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勋初:唐宋人物轶事的不同风貌

更新时间:2015-08-18 23:53:21
作者: 周勋初  

   一 唐宋笔记类著作内容之差异

  

   我在《唐人轶事汇编》的《前言》中曾对编纂目的有所说明,这次编纂《宋人轶事汇编》,用意自然相同。

   研究历史人物,如果仅依正史上的记载进行考察,则往往难以见到人物的个性与诸多侧面,也难了解其复杂的社会关系。由于每一个人物的表现总是多方面的,人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去观察,得到的印象往往各不相同。正史中的记録,常是举其有关政事的荦荦大者,对于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言谈举止,则每不作具体描述。阅读正史,了解其中的人物,也就不够具体,不够丰满,而一些笔记或类似文体的著作中,所作的记叙,常是多样和生动得多。因此,研究历史上的人物,如能将正史上的记载,与民间的私人撰述参互考察,那么读者对此人物的理解,也就会更全面,更具体。

   民间的这种私人著述,就个人的耳闻目睹随笔记録,古已有之。尽管“笔记”之名起于宋代,实则唐代已大量涌现。每一个时代的文士,思路与情趣各不相同,因此,唐宋两代人的记叙也就各有其特色。

   唐人承魏晋南北朝人之遗绪,受《世说新语》一类的著作影响甚大,因此这类著作的名字,每以“话”、“语”等词加以点缀,如《大唐新语》、《刘公嘉话録》等。宋代王谠综合唐人著作而成《唐语林》,明白告示此书即承刘义庆之遗绪而作,但二者风貌显然有异。《世说新语》以记言为主,晋人沐浴玄风,谈吐风雅,追求一种潇洒出尘的风貌,评点人物时,关注对方的才性、品格、仪表和怀抱;唐人重事功,即使是在《唐语林》的《品藻》一目中,虽仅列寥寥数则,即已关注对方政治上成就之大小得失与诗文水平之高下。可见唐人的关注之点,比之前人已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记叙,也就显示出特有的时代风貌。

   如将唐宋两代人的记叙相比较,也可以发现一些相异之处。唐人对小说与杂史的理解常持模糊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们把正史之外的著述都称之为“小说”。这类著作,自魏晋南北朝时起即分从不同方向发展,记録人事者后人每称之为志人小说,有人则称之为轶事小说;记载神异故事者后人每称之为志怪小说,有人则称之为神异故事。唐人的记叙,继承前代传统而又常是不作严格区分。如刘餗出生于史官世家,继承父业,也从事国史的撰述,但他写作《小说》( 一名《国史异纂》,亦称《隋唐嘉话》) ,记録士大夫的轶事,中间还夹杂进了洛阳画工解奉先在壁像前妄誓而转生为一骑犊之事。宋人轶事中,轶事与志怪的记叙就大致分途了,志怪类的著作大为减少。宋代士人一般均奉儒家义理为主导思想,志人小说中很少羼入道听途说的志怪类奇闻。

   所谓志怪小说,自魏晋南北朝时始告出现,唐代当然也有这类著作,其中时有一些关于高僧的神奇事迹的记叙,《松窗杂録》中就有一行预言玄宗行幸万里的记载。不过唐代的神异故事中要以道教神仙的事迹为多,因为李唐王朝自认为系老子李耳的后裔,所以道教的地位常是高踞于佛、儒之上,一些李氏子孙的笔下,均喜宣扬神奇的鬼神故事。例如中唐名相李德裕,不论在其自撰的《次柳氏旧闻》中,还是在他口述而由韦绚笔记的《戎幕闲谈》中,都有很多离奇曲折的神异故事。而且唐人关心政治,这类故事之中每杂历史恩怨,例如前时武曌改国号为周,几乎断送李氏一脉,故而一些有关武后的记载,每每杂有丑诋武家的故事。《太平广记》卷一四三引《戎幕闲谈》,载文水县武后父士彟之墓忽失龟头,所立碑上有“武”字者十一处皆镌去之。不经半年,武元衡遇害。按赵明诚《金石録》卷二五《跋尾十五•周武士彟碑》,则谓此碑尚存,“武”字刻画完好,无讹缺者。可知此说纯属道听途说,也不能排除此事出自李德裕本人的编造。

