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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唐宋人物轶事的不同风貌

更新时间:2015-08-18 23:53:21
作者: 周勋初  
因此唐人的一些笔记小说中时见有类同的文字出现。如刘肃撰《大唐新语》,很多故事与刘餗的《隋唐嘉话》类同,佚名的《大唐传载》中的文字则每与《隋唐嘉话》中的文字相混。丁用晦《芝田録》,不但屡引唐代前期产生的文字,而且征引魏晋南北朝人的文字。李浚的《松窗杂録》,也有不少条目出于前人的著作。至于像孙光宪的《北梦琐言》、王定保的《唐摭言》等书,征引前人文字时,则常加以说明,已是比较规范的著作态度了。

   相比之下,宋人笔记的体例就要纯粹得多,他们一般只録亲身闻见之事,不依辗转传抄的材料而杂纂成书。因为宋代笔记的作者均由科举晋身,社会地位普遍较高,对于笔记的性质偏于史的传述,比较自觉,因此所用的材料,比之唐人之作,也就可信得多。

   宋代笔记作者的身份前后也有差异,由于国势的强盛与衰微,情况不同,涉笔者的身份随之有所不同。据张晖统计,“北宋笔记作者大都是官员,占总数的75%,其中达官显宦也较多,仅中央六部以上的官员就有九人。南北宋之间笔记作者是官员的占总数的50%,南宋笔记作者是官员的约占总数的59.7%,都低于北宋的比例。而且这两个时期的笔记作者的所任官职大多数都较低微”。[14]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可以认为是由南宋之时笔记体的撰述更趋普及,文士染指者益众而造成的。

   作为宋人轶事来源的大宗之一,笔记的写作还受到宋初修史之风的影响,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影响尤为深远。

   司马光在主持《资治通鉴》的修撰时,先命几名助手将各种材料汇成长编,而在定稿之时,则又将材料去取过程中所思考的一些问题记録下来,另外编成《考异》三十卷。他在《进书表》中说,他曾“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又“参考羣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15]这就树立起了一种操作规范。考察史实时,既要注意官方记録,也要注意民间记载,目的则在最大限度地追求事实真相。

   中晚唐时,政治局面混乱,朝廷已无能力正常地纂修国史。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的传记,只能大量采録笔记类的史料。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情况类同,而他在考核各种史料时,发现国史的可信程度,有时反而逊于笔记类著作。《资治通鉴》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五年( 622) 十一月,帝“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亲”下引《高祖实録》与《太宗实録》,历数二人恶行,而后《考异》曰:

  

   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16]

  

   又《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843) 四月,记“李德裕请讨泽潞”事,《考异》按曰:

  

   《旧纪》、《传》及《实録》所载德裕之语,皆出于《伐叛记》,《伐叛记》系于四月刘从谏始亡之时,至此君相诛讨之意已决,百官集议及宰臣再议,皆备礼耳。德裕之言,当在事初,《实録》置此,误也。[17]

  

   司马光的这种著作态度,旧史与小说并重,对史料不抱成见惟求其是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史识。影响所及,宋人写作笔记时已把求真放在首要地位,也激发了文士及时记録时事的热情。

   司马光还撰有《涑水记闻》等笔记多种。写作的目的,是为撰写《资治通鉴后记》积累数据。此书因故未成,但《记闻》一书却也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此书影响所及,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中明晰可见,而对后起者写作的笔记来说,也有先导作用。

   宋太宗赵光义猜忌太祖长子德昭会依历代帝王继承的常规继承皇位,迫使其自尽,司马光在《涑水记闻》卷二中记曰:

  

   时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东之赏,议者皆以为不可,王乘间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未晚也!”王皇恐还宫,谓左右曰:“带刀乎?”左右辞以禁中不敢带。王因入茶果合门,拒之,取割果刀自刭。[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太平兴国四年(979) 八月甲戌记此事,采司马光说,而在注中介绍《国史》中的赵德昭“本传云:德昭好啖肥猪肉,因而遇疾不起”,[19]显然,这是史官的曲意掩饰之词,宜乎李焘弃之“不取”了。由此亦可见到司马光在笔记体的创辟上贡献之大、影响之深,而宋代帝王对文士实録时事的宽容态度,也是历史上所少见的。

   由上可知,宋代笔记作者的情况前后各异,其特点可没有多大变化。总的说来,作者已经摆脱前时风行的志怪与传奇的影响,史学观念普遍趋于求真,不再仰求国史之类的特殊史料,而是致力于提供亲身闻见的事实,因此显得平实可信。只是唐人那种绚烂而富有朝气的风貌也消失不少。宋代诗话与笔记的情况相同,也已成了衡文之作和记载故实的材料,唐人的那种配合诗篇而精心构拟的绚烂故事,都已趋于絶迹了。

  

   三 唐宋轶闻中典型案例之分析

  

   常言说:“人以类聚,物以羣分。”政治纷争中,如有一羣人持同一观点,为同一图谋而合力,那在反对者的眼中也就认为是在结党营私,而在古人来说,则往往会称之“朋党”。西汉时,刘向为了反对外戚擅权,威胁刘姓皇权,乃上封事,极言“朋党”之害。东汉桓、灵之世,宦官把持朝政,一羣士大夫起而抗争,反而遭到执政者的镇压,史称“党锢”之祸。可知“朋党”之说,一直是中国士人关心的话题之一。

