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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成:论“东亚模式”的兴衰与中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

更新时间:2015-08-22 21:58:30
作者: 刘树成 (进入专栏)  
为汇率的年末价;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年,《国际金融统计月报》1998年2月。1998年为6月15日东京外汇市场汇率,《人民日报》1998年6月16日。))。这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西方各主要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以来,日元对美元的第3次大幅度升值,也是幅度最大的一次升值(由图4看到,日元于1971~1973年第1次升值,1976~1978年第2次升值)。从1984年底,到1987年底,3年中,日元汇率上升了103.3%。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后,迫使日本对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战略调整,由过去30年的“外向型”转为“内需主导型”。然而,这是一次不成功的调整。之所以说“不成功”,是因为:

  

   其一,在内需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中,泛起了严重的“泡沫”。

   日本经济增长率于1986年越过波谷后,1987年进入这一轮波动的上升期,但仅两年就迅速上升到了波峰。在波峰前后的4年高速增长中(1987~1990年),GDP年均递增4.9%(对日本来说,这时已处于工业化后期,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已属高速增长)。在内需推动的高速增长中,国内住宅投资起到先导作用。日本政府对购买住宅采取了优惠政策,金融系统降低了住宅贷款的利率和扩大了住宅贷款的范围。在住宅建设的热潮中,占地面积越来越大,房屋造价越来越高,豪华程度越来越升级。随着信贷的过度膨胀,地价、房价、股价,甚至名玩、古画等各种名贵资产的价格迅速暴涨。广大居民群众也将大量资金投向高收益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几乎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投机生财热”。由此,泛起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其二,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时间过长,内需萎缩又导致了转回原来的“外向型”,但将“外向型”推向了极端,变成了过度的“外向依赖型”,国内产业结构未得到有效的调整和升级。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增长率处于长时间的下滑中。“泡沫经济”的破灭使金融系统累积下大量呆账坏账。而经济增长率的长时间下滑,进一步使金融系统的经营效益下降,从而使呆账坏账难以盘活,且越积越重,整个国内需求严重萎缩,日本经济陷入了困境。为摆脱困境,又回过头来从外需找出路,将过去的“外向型”进一步推向了极端,变成过度的“外向依赖型”,也就是完全依赖扩大出口来克服国内经济的困难,而使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得到有效的调整和升级。在1987~1990年那前4年的高速增长中,日本经常项目盈余已逐年下降(见图5),体现出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但从1991年起,经常项目盈余又大幅度地上升。与此同时,日元再次大幅度升值(从1989年底到1994年底,5年中,日元汇率上升了43.8%)。然而,由于日本国内经济的虚弱,而美国经济在高科技的带动下,从1992年起一直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使美元坚挺,因此,1995年起日元开始贬值。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日元进一步贬值。进入1998年,日本景气回升仍不见征兆,日元继续贬值,到6月15日,直贬到146.43日元兑1美元(东京外汇市场)。这是8年来的最低点。与1995年4月日元最高值相比,贬值46%;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7月)相比,贬值22.9%。日元新的贬值风波,将会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恢复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然而,日元贬值却有利于增强日本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日本出口企业的收益,抵消国内需求不振的压力。但这样一来,又将进一步推动日本从外需中寻找解决国内经济困境的出路,从而进一步强化“外向依赖型”。1997年,日本GDP增长率为-0.7%,其中,内需的贡献为-2.2个百分点,外需的贡献则为正1.5个百分点,体现出强烈的“外向依赖型”特征。

  

   4.泰国的“外向依赖型”

   泰国经济的增长(见图6),先是经历了1954~1971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其中,1960~1970年的11年中,GDP年均递增率高达8.5%)。随后,1972~1985年为“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型阶段。这一阶段,因受两次石油危机和国内政局不稳的影响,“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程迟缓,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年均递增6.4%)。1986年,经济增长率越过上一轮的波谷后,开始回升,并在1987~1990年借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转移,实现了新的腾飞(GDP年均递增11.6%)。由此,泰国被誉为亚洲新兴的“四小虎”之一,成为“东亚模式”发展到“扩展”阶段时新的一员。

  

   然而,泰国新的腾飞本身就表现出极强的“外向依赖型”特征,过度地依赖外资与外贸。1987~1990年,在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均递增高达74.6%;1988~1991年,在泰国的外国其他投资(主要是国外贷款),年均递增更高达122.6%。这一期间,出口虽有较大增长,但进口增长更为迅猛。本来,在1986年,泰国已扭转了长期以来经常项目逆差的被动局面,但1987~1990年,经常项目赤字又大增(见图7(注: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年,《国际金融统计月报》1998年2月。))。

