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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伯清:从同情到尊敬

——中国政治文化与公共情感的变迁

更新时间:2015-08-17 09:17:18
作者: 成伯清 (进入专栏)  
保持高涨的士气,以实现革命目标。“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民心不再是需要被动适应的对象,而是可以转化为积极向上的动力源泉。在鼓舞干劲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要“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这种同甘共苦的作风,是能够保持情感凝聚力的关键因素。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取得了一些引以为傲的成就——改革开放之后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30年的基础性建设,但是也带来了诸多破坏性的乃至毁灭性的后果,于是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包括诸多层面,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将民众的政治激情转到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从集体生活回归到私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利益并非驯服激情的良方。当民众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发家致富的活动之中时,并不总是能够心满意足,特别是当利益分配不均、急剧的变迁导致心灵的无根状态、市场经济带来人情淡漠,加之日益膨胀的官僚体制对于民众感受迟钝时,不满、愤怒和怨恨就出现了。其实,自改革开放始,“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就一直存在。其中的关键,恐怕并非民众的挑剔或忘恩负义,而是基本的公平感的缺失,从中国的情感文化角度看,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上下之间的隔阂或者说干群关系的疏远;换言之,是权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失去了基本的同情和关怀。

  

   如果说传统的制度安排,赋予个人道德以无比的重要性,而现在根据详尽无遗的组织原则来统摄一切,恰恰可能导致个人的不负责任和缺乏羞耻心。目前我们的领导组织框架还是任务取向的,这种模式在夺取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是有效乃至是必要的,但由此形成的严格的上级和下属的关系模式,却值得我们反思。这种等级关系模式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从政界到商界,从学界到宗教界,都讲究级别,而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所期待的平等,常常无处可寻。当各级官员只知服从上级而缺乏对所管辖民众的责任意识时,麻木不仁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社会的管理层面,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的圈子,一则日益繁杂的事务,二则压力型的管理模式,导致置身其中的人,无暇深入实际,走向民间。失去了崇高理想的权力还很容易演变为“势利主义”,仗势欺人,唯利是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整个管理制度都是向上负责,且官员本身如果没有找到靠山、编织出强有力的关系网,其自身的权利和权力也可能得不到有效保障;相应地,面向民众的政绩并不是升迁的保证,因为民众在其升迁中不起决定作用。在这种格局之下,民心已然无足轻重,尽管事实上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都将人民放在首位。

  

   此外,从情感文化的角度讲,当代国人普遍摒弃同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最初的贤哲引进这个学说,主要是出于保国保种的焦虑,以促吾人发愤图强,但这种观点最后竟渗透到内部的日常社会竞争,以至于对落后或者弱势者,都让人觉得不应同情。但是,怎样确定落后与否呢?现在就是根据GDP主义。在这种狭隘的发展主义之下,许多优良的传统价值遭到清洗。当然,革命传统中对于温情主义的严酷压制,也是这种倾向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弱者或失败者,普遍表现出鄙薄的心态,并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理由来寻得心安理得。遵循丛林法则的权势和财富竞争,已让人不再相信眼泪。社会上利用同情而制造的种种骗局,更是使普通民众都必须硬起心肠,对本应同情之事视若无睹。但没有同情心的社会,情何以堪?

  

   尊重与公共情感的启蒙

  

   情感是人生存于世的基本体验,一个社会的公共情感氛围,其实涉及到所有人的幸福感。没有了崇高道德的追求和约束,没有了真挚的情感作为动力,一个社会系统或许能够自主运行,但此时置身其中的人,不过是系统的零件。

  

   在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目前我们社会中,有些情感,往往是相对比较美好的,比如善良、纯真、忠诚、同情心、羞耻感等,正在逐步消退;而有些情感,往往是相对比较负面的,比如猜忌、愤怒、仇恨、怨毒、绝望等,却在不断强化。我们不难发现,影视作品中的情感演绎越来越阴暗、虚伪,其中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官场,越来越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不管它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但它们肯定是潜移默化的“情感教育”。在相对自主的赛博空间,我们也不难发现公共情感的严重失范状态。随便在哪个论坛,网民们似乎都是怒气冲天,对于政府官员和富人充满了讥讽和怨恨。官员的贪婪和缺乏基本的操守,富人的嚣张和狂妄,经常成为公共情感宣泄的狂欢对象。特别是当官员在处理重大公共事件上不能及时满足民众的要求和期待时, “麻木不仁、不够人性化和缺乏同情心”的斥责便扑面而来。也因此,不少人对于未来甚至呈现出绝望的心态。在此耐人寻味的是,网民们所遵循的情感文化,依然受制于原有的情感话语逻辑。也就是说,最初成功地发动群众的情感策略,现在反过来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当然,作为弱者,除了诉诸传统的道义情感之外,可以选择的自我主张的手段的确极为有限。但是这种缺乏宽容和理性的情感宣泄,这种怨恨式批判,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倒可能加深社会隔阂和断裂。

