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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我与安东尼奥尼可说可不说的故事

更新时间:2015-08-20 23:07:54
作者: 张闳 (进入专栏)  

   许多年之后,当我看到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在父亲医院办公室看《参考消息》的那个傍晚。办公室里光线昏暗,一个奇怪的名字进入了我的眼中,我几乎完全被它所吸引,一直等到家里人四处找我吃晚饭,方回过神来。

   当时,我大约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我一度爱上了读报。每天下午放学后到晚餐前的一段时间,我都会到父亲所在医院的门诊办公室里读报。要知道,那个年代除了报纸,在乡下很少有带文字的东西。对于一个有强烈的识字欲小学生来说,能读读报纸,实在是一桩幸福的事情。

   医院办公室报架上永远夹着那么几种报纸——《人民日报》、《江西日报》和《参考消息》。《江西日报》几无可观之处,因为它简直就是一份《人民日报》的复印本。《人民日报》则大多为“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招待金日成一行”、“西哈努克亲王八日到京,姬鹏飞外长前往机场迎接”等诸如此类的新闻。唯有《参考消息》颇值得期待。

   《参考消息》,那可不是随便谁都能看的报纸!有一回我旁观了一次批斗会,革命群众揭发批判一位富农的罪名之一,就是他竟然托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带《参考消息》给他看。“你还想看《参考消息》!”“老实交待,是何居心!”——革命群众如是这般喝斥道。这件事让我明白——《参考消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东西。平时大人们闲聊的时候,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常常以能引述《参考消息》,来显示自己有见解、有水平,更重要的是,显得有身份。我当然不是为了这种只有大人才会有的荣誉感和身份感,只是因为那里常常会出现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就在那个傍晚,报纸上突然出现了这个奇怪的名字,不但冗长,而且还相当的拗口。当然,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准确地说,是一个外国人的姓氏——“安东尼奥尼”。那些年,出现在中国报刊上的外国人名字不多,重重复复也就那麽几个,比如,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弟弟宾努、恩维尔•霍查、齐奥塞斯库、英萨利、阿拉法特、勃烈日涅夫、朗诺-施里玛达,偶尔还有尼克松和基辛格。而这一囘出现的这个新名字,既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名字又是如此之滑稽,实在令人难忘。

  

   不久之后,《人民日报》上也出现了这个好笑的名字,而且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篇差不多占了整整一版的文章,在批判他,题目叫《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原来是个拍电影的。电影我们都喜欢看。那时节,看一场电影比过节还开心。我们甚至都就不在乎是什么电影,不管它好看不好看,只要是银幕上放出来的东西,我们都照看不误,包括《怎样防治猪囊虫病》。唯独“反华电影”我们还真没看过。

   批判文章很长,但大致意思我看懂了。这个人不仅名字古怪,行为也古怪,不好好拍电影,净拍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以达到污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目的。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疑问:这样的人,怎么就给放进来了呢?让他到处大张旗鼓地拍摄了一通,而且还让他给跑了。老早不让他进来不久啥事儿没有了吗?

   不过,这事儿我也没多想,倒是文章中提到的“卑劣的手法”,让我大感兴趣。文中提到,“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这让我十分地震惊。拍电影居然会拍“擤鼻涕、上厕所”,这是一桩多么新奇的事啊!对于一位十一二岁的小男孩来说,这事情比什么都好玩。这种日常化的低俗事物,也可以进入影像作品当中,与当时那些充满了“红光亮”、“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的电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好想也有一台摄影机,到学校里拍下类似的镜头,然后放给大家看。其震撼性可想而知。一天,我下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说:你们知道吗?有人拍电影拍拉屎的事情。其他人纷纷凑过来问:在哪里能看到?今晚会放吗?我自然无法证明给他们看,只好听任同学们说我吹牛、胡扯。

   另一处描述也给我极深的印象。批判文章中写道:“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龙江颂》我看过,猪摇头我也见过,但却从来没有将二者联系起来过。这样两个场景叠加在一起,那该是怎样一种奇妙的景象啊!此时,请原谅,我完全丧失了一个“红小兵”应有的革命立场,反而沉浸在反动电影所带来的奇妙遐想当中。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在电影中被称之为“蒙太奇”手法。这可能是我最早受到的“蒙太奇”教育。

   再一次接触到安东尼奥尼,就到1980年代末了。但依然不是通过影像作品,而是文字。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安东尼奥尼电影剧本选集》。我只能依靠脚本文字和附有的若干张剧照,来想象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但即便如此,里面并没有我想看的《中国》。终于有一天,一位朋友搞到了两盒录像带,分别是《放大》和《扎布里斯基角》,这让我们兴奋莫名。可是,有了录像带,却找不到放像机。费了好大一阵功夫,像做贼似的,把这两部电影给看成了。大家都被安东尼奥尼奇特的“卑劣的手法”给镇住了。

   但依然没有我想看的《中国》。

   直到相距四十年之后,网路上终于可以看到《中国》了。然而时过境迁,看它的欲望已经相当淡薄了。实际上,其意义也与当初想看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它充其量成为一代人怀旧的由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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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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