   唐代李德裕撰《朋党论》,极言汉代政治的鉴诫作用。他所攻击的对象,自然是围绕在牛僧孺周边的一羣人物。对他来说,当然认为对方是“朋党”,自己则不存在“朋党”问题,所以纔能如此义正词严地加以谴责。

   但历史上却一直把他归为牛、李党争中李党的党魁。孔平仲《续世说》卷一一《仇隙》曰:

  

   牛李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纷纭倾陷,垂四十年,文宗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杨嗣复、李珏、郑覃作相,屡争论于上前。李珏曰:“比来朋党亦渐消弭。”覃曰:“近有小朋党生。”覃又曰:“近日事亦渐好,未免些些不公。”然嗣复、珏,牛党也;覃,李党也。德裕为相,指摭僧孺,欲加之深罪,但以僧孺贞方有素,无以伺其隙。德裕南迁,所著《穷愁志》引里俗“犊子”之谶,以斥僧孺。又目为“太牢公”。其相憎如此。[20]

  

   孔平仲是宋代人。他对牛李二党的评价,因为已经隔了一代,不再含有功利的考虑,态度趋于公正,但在介绍牛僧孺与李德裕的为人时,看来还是受到晚唐时期很多笔记作者的影响。

   李德裕丑诋牛僧孺的话,因其所撰的《穷愁志》一书已经残佚,难得确证,但从李德裕周围一些人的笔记中,还是可以看到不少含有恶意攻击的文字。

   刘轲撰《牛羊日历》,内云:

  

   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荡无检。乡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与前夫义絶矣,及贵,请以出母追赠。《礼》云:“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又曰:“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简,是夏侯铭所谓“魂而有知,前夫不纳于幽壤;殁而可作,后夫必诉于玄穹”。使其母为失行无适从之鬼,上罔圣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识者乎?作《周秦行纪》,呼德宗为“沈婆儿”,谓睿真皇太后为“沈婆”,此乃无君甚矣。[21]

  

   这种文字,辱及对方母亲,可谓不择手段。而他提及的《周秦行纪》一文,更是编造故事,罗织罪状,妄图置之于死地。有关此事,屡见唐宋人的记载,张洎《贾氏谭録》曰:

  

   牛奇章初与李卫公相善,尝因饮会,僧孺戏曰:“绮纨子,何预斯坐?”卫公衔之。后卫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谴逐。世传《周秦行纪》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开成中,曾为宪司所核,文宗览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事遂寝。[22]

  

   有关韦瓘其人与李德裕的关系,李德裕本人是否曾作《周秦行纪论》,学术界颇多争议,殊难论定。[23] 然此事屡见唐末记载,如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亦曰牛氏“先是撰《周秦行纪》,李德裕切言短之”,[24]可知牛李党争中的流言蜚语和是是非非,在中晚唐政坛上仍然风波迭起。

   《周秦行纪》纯为虚构,非纪实之作,这是不难看出的,所以今人称之为传奇。有些学者认为出于唐末人之手,则尚可再议。小说藉牛僧孺之口称代宗皇后为“沈婆”,呼德宗为“沈婆儿”,唐末距此已久,也就没有多少现实意义,而且从贾黄中、孙光宪等人的年代来看,他们看到的东西,应当出于中晚唐纔合适。由此推断,《周秦行纪》、《周秦行纪论》等文,一定出于李党或是拥李者之手。

   李德裕是否有党,近人也有争议。牛党中人也有持平之论。《东观奏记》卷上曰:

  

   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德裕虽丞相子,文学过人,性孤峭,疾朋党如仇雠。[25]

  

   此书作者裴廷裕的外叔祖李珏为牛党要人,书中对牛党中人时多美言,但对李德裕之为人的理解,可称正确,用笔也有分寸。他认为李德裕没有经营过什么朋党。《玉泉子》曰:“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奬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絶于附会,门无宾客。”[26]所述与《北梦琐言》卷三相契,亦与裴论符合。

   过去研究牛李党争的专家中有一种意见,以为李德裕代表的是贵族高门,牛僧孺代表的是新进进士,即下层文士,二者之间还有那么一点阶级矛盾的意思。实则此说没有什么文献根据。唐人笔记中大量记载着李德裕奖拔孤寒,亦即为新进进士阶层中人打开仕宦大门的事例。《唐摭言》卷七曰:

  

   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27]

  

   则是李德裕对下层士人甚为关心,颇得进士阶层的拥护,这些《云溪友议》等书中均有详细记叙。范摅又云:

  

   或问赞皇公之秉钧衡也,毁誉如之何? 削祸乱之阶,开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乃顾。是以结怨豪门,取尤羣彦。[28]

  

   这种评价,可谓中肯。李德裕功勋卓著,但锋芒毕露,这就威胁到了宣宗的皇权,再加上今上与武宗有宿怨,至是迁怒于前朝宠臣,于是采取不正常的手段,将之远谪海南,牛党中人乃纷纷落井下石,发泄私愤。《南部新书》卷丁曰:

  

   大中中,李太尉三贬至朱崖,时在两制者皆为拟制,用者乃令狐绹之词。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往往有俗传之制,云:“蛇用两头,狐摇九尾;鼻不正而身岂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谤也。[29]

  

阅读唐宋两代人物的笔记,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唐人笔记中,尽多这种造謡污蔑的文字,尤其到了中晚唐时,更是层见迭出。例如牛党要人卢言在《卢氏杂说》中引时人所作的二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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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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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文史论丛》( 2011.3,总第一〇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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