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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伯清:增长机器与辉煌景观

——从隐喻的角度反思中国城市发展

更新时间:2015-08-17 08:20:23
作者: 成伯清 (进入专栏)  
以争取城市的自治权。没有参事会、议会、或由商人与工匠所组成的政治团体……之势力的兴起。……作为帝国堡垒的城市,受到法律所保障的‘自治’比村落要少”(韦伯,2010:41-43)。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是因为韦伯准确而多维度地概括了中西城市的差异。不过,韦伯基本上没有从正面来讨论中国城市的内在运作机制,仅是从中西对照中发现中国城市缺乏西方城市的特点,特别是自治权,因此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担纲者。当然,如今的中国城市,已与韦伯所了解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了。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固然没有改变,还是严密地统摄于行政系统的等级序列之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相应的“行政级别”),但已获得一定的自主性。事实上,改革开发的过程,就是中央向地方行政性分权的过程,赋予地方以相对独立的利益,并强化了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各级政府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地介入到经济发展,从上到下形成了压力型和增长性政府(张京祥、吴佳、殷洁,2011)。

  

   而在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城市成为增长主体之后,“经营城市”理念盛行起来。经营城市,就是视城市为资产,经营城市的目的就是盘活和提升城市的资产,使之流动起来,以适合市场优化配置的需要。同时或者随后出现的其他说法,譬如城市作为“品牌”、“历史名城”乃至“花园城市”、“生态城市”等等,都从属于这种经营城市的增长主义逻辑。那么,如何来经营城市呢?城市的核心特性就是空间上的集中,即土地的集约化使用。于是,经营城市,首要地落实在城市的核心资产即土地的经营上。而根据中国的土地制度,土地虽名为国有,其实际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却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虽然并非地方政府的所有土地使用规划都能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批准。

  

   这种城市经营的逻辑,跟“城市作为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的隐喻,若合符节。莫洛奇在“城市作为一种增长机器:迈向一种地方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这种观点(Molotch, 1976),并在与罗根合著的《城市财富:地方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予以了完善(Logan & Molotch, 1987)。这种观点认为,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本质,实际上都是增长,而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为一小撮地方精英所统治,他们在地方发展和增长上具有共同的利益。这些精英利用公共权威和私人力量作为所谓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谋求增进他们自身在地方的利益。他们将城市变为实现增长目标从而增进他们财富的工具。于是城市就成为一部增长机器。当然,城市作为增长机器的运作,对于城区中以及城区之间的增长的质量和分布,具有至关紧要的影响。

  

   这种观点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能够着眼于影响土地使用、公共预算和社会生活的地方权力结构的实际运作。一个城市的社会结构,大体上是围绕着土地收益的增长和分配而形成的。“土地,作为地方的基础构成,是能够带来财富和权力的市场商品,也因此,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对它具有强烈的兴趣”(Molotch, 1976:309-332)。所以,一幅地图,无论是关于一小块土地,还是整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和政治的分界或者地貌,也是一幅相互竞争的土地利益的马赛克,从中可以孕育出策略性的联盟和行动。城市精英基于利益共识而推动的“共同土地增值纲领”(common land-enhancementscheme),是理解城市内部结构和动力的关键。“发展资源的稀缺性,意味着政府成为用地利益集团竞逐的舞台,他们试图获取公众的财富,也试图去影响那些可能决定用地收益的决策”。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地方的增长意味着该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财富向特定的地方精英团体转移”(转引自李林艳,2008)。

  

   这一隐喻所揭示的机制,在中国一样发挥着作用。当然,其间也存在着一个演变的过程。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积极寻求其他收入来源,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推行,使原本为国家全部占有的土地收益开始分流到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和发展模式为之大变。即便后来实行土地储备制度,相对完善和统一了土地使用的管理,但是地方政府以土地升值作为经营城市的动力的格局已经确定。而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城市的行政管理体制。城市作为发展的利益主体位置确立以后,却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涉及城市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发展规划,未能有效纳入相关利益方的共同参与和磋商的框架之中。城市支配者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这种管理模式,带有明显的韦伯所谓的家产官僚制的特点。“家产制国家通过支配者之恣意,提供了整个可以自由利用的、作为积累财富之狩猎园地的空间。只要是传统的或定型化的约束没有明确设限的地方,家产制即赋予下列这等人致富的自由空间:支配者、廷臣、宠幸、地方长官、官员、税收者、各式各样的恩宠中介者与拍卖者、兼具包税者、御用商人与贷款者身份的大商人与金融家”(韦伯,2004:246-247)。于是,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成为罗根和莫洛奇所谓的“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狩猎财富的园地,而弱势群体在这种发展游戏中,所得甚微,甚至受到侵害。各地频发的由强拆导致的悲剧,就直接体现了这种发展逻辑的结果。而在“发展至上”或者“GDP 主义”的经营城市的主旋律之中,这种不和谐之音往往很快就被遗忘掉了。

  

   不惟如此,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也越来越企业化。凡是有利可图的,各方精英都一拥而上,而凡是不能带来直接利益或者政绩显示度的事情,基本上无人问津或是各个部门互相推诿。增长联盟日益娴熟地利用自己对于公共资源的垄断性权力和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力量,在城市中竞逐经济和政治利益。由于任期制度,这种竞逐也越来越短期化,地方政府甚至不惜以超出偿还能力的方式来融资,以求短期内“敢叫城市换新天”。地方债务的危机,多数与这种不切实际的城市发展大手笔有关。

