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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连:口传叙事、书写叙事及其相互转化

——以中国古代小说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5-08-16 23:41:59
作者: 孟昭连  

   一、  采诗与献诗

   口传与书写是人类文明不同阶段的信息传播手段,文字产生之前,口传是主要的叙事方法;文字产生之后,不少原来由口传承担的叙事任务,渐渐转化为文字,为书写叙事所分担。自此之后,口传叙事与书写叙事二者并存,适用于不同的传播领域与社会阶层。就文学而言,诗歌本是“言志”的,“言”即口头表达,因此最初的诗歌是口语创作。有学者认为《诗经》大约正处于口传向书写转化的时代,但也有人认为可能更早。譬如郭沫若《卜辞通纂》收录的一则甲骨文字:“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1]文学研究者大多认为这并非仅是简单的卜辞,因为占卜结果没有必要用这么整齐的句式,它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首整齐合韵的诗歌,是第一次用文字展示出来的歌谣。如此,则口传歌谣早在甲骨时代就开始向书写叙事转化。也许上例仅仅是特例,但随着文字表达的成熟,到了《诗经》的时代,口传向书写的转化显然已经相当普遍。宋人朱熹谓风诗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2]肯定风诗原本出自民间,大多是相恋男女为表达爱情而进行的口头创作,是经过这样的转化才变成书面语文学的。

   口传叙事既有悠久的传统,且有书写叙事所不具备的优长,那么何以要向书写叙事转化呢?比如口头创作的风诗,又是如何转化为书写形式的呢?关于这些作品的来源及形成,古代有很多说法,最为大家认可的是所谓“采诗说”。如《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天子采诗是为了考察下情,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有人认为其实采诗只是为了娱乐,如元人吴澄云:“国风乃国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辞,人心自然之乐也。故先王采以入乐,而被之弦歌。”[3]当然也不排除这两个目的兼而有之,既用来欣赏,也可以观民风。在此过程中,不论“行人”还是“采诗之官”,当他们听到口头表演的诗歌后,显然不是只用耳朵听,脑袋记,因为沿途采到的诗歌数量不会太少,只有用文字记下来才更准确,也更方便转达到天子那里。所以口传的民间歌谣,正是藉由天子采诗的机会,这才转化为文字的。因为这个机会,文人介入其间,他们很自然地用手中的笔把听到的歌谣转化文字记录。还有一种说法是“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可信性不强。如果这些孤老仅仅是因为年老没有依靠,官府就把他们养起来,并让其担当民间采诗的重任,很难令人置信。假如他们并不识字,根本没有书写能力,难道就靠脑袋记下听到的那么多民间歌谣吗?更何况,“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中间还要经过多次转述,难道都是靠各级官吏脑袋记忆和口头转达吗?这显然是难以想象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当“行人”从民间收集到口头歌谣后,马上就用文字记录下来,然后再把这种文字记录稿一级一级呈递上去,一直到达天子的手里。所以鲁迅先生在谈到文学的产生时曾这样说:“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4]所谓“记录下来”,也是说的用文字记录,而非仅凭脑瓜记忆。

   相对于“采诗说”经过了一个从口传到书写的转化过程,“献诗说”则是直接的书面语创作,并没有经过口传的阶段。《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晋语六》:“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而且《诗经》的一些篇章也明确记载了这种献诗的情形。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有的甚至写出了作者的名字,如《大雅》中的《嵩高》和《烝民》两篇都有“吉甫作诵”之句,“吉甫”即西周著名的贵族尹吉甫。公卿列士们写诗献给天子,除了讽谏,也有的歌功颂德。《诗经》中这两类内容都很突出。元人吴澄云:“朝廷之乐歌曰雅,宗庙之乐歌曰颂,于燕飨焉用之,于会朝焉用之,于享祀焉用之,因是乐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为是辞也。”[5]说的就是这类的献诗。由于“采诗”与“献诗”的作者不同,创作方法也有异,所以它们在语体上是有差别的。前者的作者是民间男女,作品内容是“道其情思之辞”,属于纯粹的民间口头创作,用的自然是口语,虽然经过采诗官以文字记录下来,其间甚至还经过了某些修改,但它在语体上还是较多地保留着口语化的特色,带着口传叙事的特征;“献诗”因为出自公卿大夫之手,属于典型的书面语创作,用的只能是文语雅言,所以它表现出更多的书写叙事的特点。只要将《诗经》中的风诗与雅颂稍加对照,这种差别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二、《汉志》中的“小说”