  

   1991年后,由于泰国在新的腾飞中制造业成本迅速上升,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开始出现下降和停滞的趋势,同时,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严重,加之经常项目赤字大增,泰国政府对经济实行了新的调整,适当调低了经济增长目标(泰国1992~1996年第7个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规定为9%,实际结果是:1991~1996年年均递增8.1%)。然而,这也是一次不成功的调整。在调整中,泰国的“外向依赖型”进一步加剧。为了弥补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泰国进一步放开了资本市场,解除了种种限制,大力吸引外资。但这时外资的进入转向了回报率高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由此,泛起“泡沫经济”,使国内产业结构扭曲而得不到合理的调整和升级。1992~1993年,在泰国的外国证券投资形成高峰。在先前的1988年时,泰国的外资结构是:外国直接投资占30.7%,外国证券投资占14.7%,外国其他投资占54.5%。而到1993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下降到12.9%(下降了17.8个百分点),外国证券投资的比重上升到39%(上升了24.3个百分点),外国其他投资的比重下降到48.1%(下降了6.4个百分点,见表2(注:根据泰国国际收支账户计算。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年。))。随后,1994~1995年,又出现了举借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的高峰。到1995年,泰国的外资结构是:外国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到8.1%,外国证券投资的比重下降到16%,外国其他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5.9%(比1993年上升了27.8个百分点)。外国其他投资的比重如此之高,使泰国背上了沉重的外债负担。1987~1996年,外债总额由203.05亿美元上升到908.24亿美元,上升了3.5倍;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由40.9%上升到50.3%。同期,短期外债由26.64亿美元上升到376.13亿美元,上升了13倍;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的比重由13.1%上升到41.4%。与此同时,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的扭曲和未得到合理的调整与升级,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经常项目赤字继续大增。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由于1986年时的正0.6%,变为1995年的-8.2%和1996年的-8%。与日本正相反,日本是大量的经常项目盈余,而泰国则是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但国内经济虚弱这一“外向依赖型”的后果,同样导致了本国货币的大幅度贬值。

  

   5.中国经济的波动

   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幸免于难。这个“幸”,不是“侥幸”的幸,而是“幸运”的幸。之所以“幸运”,主要得益于两条:

   其一,“软着陆”的成功。

   从前面图1看到,中国1990~1997年的经济波动轨迹与泰国1986~1993年、日本1986~1991年的波动轨迹极为相似。在中国这一轮经济波动的上升期,也曾经泛起过“泡沫”。但从1993年年中起,我国及时而有效地实施了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避免了重蹈历史上大起大落的覆辙,增强了抵御国际经济冲击的能力。

   其二,有步骤地实行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有步骤地开放国内市场,有利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我国外资结构合理,进出口增长适度。我们没有把“外向型”搞成“外向依赖型”,而是充分利用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我国虽然幸免于难,但也受到了影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可以从“东亚模式”的兴衰中学到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教训。东亚金融危机后,有人错误地总结了“东亚模式”的教训,以至对高速增长产生畏惧,对外向型产生犹豫,对政府作用产生怀疑。实际上,高速增长不等于“泡沫经济”;“东亚模式”的衰败不等于“外向型”的失败,而是“外向依赖型”的失败;市场化不等于否定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不等于放弃政府的必要监管。就高速增长来说,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曾经有过成功的高速增长。如前面论及的日本1955~1970年的高速增长,泰国1960~1970年的高速增长。此外,台湾地区1964~1973年连续10年GDP年均11.1%的高速增长,新加坡1966~1973年连续8年GDP年均12.7%的高速增长,以及韩国1983~1988年连续6年GDP年均10.4%的高速增长。在以上这些高速增长中,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大趋势下,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搞好对内对外两个平衡,而立足点是搞好国内经济。

   三、中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问题

   现在,我们进一步从借鉴“东亚模式”兴衰的教训和我国当前具体的经济形势出发,深入讨论中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问题。值得提及的有三个问题:第一,从我国国情出发,为什么经济增长率不能长时间地下滑?第二,为什么要在经济增长率的稳健回升中推进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第三,怎样使经济增长率稳健回升?

   1.经济增长率长时间下滑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

   (1)经济增长率的长时间下滑,会形成三种不良循环(或三种下滑惯性)。

第一种是企业间生产的不良循环,第二种是企业间、企业与金融系统间资金的不良循环,第三种是生产与居民消费之间的不良循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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