  

   城市政府滥用发展和动员能力,并在这种过程中变得越发强大——至少在土地出让殆尽之前是如此——不仅导致与民争利或者侵害民众利益,而且也形成了城建冲动,甚至演变为建城冲动。建造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就是这种逻辑的一个极端例证。还有,过度的城市建设,可能摧毁原先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拆迁不仅使居民失去已有归属感的地方,也是将居民从原有社会支持网络中连根拔起。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城市扩张中,制造出更大的贫富分化。众所周知,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贫富分化的一个放大器(李林艳,2008)。原先,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别,可能仅在能否支付购房的首付款。而有能力支付的人,在购房以后,财富成倍增长,未购房者想要通过工资收入来弥补这种差别,通常是不可能的。高昂的房价似乎是增长了城市的财富,但也不仅将试图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也将包括新近毕业的大学生,挤到城市的边缘,让他们沦为“蚁族”(廉思,2009)。在“究竟是谁的城市”之类的质疑之中,难道我们不能隐隐?到社会基础发生断裂的声音吗?

  

   三、作为景观的城市:辉煌意识形态

  

   上文我们从增长机器隐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目前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当然,任何比喻都有片面性,这种视角也不例外。下面我们再通过景观的隐喻,透过中国城市的外在表象来剖析另外一种症状。

  

   城市作为景观,似乎并不构成一种隐喻,因为城市本身带有景观,美丽的城市有时本身就是一道风景。在西方,近年来兴起了所谓的“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但是,必须指出的,我们所谓的作为“景观”(spectacle)的城市隐喻,并非是指城市本身的自然景观(landscape),而是指一种人为制造的城市视觉效应。作为城市规划理念的景观都市主义,强调过程和流动性,强调自发的反馈,强调去中心化(Waldheim, 2006)。按照景观都市主义的设想,人应当生活在景观中,生态或者历史可以在景观这种载体中得到充分实现和展示。片面强调表面的环境美化的所谓“生态城市”或“园林城市”,未必符合景观都市主义的真精神。而目前在中国城市中,不惜巨资,努力把城市建设成看起来像景观一样,屡见不鲜,但无论从理念和效果来看,都与景观都市主义大相径庭。

  

   我们的城市建设,目前所孜孜以求的,不过是建设显示辉煌与奇迹的景象,以昭示发展的成就。有一个现象也许值得我们注意:几乎每个城市,都不惜代价,精心制作了城市规划模型,不仅显示城市发展的远景,也及时体现已有的成就。而且,这种规划模型往往放置在一个经常供人(一般游客可能对此不感兴趣,估计是上级领导和前来观摩考察的兄弟城市领导居多)参观的展厅,本身就成为一种景观。据说这种模型的制作,颇为讲究技巧:由于城市规划模型面积较大,比例较小,很难体现建筑的细节,因此,对于主要建筑特别是地标性建筑,要夸大比例制作,将实体模型与多媒体技术融合,生成逼真立体的绚丽场景。至于模型中的人,城市居民的生活呢?肯定反映不出来,但可以化为一串漂亮的总体或平均数据,比如人居住房面积或者 GDP 数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做法的背后,是一种可称之为“辉煌意识形态“的东西在起主导作用。所谓辉煌意识形态,就是强调惊人成就,讲究场面宏阔,凭借着巨大的气魄和气势制造出令人眩晕的壮观,以此来让人臣服。我们知道,中国现行的城市发展决策,并没有经过真正民主的程序以获得市民的同意。甚至总体领导权的正当性,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追求辉煌一方面固然显示了权力意志,另一方面的功用,就是显示和证明城市发展领导者及其道路的正当性和正确性。长期被教育得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民众,在伟大的实践成就面前,岂能不承认这种决策的真理性?因此,毫不奇怪,虽然媒体经常性披露和批判不切实际的辉煌工程,但最终还是屡禁不止,就是因为负责决策的官员在依照辉煌意识形态的逻辑行事。辉煌景观,既能从整体上证明权力的正当性,至少是运用上的正当性(“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确实,相较于西方依据预先确立的原则来获取正当性不同,中国社会似乎更能接受依据效果来辩护的正当性,“成王败寇”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又能显示具体执政者的“政绩”,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在制造辉煌景观的过程中还可能实现“增长联盟”的利益输送。于是乎,为了追求城市的超越式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后体现出来的,就是“集中景观”(concentrated spectacle)(德波,2006)。在权力的眼光所到之处,治下一片繁荣景象。其实,这种成就,经常不过是财政力量不受约束的集中使用的结果——至于由此导致的巨额地方债务,那是下任的事情了。而在这种景观中,弱势群体往往无缘涉足,至少,绝大多数辉煌景观是远离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这种景观,是上级考察者和观光者眼中的景观,而非城市普通居民心里的景观。城市,似乎越来越成为权力的秀场。

  

最能体现这种景观隐喻的,莫过于各个城市竞相上马的地标性建筑。因为在外在形象设计和寓意上想要独树一帜,实在太难了,所以此类建筑最终以“高度”来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确实,耐心地挖掘和重建真正体现城市精神的历史文化,并将之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发扬光大,在这个追求立竿见影效果的时代,肯定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而城市精神的空虚和缺失,正是要通过外表辉煌的建筑来进行弥补。美轮美奂的超高地标建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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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ang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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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中社会学会『21世紀東アジア社会学』第5号(2013年3月) (電子版) ISSN1883-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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