   以口传与书写的理论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似乎亦颇契合。具有真正文体意义的“小说”产生于汉代。《汉书•艺文志》首载“小说”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并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其后又有桓谭《新论》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以此为始,“小说”便开始具有文体的意义[6]。后世学者对《汉志》中的“小说”,多认识到其内容的浅薄琐屑,即所谓“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7],但对其来源及文体之形成,却着墨不多。事实上,“小说”之产生与风诗之形成颇为相似。《汉志》谓“小说”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说明最早的作者皆“刍荛狂夫”之徒,也就是庄农樵夫之类。因为街、巷为平民居住、聚集的地方,也是他们议论的好去处。这里人多,流动性强,便于信息的迅速传播。那么,他们“所造”者又都是什么言论呢?一般而言,“街谈巷语”大都指批评性的言论。李斯说:“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心非”与“巷议”相对,可见所指也相同。《史记》“百工谏,庶人传语”,张守节《正义》云:“庶人微贱,见时得失,不得上言,乃在街巷相传语。”说明议论王政的得失是“街谈巷议”的内容之一。张衡《西京赋》有“街谈巷议,弹射臧否”之语,弹射,犹言指摘、批评。开明的天子会利用街谈巷语而知民意,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所以《诗经》中有所谓“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大雅•板》),《国语》中有“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晋语六》)。将谤言闻于天子甚至可以受到奖励,《战国策》:“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齐策一》)当然,除了议论朝政,各种历史传闻、名人轶事以及“彼此谈论故事”[8],肯定也是街谈巷语者不可缺少的话题。分析《汉志》所列的小说作品,可以看出此类内容占相当比例。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东西,既比不上子书的深刻,也比不上史书的真实,所以一开始就不为人所重,是理所当然的。又因为“小说”来自社会最下层,作者是普通百姓,所以决定了它是口传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语体与子、史著作有重要区别。子、史著作都是脱离口语的文言书面语,而“小说”则不然,因为百姓庶民在街头巷尾议论朝政、传布各种流言或民间传说的时候,自然用的是口语,不可能是文绉绉的书面语。这时故事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民间传播,带着口传文学应有的一切特点。直到有一天,故事被天子派下来的“稗官”收集到,它就开始脱离原始的口传状态。鲁迅先生曾把初期小说的存在形式分别为“小说”和“小说书”。他说:“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9]这是极精辟的看法。他这里说的“小说”就是指口传阶段的故事,而“小说书”则是指形成书面语的故事。在鲁迅先生看来,口传故事才是小说的真正起源,民间的“街谈巷语”者才是小说的真正作者。如果没有“稗官”的收集整理,“小说”可能会永远保持着口传的原生态,成为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口头创作的“小说”都会自生自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政治的介入,令“稗官”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口传形态的“小说”,并把它们记录下来,这才成就了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汉志》谓“缀而不忘”,“缀”字的本意是指连缀字句以成文章,故这里的“缀而不忘”是特指用文字记录,而绝非以头脑记忆。因为头脑记忆毕竟有“忘”的问题,要使收集到的众多口传故事能原原本本地传达给天子而“不忘”,就必须用文字记录。这也明确告诉我们,稗官确实是将小说由口传转化为书写的关键人物。那么“稗官”究竟是何等官职?他们搜集街谈巷语目的何在?稗官之名虽不见两《汉书》及《汉官仪》,而《汉名臣奏》中既有“都官稗官”之说(颜师古注引),云梦秦简又有“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之语,可证稗官之职早在汉前就已经存在了。否则,刘歆撰《七略》是要进呈皇帝过目的,他不可能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官职。《汉书》颜师古注引如淳曰:“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卷三〇)如淳的意思是说因为街谈巷说皆为琐碎之言谈,细微而零散,与细米相类,故称说街谈巷说之官就叫稗官。由此也可知,稗官们收集口传小说的目的与前文说到的“采诗”其实是相同的,都是天子为了解民风民情而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文学的意味比较淡然。故古谚有云:“街谈巷议,倏有禆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鲁迅先生也说:“是则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得失矣。”[10]

   按理说,“稗官”收集“街谈巷语”是在执行朝中的公务,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性,他理当保留这些“街谈巷语”的口语化特征。但事实上并不然,“稗官”对口传故事作了“处理”,除了内容上的取舍与调整,在语体上把原本的口语改成了书面语。其实,“小说”与“小说书”最大的区别也正在于语体的口语化与文字化,反映在书面上,也就是白话与文言。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汉志》所载小说的部分散佚内容来看,与其他文体相比,语体上的差别并不明显,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白话倾向。我们知道,虽然一般认为文字是语言的反映,但口语表达与文字表达毕竟不同,前者是用声音符号,后者是用形象符号,因此二者不可能完全等同;再加上语言的流动性与文字的凝固性所造成的差距,所以书面语有异于口语是必然的。口语与书面语的差距,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古代的汉语与汉字的关系之中。语言学家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口语与书面语大体也还一致,但到了汉代,二者的差距就开始出现,以至“诏书律令下者……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下级官吏竟然难以看懂皇帝的诏书以及法律文书,可见当时书面语与口语已经有了距离。儒术独尊政策的实行,不但将天下的思想定于一尊,而且还通过严格的儒学教育,逐渐形成并确立了一种标准的书面语表达方式,即后来所说的“文言”。汉代的经史著作,几乎都是用的这种语体。其中《史记》、《汉书》作为这种语体的代表,成为后世一代又一代文人效法的永恒榜样。在文言占据书面语领域权威地位的形势下,白话只在佛教著作及民间乐府中偶有出现。至于小说作为一种新兴文体,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其语体只能向史书靠拢,所以《汉志》所载的“小说”作品,只能是文言而不可能是白话。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魏晋时期。研究者一般都把魏晋定为古代小说的形成期。魏晋小说向以写实著称,如明代著名小说史家胡应麟就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11]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引述过这段话,并认为六朝鬼神志怪之作,“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12]。鲁迅先生对胡应麟的论断是表示赞同的,认为魏晋虽有不少后人称之为志怪、志人的小说作品,但那并不是自觉的小说创作,而是把鬼神之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记述,与写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魏晋小说是如何写成的呢?其实,也与口传文学有不可割断的联系。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搜神记》作者干宝在自序中述其故事来源,有“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缀片言于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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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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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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