果说其一是墨子强调的艰苦奋斗以便创造更多的生活资料,那么其二则要看收入到仓廪中的粮食,是否能够合理地分配给他们的生产者。古代诗人曾写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不是只知道埋头苦干的墨子以及他那种朴素的哲学思想所能解释的了。

这也就是荀子说“墨子敝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的原因。他的意思是,墨子完全被一种肤浅的实用主义所蒙蔽,而根本不懂政治教化或者说儒家强调的礼乐制度的重要性。在荀子看来“夫天地之生万物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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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封)2012年5期第40~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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