   神仙道化的轶事,遍播朝野,即使是在那些严肃的笔记中,也常杂有这类奇闻。如赵璘撰《因话録》,因为其中的材料大都来自姻属间的亲身闻见,故大致可信,从而得到《四库全书》编者与近代史学大家岑仲勉等人的高度评价。然而内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著名道士田良逸等人的神奇事迹,遂使这类著作与后起的宋人笔记呈现出不同面貌。

   总的看来,唐代笔记的内容往往真真假假,比较驳杂。皇甫枚撰《三水小牍》,内有关于晚唐著名女诗人鱼玄机虐毙侍女緑翘而为京兆尹温璋笞杀的记载,后人常是根据此书介绍鱼玄机的悲惨身世,然因《三水小牍》中的大部分篇章均属神奇怪异的故事,因而也影响到了内中一些重要文字的可信程度。

   唐代为传奇这一文体的繁荣时期。唐人轶事中有些历史性的记叙,往往又夹杂着传奇色彩。如《幽闲鼓吹》中记白居易赴京应举,献诗顾况,有“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1]顾况遂前后态度丕变。又如《明皇杂録》卷下记玄宗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赐张九龄,九龄惶恐,以为将遭冷遇,遂作《白羽扇赋》献之。据后人考证,上述二说均不合事实,出于编造。因此,有关这类文人轶事的资料,应当是在传奇之风风靡一时之下产生的。

   宋代人物的轶事中,就很少见到真真假假驳杂难明的情况,说明其时文人学士即使是在写作随笔式的文字时,也已分清不同文字的体类要求,从而善自抉择了。

   欧阳修为一代文宗,他在各方面的建树,在宋代文坛上发生过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写作的《归田録》,则为笔记体的写作导夫先路,且为这种文体的写作树立起了范本的作用。欧阳修自云此书乃依李肇《国史补》而作,而李肇之撰《国史补》,则自云乃仿刘餗《传记》而作。李氏《序》云:“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2]明示其写作宗旨就在排除鬼神梦幻类无法征实的传闻,也不载男女猥亵的情事,这就与志怪和传奇划出了界线,宋代笔记一般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的。

   由此之故,我在研究唐人轶事时,喜用“笔记小说”一名,因为其时笔记与小说确是不易区分。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録《中朝故事》二卷,提要云:“上卷多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则杂録神异怪幻之事。”[3]说明此书即由笔记、小说二者组合而成。到了宋代,则二者分列,少见杂乱之作。吾等今日编纂《宋人轶事汇编》,采録的絶大多数材料,出于笔记而非小说。

   在此还可附带讨论一下与笔记性质相近的另一种文体。唐宋两代,诗歌成就极为辉煌。自唐代起,产生了“诗话”这一新的体裁。宋词兴起,于是又有“词话”一端。这类文字实与笔记为近,只是内容偏于文学鉴赏与文坛掌故,内容较为单一与明确。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中有“诗文评”一类,内又分为五小类,且各举例以明之。中云“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4] 这就是说,唐代的诗文评与宋代的诗文评内容上有所区别。区别何在,似乎还可以作些说明。

   孟棨一作孟启,当以作“启”为是。《本事诗》者,乃言诗之本事,介绍诗篇产生的背景。这是中国文学的特色,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5]可知知人论世也是我国史官传统的一种表现。

