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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育松:中國新墨家的出現

更新时间:2015-08-24 10:33:37
作者: 姚育松  

    

   提要:中國新墨家能拿《墨子》裡的一段來詮釋墨子是主張民主制,然而墨子所論述得最為詳細的政治產生過程,卻不能諱言是有極權主義色彩的,如果新墨家真要建立一套適用於現代的話語體系,就須處理這一問題。否則讀者不得不質疑,即便按墨家的理想建立民主制和提倡公共討論,但在人人同義的壓力底下,難道就不會走向極權嗎?

    

   隨著近十年中國國學熱的興起,不止大陸新儒家和新道家出現,就連一直在傳統被邊緣化的墨家也有了新時代的倡議者,不過其知名度的打響,還是以近幾個月港臺新儒家與大陸新儒家的爭論為契機。

   2014年12月,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李明輝教授在上海復旦大學演講後,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直指不認同中國新儒家要建構政治儒學的做法,此話一出,隨即引起了幾位中國新儒家為文反駁。

   新儒家兩派風波未息,新墨家可以說是逢時登場,一個月之後,香港儒藝青年文化協會便邀請了三位新墨家的代表人物:黃蕉風、顧如、南方在野展開對談,爾後編錄而出的文稿,題為〈該新墨家登場了:當代新墨家如何看待大陸新儒家〉。

   縱觀這篇長達6萬字以上的對談錄,可以發現如同中國近年興起擁護國學的思潮,新墨家亦是以傳統為旗號,內容是傳統經典的「微言大義」,背後動機是要自別於西方文化的影響,欲建立一個「中國性的話語體系」。可想而知的,帶有如此強烈民族情感的動機,衍生出來的思辨,難免顯得有些不切實際。

   訪談中,新墨家是以對新儒家的批判作為登場的臺階。其批評一如外界熟知的老調,也就是要建構新儒學,不得不依靠政權,設計出來的憲政體制必定是強人所難,惟恐有神權政治色彩。

   墨家更重視公共討論

   批了一頓後,新墨家正式粉墨登場,他們指出,墨家的兼愛和尚同精神,比起儒家,更重視法律形式和公共討論。這個說法,倒是極富創新的再詮釋,因為查照《墨子》這部經典,會發現墨家其實帶有極明顯的極權主義色彩,而在新墨家的詮釋裡,墨家卻是最與自由主義契近的,他們甚至斷言,墨家是在現代唯一不需要轉化的傳統學說。

   讓我們先回顧《墨子》是如何說的,才好明白新墨家是作了什麼新詮釋。

   在〈尚同上第十一〉裡,墨子說原始時代「人異義」,於是相互爭鬥,連親人也不例外,在此戰爭狀態帶來的恐懼下,人們終於「夫明呼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而後天子便選任三公、諸侯、鄉長、里長。

   有了政治上的統一,便可進行「尚同義」了,墨子舉出的方法是:「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箇中操作是由基層層層報告。在鄉下,人們見到鄉長有做不好的事,便告訴鄉長,鄉長改過後便能與百姓一樣知道什麼是好事壞事;爾後反過來,鄉長又要教育百姓,用賞罰手段教育百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由此「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

   以此方法複製,百姓不只告訴鄉長,也告訴諸侯,也告訴天子,反過來天子與諸侯又教育百姓,由此便能「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

   要如何「壹同天下之義」,只從文字上來看,統治者與百姓要像一對不斷磨合相互學習包容的戀人,「你告訴我哪裡錯,我就改,我覺得哪裡不好,也要告訴你,而你也要改」,這種關係甚至要達到有話就說,毫不隱瞞的地步才可以。墨子曰「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然而,如果想像此尚同理想施於實際中,很可能是走向極權主義,其中的最大問題是統治者怎麼會與百姓像要相互理解的戀人般?在墨子的理想裡,尚同的起點是百姓對統治者的申訴,而終點是統治者對百姓的賞罰,墨子對人性的認知,又是相當實際的,他直接道出政治的產生是基於人性對他者的恐懼,而不是人性的博愛。

   那可想而知的是,最後必定導向統治者利用本身權力來控制人們的思想,才能達到同天下之義。如果真要利用人民的力量來教育統治者,察諸歷史,倒是有個頗值參考的案例,那就是文化大革命,那無疑是最徹底的極權。

   在新墨家的解釋裡,就不強調這古典尚同的過程,而是強調人民立君這一理想,由此提出墨家是主張選舉制的,並端出四種選舉主張。一是選舉的標準要「兼君」,即選出來的統治者要能兼愛天下之人;一是候選的人數要差額選舉,墨子提出「設以為二君」讓民眾選擇的主張;一是選舉的程式要有競選制;一是選舉的主體要是廣大的民眾。

   尚同精神形成開放社會

   此外,他們甚至提出所謂的「尚同」,是一種公共討論的過程,並指出墨子強調的「三表法」,就是強調人們判斷事物要尊重傳統、尊重民意、尊重實踐,如此就能形成「開放社會」。

   以上就是新墨家最重要的政治主張。我猜讀者或許會問:「這難道不是常識嗎?」難道他們所批評的新儒家,反對選舉制和公共討論?既然是常識,新墨家提出的主張,到底有何意義?

   要知道,中國國學熱的背後願望,本質上是要追求民族的自信心而非信仰。新墨家固然有論述到,墨子的尚天精神,放在現代,就是要自我靈性與超越上帝的對話,然而此「超越上帝」為何內容,新墨家也說不出具體詳細的形象來,他們倒是援用大量基督教話語來闡釋。

   如果國學熱牽扯到政治主張,其實本質上都是因於對一黨專制現狀的反應,他們想要以傳統為護身符來提出改革主張,其實說穿了,既想要模仿西方的民主制,但又要以傳統經典為出處。也就因此,他們的主張,與其說是從經典來再創新,倒不如說是拿經典當擋箭牌。

   固然,新墨家能拿《墨子》裡的一段來詮釋墨子是主張民主制,然而墨子所論述得最為詳細的政治產生過程,卻不能諱言是有極權主義色彩的,如果新墨家真要建立一套適用於現代的話語體系,就必須處理這一問題。否則讀者不得不提出質疑,即便按墨家的理想建立民主制和提倡公共討論,但在人人同義的壓力底下,難道就不會走向極權嗎?

   如果是再創新,對於經典的整理工作是不可或缺的,而在整理的過程中,必須再詮釋與重批判兩相交替才能整理出新的思想來。可惜的是,中國的新國學思潮裡,這一過程尚未出現。

    

原文载《遂火评论》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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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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