  

   当前这种局势的形成,主要是结构性因素所致,因而只有从结构上解决相关问题,才是根本之道。不过,面对这个越来越情绪化的社会,我们不能等到结构性问题解决之后方才注意情感问题。情感一旦形成,就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在公共情感问题上,可以说,近代以来,我们政治文化中的情感动员和疏导理念并未完成充分的现代化转型。进而言之,“文革”过后,中国社会的公共情感的培育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因为有关人性与人道主义的讨论,刚刚从理念上解放思想,马上就集体性地转向了功利计算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之中。而我们公共情感的表达方式,依然采取的是传统的道义逻辑。

  

   如何进行公共情感的启蒙?笔者以为,关键是重塑情感的道义基础,转变我们的情感文化。重塑道义基础,就是根据适合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理念来培养公共情感。经常有人将情感和理性视为对立的,且重理性而轻情感。其实,当代的科学研究表明,情感和理性是相互支持的,共同建构了人类体验和认知的核心能力。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社会情感乃是一再重复的结构性体验的沉淀和升华,其中必然包含着特定的理性。而理性在社会情感的塑造中,也可起到关键的作用。情感的形成和表达受制于感受规则,而后者乃是情感文化的重要部分。

  

   那么,我们应该依照何种理性来塑造情感呢?康德当年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所提出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康德区分了理性的“公共运用”和“私下运用”。所谓公共运用,就是指共同体中的任何人,以一种学者的方式在全部听众面前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进行论辩;而所谓的私下运用,就是一个人根据自己所受任的岗位或职务来运用自己的理性。为共同体利益计,确实需要通过特定的机制,使一部分成员完全被动地顺从共同体的安排,来实现公共的目标,这是必要的理性的私下运用。但是,为共同体的长远利益计,必须倡导理性的公共运用,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带来人类的启蒙。理性的公共使用,可以让人们去发现公正和正义的原则,去发现人性可能的美和价值,去肯定人的尊严。

  

   显然,在我们这个社会,真正进行理性的私下运用,不依仗职务和岗位谋取私利已经算是恪尽职守了;我们离理性的公共运用还很远很远。但毫无疑问的是,理性的公共运用不仅可以使我们反思现实和体制的局限,而且可以通过沟通理性探寻道义所在。崇高的道义也是纾解苦痛和培养高尚情操的最有效方式。我们的社会,正如“未富先老”一样,也是未进入现代就已先拾取了后现代的牙慧,不相信崇高甚至拒绝崇高。特定行为、现象是否崇高,或许值得探讨,但如果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崇高,何来崇高?在这种情境下,就只有德行和品行上的“竞次”了,即冲向底线的竞争。这无疑是一种群体性的向下沉沦。

  

   就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启蒙而言,首先要确立约束和引导情感的普遍原则,树立普遍原则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威。惟其如此,方能杜绝种种莫名其妙乃至匪夷所思的特权观念。普遍的价值理念,应是强调成就取向而非仰赖先赋条件,坚持人格尊严的平等,贯彻基本权利的保障。此外,也只有通过理性的公共对话,我们才能找到公共的精神家园,才能强化我们对于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感受力。

  

   在情感文化的重塑中,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我们要将同情的伦理转变为尊重的伦理。在传统的仁政理念中,同情不但经常是难以有保障的,而且带有屈尊和施舍的味道。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所应遵循的是尊重伦理。这不仅是因为在一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社会中,民众的社会尊重的需求应该得到满足,也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运作,更多的是基于平等者之间的合作,而非零和性的权威模式,即上级在各个方面都优越,而下属则完全处于从属地位。正如拉希所说, “公民生活不是依赖于同情,而更多地依赖于互相尊重……我们同情受苦受难的人,尤其是那些大苦大难的人。但是,我们尊重那些拒绝利用自己的苦难去博取别人同情的人,我们尊重那些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遵从一视同仁的客观标准的人”。具体而言,尊重是一种对待他人及其权利的态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人格尊重和权利尊重。尊重他人,也就是给予他们应得的尊严。同时,尊重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在尊重他人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真正拥有人的尊严。一个作威作福者,自身是不可能体现出一个人应当有的尊严和美德,只是表现了一个势利者的傲慢而已。

  

   其实,中国古人对尊重伦理已有足够的强调。《礼记》开宗明义就是,“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并反复申述“礼之本在敬”。虽然古今所尊敬的对象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是对于此类智慧,我们何尝又充分汲取了呢?

  

   [此项研究受到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体验”)的资助,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2]顾立雅,高专诚译,孔子与中国之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314、315.

     [3] Schwarcz, Vera.A Curse on the Great Wall.Theory andSociety,1984: 13.

     [4]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5]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05.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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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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