   唐代首先出现诗话这一体裁,然数量不多,最著者也就是范摅的《云溪友议》、孟启的《本事诗》,以及已经散佚的卢瓌《抒情诗》等数种。从这些诗话的内容看,大都具有传奇的性质,故事曲折离奇,配合著名诗篇,确是引人入胜,但却未必可信。例如《云溪友议》卷下《题红怨》中记宫女题诗于一红叶上,偶为书生卢渥所得,后卢氏任职范阳,遇宣宗省却宫人,许从百官司吏,此题诗宫女适得配卢渥。此一传说,已成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而未必就是事实。又如《本事诗》中记韩翃与柳氏悲欢离合的故事,亦即著名的《章台柳》诗本事,许尧佐已写成传奇《柳氏传》,孟启重又载入书中,又云“开成中,余罢梧州,有大梁夙将赵唯为岭外刺史,年将九十矣,耳目不衰。过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听,云此皆目击之,故録于此也”。[6]则是故事又似可信的了。又如《太平广记》卷二七九引《抒情诗》,叙韦检与其鬼妻唱和事,或系卢瓌自编的故事,因为唐传奇中常见这类诗人与亡妻唱和的趣闻。这类文字,大都出于作者为了表现自己的诗才而自拟,自然不能作为史料看待。

   由此可知,唐人诗话内容真真假假,难以判定其可信与否。欧阳修作《六一诗话》,也与唐人诗话面目大异,排除了鬼神梦幻与男女情爱等内容,已是纯粹的评论诗篇之作了。即使言及诗之本事,也以如实抒写为重。后出的诗话,大体都是同一类型之作。

  

   二 唐宋两代文士对待国史的不同态度

  

   在唐代的史料笔记中,“国史”起过很大的作用,前后许多知名与不知名的作者都曾大量引用国史中的材料。唐人笔记中呈现的这一情况,似乎很难解释:深藏宫廷的国史怎么会被位处下层的一些作者所利用呢?

   这是因为唐代朝廷对国史的管理并未规定严格的保密制度。《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国史》曰:

  

   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録》各二十卷。……仍遣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7]

  

   这里对阅读者的品位虽有所规定,但此门一开,不难想见,与这些大官员有关系的人也就有其可能接触到国史。况且中唐之后,战乱不断,京师残破,史馆中的材料多次外泄,社会上的各式人等也就有其可能接触到国史。

   李翱在《答皇甫湜书》中说:“近写得《唐书》,史官才薄,言词鄙浅。”[8]可知他也读到过国史。《旧唐书•田弘正传》曰:“颇好儒书,尤通史氏,《左传》、《国史》,知其大略。”[9]说明社会上的各式人等已把阅读国史不再视作难事。

   这类国史,还曾远播海外。日本藤原佐世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杂史家”中着録唐实録三种:“《唐实録》九十卷,司空梁国公房玄龄等撰;《唐实録》九十卷,中书令许敬宗撰;《高宗实録》六十卷,武玄之撰。”[10]这些国史显然是日本的遣唐使通过各种关系辗转获得的。只是这些国史在各种书目上的记载篇幅差距很大,可知唐代国史在辗转传播的过程中,历经多人抄写,面貌往往会有差异。

   《旧唐书•经籍志上》中说:“天宝已后,名公各着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11]说明唐人撰述时,每引《国史》中的材料为左证。后人看到唐人引用《国史》时,自不必多所惊怪。[12]

   唐代一些笔记的作者,社会地位不高,但书中却往往大量引用《国史》中的材料,如《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着録胡璩《谭宾録》十卷,注曰:“字子温,文、武时人。”又“杂史类”着録刘肃《大唐新语》十三卷,注曰:“元和中江都主簿。”而此书前有元和丁亥自序,署衔“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13]可知二人社会地位都不高,然而书中却録入不少出自《国史》的材料。后出之书,如《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着録《芝田録》一卷,不着撰人,《说郛》各本则署丁用晦撰,宋无名氏《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一八《刘毅斋名》条、《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三均引,亦作丁用晦撰,其人情况不明,其书则亦引及《国史》,可见唐人不论身处何位,均有可能接触“国史”,而径自将之纳入己作。

唐代那些勤于著述的文士,有可能会同时看上一些热门的题材,有的则径自将前人的同类著作改写后编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1441.html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论丛》( 2011.3,总第一〇三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